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死也要顶住!”
1935年1月,贵州青杠坡上,红一、三军团正与川军王牌郭勋祺部激战。
这场战斗,红军原本是志在必得,但没想到情报出了错误,战场形势一下陷入僵局,红军阵地被慢慢压缩,眼看就要被敌人包了饺子。
生死存亡之际,一支头戴钢盔、手持双枪的队伍突然从山坳中杀出,他们冲锋时刺刀寒光凛冽,手榴弹如雨点般砸向敌军。
川军从未见过如此装备精良的红军,阵脚大乱,局势瞬间扭转。
这支从天而降的“奇兵”,正是长征路上最特殊的部队:干部团……
中央红军即将长征前,为保存核心力量,红军学校、两个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紧急合并,成立了“红军学校”。
这支队伍肩负着双重使命:既是一线指挥官的“速成班”,又是保卫中央纵队的“御林军”。长征开始后,它被正式命名为“干部团”,总兵力1480人。
表面上他们看似是一个“团”,实则堪称红军的人才宝库,其成员清一色是连排级以上的骨干:1营、2营由主力部队的连长、排长组成;3营学员来自步兵学校的政治科,多为指导员和机关干部;4营则专攻炮兵、工程兵和机枪专业。最顶层的“上干队”更是精锐中的精锐,队员多为营团级干部,甚至包括南昌起义时的师长周士第、红五军团政委萧劲光等名将。
干部团的领导班子更是“顶配”:团长是后来位列开国大将的陈赓,政委宋任穷、参谋长钟伟剑、政治处主任莫文骅,个个战功赫赫。
连营级干部也非同寻常:4营政委韦国清日后成为上将,1营营长李振亚牺牲前已是琼崖纵队参谋长。
这支队伍不仅人才济济,装备也远超普通红军——每人配一长一短两把枪,头戴钢盔,俨然一支“特种部队”。
由于这支部队太过宝贝,轻易还舍不得用,这次“首次亮相”也是来得猝不及防。
1935年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土城遭遇川军名将郭勋祺的猛烈反扑,红一、三军团久攻不下,阵地岌岌可危,即将危及红军的整体存亡。
危急时刻,毛主席亲自下令:“让干部团上!”
陈赓率部直扑青杠坡,以密集的火力撕开敌军防线。
然而,川军战斗力远超预期,干部团鏖战一日伤亡90余人,朱德不得不下令撤退。
此战虽未全胜,却让全军记住了这支“敢啃硬骨头”的钢盔部队。
十天后,干部团再显锋芒。
二打遵义时,他们配合林彪的红一军团强攻老鸦山,用炸药包炸毁敌军碉堡,为红军夺取遵义立下头功。
此战中,团长陈赓身先士卒,腿部旧伤复发仍坚持指挥。战后,周恩来感慨:“干部团不仅能办学,打仗也是把尖刀!”
1935年5月,红军面临长征中最凶险的考验——前有金沙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若不能迅速渡江,全军将陷入绝境。
干部团接到一项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抢占皎平渡,掩护主力过江。
陈赓带着队伍昼夜奔袭180里,途中甚至伪装成国民党部队,骗过了地方民团。
抵达江边时,他们仅找到两条破木船,工兵营长王耀南急中生智,用竹筏和门板搭起浮桥。
三天三夜里,干部团一边阻击追兵,一边护送军委纵队渡江,当最后一支红军队伍踏上对岸时,国民党追兵距江边仅剩10公里。
毛主席不禁赞叹:“干部团这一仗,救了整个红军!”
金沙江的硝烟未散,干部团又迎来第四战:通安州阻击川军刘元瑭部。
刘元瑭自恃是军阀刘文辉的侄子,扬言要“活捉朱毛”,却没想到遭遇了陈赓的钢盔军团。
干部团利用地形居高临下,手榴弹和机枪火力交织成网,打得川军溃不成军。
刘元瑭丢下几百具尸体仓皇撤退,连军旗都成了红军的战利品。
紧接着的泸定桥之战,干部团虽未担任主攻,却扮演了关键角色。
他们与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1师沿大渡河东岸急行军,牵制敌军主力,为红4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了战机。
当22勇士攀着铁索冲向对岸时,干部团正在十里外的山道上与川军周旋。
此战过后,陈赓在日记中写道:“我们不是主角,但每一个配角都关乎全局。”
1935年6月,干部团经历了长征中最惊险的一幕。
在四川天全县一个小山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正在开会,杨森部一个团突然从后山包抄而来。
警卫部队措手不及,眼看敌军就要冲进村子。
千钧一发之际,靠在树下休息的陈赓一跃而起,抄起冲锋枪吼道:“上干队!跟我上!”
800多名头戴钢盔的干部团战士迎着弹雨反冲锋,手榴弹“像下饺子一样”砸向川军。
杨森部队从未见过如此凶悍的红军,阵型瞬间崩溃。
丁秋生回忆:“敌人一看我们戴钢盔,还以为遇上了‘天兵’!”
此战过后,干部团护卫中央机关安然转移,但自身减员过半。
1935年6月底,干部团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此时的队伍仅剩400余人,与红四方面军军校合并后改称“红大特科团”,团长由韦国清接任。
陈赓调任红一军团师长,看似“降职”,实则在当时红军仅存7000余人的背景下,一名团长的重要性已堪比曾经的师长。
抗战爆发后,干部团成员分散至各战场,多数人再未重逢:
1营营长李振亚在海南琼崖纵队牺牲;4营政委黄骅被叛徒杀害;上干队政委余泽鸿战死于川南游击战……若这些将领活到1955年授衔,至少会有4名少将、2名中将。
1949年,当陈赓率解放军横扫西南时,他特意去了趟金沙江皎平渡。
站在当年搭浮桥的位置,他对身边人说:“当年要是没有干部团,咱们可能就淹死在这江里了。”
这支仅存在了8个月的“流动军校”,以1480人的规模,为红军保存了最珍贵的火种。
他们戴钢盔、持双枪的身影,不仅是长征路上的传奇,更成为中国革命军官的摇篮——1955年授衔时,干部团走出了2位大将、2位上将、4位中将。
而他们的故事,正如那顶在战火中闪亮的钢盔,始终烙印在历史的血与铁之中,令后辈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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