富友支付IPO长跑十年：股东清仓式分红，因合规屡次被罚近700万

来源 | 新经济观察团旗下毕读财经

十年IPO长跑，三次招股书折戟，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友支付”）的资本市场征程再度陷入焦灼。

5月8日，富友支付港股招股书第二次超期失效，这家持牌支付机构次日旋即第三次叩响港交所大门，展现出近乎执着的上市决心。但在坚持背后，种种隐忧也如影随形。增收不增利的困局与频发的合规罚单，犹如双重枷锁拖缓了富友支付的上市步伐。

从2015年首度冲击A股到如今多次冲击IPO未果，富友支付的资本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演绎了中小机构在监管趋严、巨头挤压下的生存突围困境。富友支付能否成功登陆港交所，关系到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更考验着管理层如何在日益严格的监管环境下寻找新的增长点，真正走入健康、向上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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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增收不增利，盈利能力承压

富友支付成立于2011年，当时行业正处在第三方支付牌照首批发放浪潮中，富友支付很快获得由中国人民银行办法的《支付业务许可证》。作为富友集团旗下核心成员，富友支付又很快获准在全国开展银行卡收单和互联网支付两项业务，迅速切入商户收单市场。此后十余年间，通过牌照扩容，富友支付逐步构建起覆盖智能收银终端、扫码支付、跨境结算、基金代销等场景的全牌照生态，年受理规模突破万亿。

看似光鲜的资质壁垒背后，业绩隐忧也在悄然浮现。最新财报数据显示，2022-2024年，富友支付的收入分别约为11.42亿元、15.06亿元、16.34亿元，虽然公司营收逐步上涨，但2024年营收增速明显放缓；此外同期经营利润分别为8821万元、1.12亿元、1.04亿元；年内利润分别为7116.5万元、9298.4万元、8432.5万元。

尤其是2024年，富友支付在营收增长的同时，净利润相较2023年逆势下滑9.3%，仅有8432.5万元。增收不增利的困局与公司业务结构性顽疾脱不开干系。富友支付超九成收入依赖综合数字支付服务，2024年，公司综合数字支付服务收入占到总收入的92.5%，其中境内支付又占综合数字支付服务收入的90.74%。

与此同时，在支付宝、微信支付寡头垄断的格局下，富友支付被迫以让利换市场。2024年，公司毛利率回升至25.9%，但相比2022年的28.4%，仍下降了2.5个百分点。对于盈利能力下滑一事，富友支付在招股书中表示，计划通过发展数字化商业解决方案改善盈利。然而该业务目前仅贡献5.3%的收入，短期内恐怕难以成为营收支柱。

面对业绩的层层重压，富友支付并未放弃追求资本市场的认可。自2015年起，富友支付就开始筹备上市计划，最初尝试通过A股市场实现这一目标。期间，富友集团先后与兴业证券、东方证券签订辅导协议，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功上市。2021年，富友支付再次更换保荐机构为国金证券，但依旧未能突破困境。

随后，富友支付转向更为宽松的港股市场寻求机会。2024年4月30日，富友支付首次向港交所提交上市申请，然而该申请在同年10月失效；同年11月8日，富友支付第二次递交申请，但在今年5月8日再次失效。可见虽然富友支付在支付行业有着深厚的根基和技术实力，但在资本市场上的道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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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清仓式分红，四年套现3.25亿元

在富友支付多达68名股东组成的庞杂股权图谱中，我们隐隐能够穿透股权，看到家族经营的痕迹。通过富友号、上海添之富、上海添友等十余个嵌套平台，创始人陈建家族编织出环环相扣的资本网络。陈建个人仅通过富友号间接持有富友支付0.62%股份，但其作为普通合伙人实际掌控的上海添之富、上海添友分别持有富友号40.5%和37.89%权益，形成对核心持股平台的绝对控制。此外，陈健配偶蔡美珍直接持有富友支付2.33%的股份，其姐妹王华则通过上海擎仪间接持股，蔡美珍亲属朱灵君夫妇合计持股3.28%，家族成员合计控制权益超20%，与招股书宣称的无实际控制人大相径庭。

