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牵头60国成立新组织，24小时内一国迅速宣布退群

据报道，近日，中方外交部长出席5月30日在中国香港举行的《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签署仪式，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近60个国家及联合国等约20个国际组织派高级别代表参与。这一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距消息公布不足24小时，匈牙利国会于同日投票批准该国退出国际刑事法院，这场时间上紧密衔接的外交动态，悄然勾勒出国际争端解决体系变革的新图景。

这场由中国引领的国际治理实践创新，有着清晰的发展脉络与多边合作根基。2022年，中国与近20个立场相近的国家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倡议，经过多国共同努力，《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公约》谈判完成，各方一致同意将国际调解院总部设在中国香港。从参与主体看，此次签署仪式阵容颇具代表性：近60个国家跨越洲际界限，既有亚洲的巴基斯坦、老挝，非洲的苏丹、吉布提，也有欧洲的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等，20个国际组织的加入更凸显其全球治理的参与广度。这种多元参与格局，打破了传统国际机制由西方主导的单一模式，展现出新兴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协同发声的力量。

国际调解院（资料图）

国际调解院的核心理念，深植于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价值传统，与西方对抗性司法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全球首个专门通过调解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法律组织，其突出特点在于尊重当事方自主意愿，以灵活、经济、便捷、易执行的方式定分止争。这种“东方智慧”的实践，并非否定法律的作用，而是在法律框架内注入协商共识的基因——正如《联合国宪章》将调解列为重要争端解决方式，国际调解院旨在通过柔性治理路径，为国家间争端与国际投资商事纠纷提供更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70%的国际争端通过非司法途径解决，调解机制的专业化、机制化，正是对这一现实需求的回应。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调解院的筹建与匈牙利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形成耐人寻味的对比。匈牙利外交部5月20日披露，其国会以134票赞成、37票反对、7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退约动议，政府将按《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程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回溯事件脉络，去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今年4月内塔尼亚胡访问匈牙利当天，匈方即宣布退出决定，4月下旬正式向国会提交法案。匈牙利外长直言，国际刑事法院“出于政治动机的运作方式”引发对其公正性的质疑，该国无法支持“以政治偏见方式运作的机构”。这一表态并非孤例——近年来，非洲多国已先后退出该法院，批评其选择性追责、沦为地缘政治工具的声音持续高涨。

国际刑事法院（资料图）

两组外交事件的叠加，折射出国际社会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深层诉求变化。西方主导的国际刑事法院成立20余年来，虽标榜“维护国际正义”，却屡屡被指存在“双重标准”：对美英等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未予调查，却对非洲国家领导人频繁发出逮捕令；此次对以色列总理的指控，更被质疑为配合特定政治议程。这种运作模式，与新兴国家追求的公平性、非政治化原则背道而驰。反观国际调解院，其强调“协商一致”“互利共赢”的理念，吸引近60国参与签署，恰恰反映出全球多数国家对平等对话机制的向往。

从地缘政治视角观察，国际调解院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角色的转变。伴随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正从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向构建者迈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与法律枢纽，成为新机构总部所在地，既体现“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制度优势，也为东西方文明在治理领域的对话提供了独特场域。数据显示，中国近年参与调解的国际争端数量较十年前增长40%，在伊朗核问题、阿富汗问题等重大议题中展现的斡旋能力，为新机构的公信力奠定了实践基础。

匈牙利的“退群”决定，则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困境提供了最新注脚。这个由西方国家推动成立的机构，近年来深陷合法性危机：非洲联盟多次呼吁改革其运作模式，拉美国家批评其“司法殖民主义”，亚洲国家对其政治化倾向警惕有加。截至2024年，全球已有12个国家退出该法院，退出国数量较2019年增长一倍。当国际调解院在香港搭建起以“和”为核心的治理平台时，国际刑事法院的困境凸显出旧有国际秩序的适应性危机——那种以对抗性司法为内核、服务于少数国家利益的机制，正面临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资料图）

两场外交事件的时间巧合，揭示出国际治理体系变革的深层逻辑：在全球化遭遇逆流、地缘冲突加剧的当下，各国对争端解决机制的需求，正从“选边站队”转向“公平协商”。国际调解院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一种新的纠纷解决方式，更在于倡导一种超越零和博弈的治理哲学——通过对话而非对抗、合作而非冲突的方式处理分歧，这既是东方智慧的当代诠释，也是全球南方国家对公平国际秩序的共同诉求。

未来的国际治理舞台，或将呈现两种模式的并行：一边是强调规则刚性却深陷政治化争议的传统机制，另一边是注重柔性协商、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新兴平台。匈牙利的选择与近60国的参与，预示着后者正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当国际调解院于5月30日正式启动时，它所承载的，不仅是解决争端的功能性使命，更是构建多元共治国际秩序的历史性尝试——这种尝试的价值，或许远超机制本身，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局提供了一条“和而不同”的东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