与此同时，打这激励机制旗号的上海添之富员工持股平台，更是摇身一变，成为家族利益输送的温床。该平台31名持股员工中，69%为陈建家族关联自然人，也就是说，平台表决权高度集中于陈建控制的普通合伙人，员工持股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家族巩固控制权的工具。

此外，监事会架构进一步暴露监督失效风险，三名监事中一人同时担任财务高管，形成运动员兼任裁判员的荒诞局面，而独立董事陈劲因过往保险业违规记录及行业经验错配，曾因众安保险违规事件被中国银保监会处罚，也使其履职独立性备受质疑。

更为夸张的是，2021-2024年上半年间，富友支付先后进行过4轮分红，分别为1.4亿元、0.25亿元、1.2亿元、0.4亿元，累计分红3.25亿元，均以现金形式进行派发，累计分红金额占同期净利润3.53亿元的92.07%。尤其是2023年，更出现净利润9298万元却分红1.2亿元的透支式操作。

回顾这几轮近乎疯狂的清仓式分红，陈建家族作为隐藏在背后的“大股东”，自然受益匪浅。但也就是在2024年3月，证监会发布《关于严把发行上市准入关从源头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试行）》，当中提到，要严密关注拟上市企业是否存在上市前突击“清仓式”分红等情形，严防严查，并实行负面清单式管理。同年6月，沪深交易所也明确了突击“清仓式”分红的具体标准：最近三年累计分红金额占同期净利润比例超过80%；或者累计分红金额占同期净利润比例超过50%且累计分红金额超过3亿元，同时募集资金中补流和还贷合计比例高于20%。

作为对比，富友支付此前92%的分红比例显然已经远超监管红线。更为讽刺的是，富友支付在港股申报材料中有关补充流动性的募资理由，与巨额分红形成尖锐对立。

种种因素叠加，先知先觉的机构股东开始悄然撤退。2024年4月，上海擎仪、宁波哲富等四家机构将所持7.3%股权转让给富友集团，但交易价格、受让方资金来源等关键信息均未披露。更值得玩味的是，早期股东特华投资，在2021年将股权溢价1.44倍转让给精达电商，而后者实控人与富友集团存在隐秘关联，很难不让人对这一番套现操作引发“左手倒右手”的资本游戏怀疑。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尚存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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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规问题频发，行政处罚近700万

除了股东清仓式分红外，对于富友支付而言，更严重的问题是，合规问题正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公司头上。自成立以来，富友支付因业务合规问题已经多次遭到监管处罚。

自2014年因预授权套现被央行暂停七省收单业务以来，富友支付的合规治理始终未能摆脱缝缝补补的被动状态。招股书数据显示，自2021年起，富友支付因未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而受到过四次行政处罚，总计690万元。其中，2023年11月央行上海分行开出的455万元反洗钱罚单，揭露富友支付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监测等基础风控机制形同虚设，时任董事长张轶群个人连带被罚8.5万元，显示出公司内控失效已渗透至决策层。

进入2024年，富友支付再次遭遇外汇违规罚单的连续暴击。2024年初，公司因外汇违规行为被罚没共计82.5万元，并在同年3月因违反规定办理经常项目资金收付再次遭到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处罚，暴露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富友支付应对复杂监管规则的力不从心。

针对连年受罚的现象，富友支付在招股书中解释称，截至最后实际可行日期，所有罚款均已缴清。被罚主要是由于负责人员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时对法规的了解不足或监督不力，并不涉及任何董事的不诚实或诚信问题。对张轶群作出行政处罚仅仅是因为其担任主席兼董事，而非因个人行为或不诚实。此外，富友支付也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并加强了内部控制措施。

但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富友支付在过去为P2P平台提供支付服务的过程中，卷入了47起相关诉讼。尽管大部分案件已经解决，但作为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可能在未来对公司造成财务和声誉上的损害。此外，从2014年至2024年间，富友支付收到了多达89起与P2P相关的投诉，虽然没有直接导致行政处罚或法律判决，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合规风险。

结语：

对于富友支付而言，面临支付宝、财付通、银联商务等寡头垄断的激烈竞争格局，想要异军突起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叠加公司内部管理及合规问题，层层风险之下，IPO前路仍然略显渺茫。这场向上生长能力与资本耐心的赛跑，或将决定其十年上市长跑的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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