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名爆款文作者，开始厌倦“流量”与“套路” | 深度报道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一书的封面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流量对于万物的考量。

打开手机，带货主播和中控密切关注着直播间粉丝数量的增减；大V和写手不错过任何一个热门事件与话题；短剧集合着时下最流行的桥段与“梗”；热搜实时变动，数据排名不断刷新，以至于当一则帖子过于吸睛时，网友们头一个反应就是：这是在“起号”吗？

一切都指向着两个字——流量。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4）》显示，截至2023年12月，全网短视频账号总数达15.5亿个，主要平台日均短视频更新量近8000万，日直播场次超过350万场。而新榜日常监测的百万级微信公众号样本库显示，2024年公众号累计产出4.44亿篇文章，相当于每天产出超过121万篇文章。

庞大的从业者体量、可观的市场规模，分食着互联网最宝贵的资源——流量。而新媒体从业人员、曾写出百万爆款文章的凡之昂，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从业四年给她带来了深深的疲惫感，超强度的工作与重复的写作手法，让她不断质疑产出文章的意义，而同事的评论成为了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认为我的能力不足以做出好的内容，也提供不了关于好内容的建议”。以至于辞职一年后，她仍然没法做一份全职工作，甚至做兼职、义工时，她宁愿做一些体力劳动，也不愿做自己更有经验的内容生产。

她开始观察，并审视这份建立在流量之上的工作的意义。她决定写下一本书，剖析“流量”在她身上的每一处留痕。

以下是凡之昂的自述。

终点是流量，不是内容

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小学时同学作文写得不好，我经常帮他们改。中学很多老师都说我应该读文科，但在我们家乡，没人会鼓励你读文科，老师也会觉得你学文科可能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工作。所以我就学了理科，大学学的是食品科学。

我对生活没有很强的规划，2016年大学毕业，2017年成为了一家新媒体公司的线上作者。在我们那个号平均阅读量只有两三万的时候，我就写出了阅读量两百万的文章。当时那篇稿子原本稿费大概一千元，发出来后，编辑联系我，说稿子很不错，可以加稿费，最后给了我两千块。

当时很多认识我的人特意来问我那篇文章，都说写得挺好的。但相较于肯定的评价，我感受到更多的是焦虑，因为评论区很快就有人开始骂我，我就很害怕自己是不是哪句话没写对，或者有什么错误之类的。

2017年到2018年，我在四川的一个农村做公益项目，项目结束后，我需要找个工作，就问我做线上作者的这家公司，我能不能去工作，他们说可以，我就正式入职了。

一开始我确实有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议题，比如性别、环境等问题。但我们报选题时，很多时候是觉得哪个选题可能会流量不错，或者选题很有意思，同时流量不错，那就做。我时常感觉自己所写的话题并不是自己真正关心的，而只是工作需要的，比如说最近有什么热点，我对这个热点感兴趣，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对这个人、这件事感兴趣，如果我不工作，我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东西。

做线上作者时，其实我不太能感受到流量带来的强刺激，因为我不是直接接触流量的，是编辑转告我的，我现在觉得这样挺好，不用每天看到谁被夸了谁被骂了。后来当了编辑，发现“阅读量好”真就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方法论能够决定的，我们的编辑有时会说，“因为我们选题好”“因为我们标题好”，其实根本不是那样的，同样的东西放在别的号，可能几家新媒体或者非虚构的号都在写，就一篇火了，也不一定是人家写的不好。

我们内部也会点评文章。首要的依据就是流量。点评时开头是这样的：这篇稿子流量很好，是因为什么什么；这篇稿子流量不好，是因为什么什么。看似是在分析文章，但不是真正地从所谓的内容、文字角度去分析，分析的终点是为了看流量好不好，为了解释流量为什么好或者不好。

写作也有大致的流程。开头大概会抛几个问题，可能跟现实生活或大众关心的话题有关，比如说写一个关于新媒体流量的文章，可能开头就讲羊毛月为什么翻车了，或者开头提一个明星或网红的名字之类的，用一个类似钩子的内容把大家勾住。

写这种行活儿的稿子，我觉得无所谓，不就是写点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吗？但当我不再做这个行业后，我觉得无聊，没意思，在心里对这件事产生了厌烦感。所以当别人这样写时，我也不会去看。我觉得我们不是真的在写什么有公共价值的东西，每天都要在一套话语中重复生产相似的内容，翻来覆去地说这些。我还记得之前看到什么农民工读海德格尔之类的话题，真的是每家都在做，大家在方向上也没有特别大的差异。之前我跟一个同行聊天，他说他现在正在操作的选题，是另外一个号几个月前发过的文章，而另外一个号今天发的文章，又是他几个月前操作的题。

2017年在四川做公益项目时，凡之昂带孩子们上山踏青

被异化的考核

从一开始对这份工作挺有憧憬，到后面没法接受，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实发生了变化。一开始我们工作室是公司直接拨款，没有营收压力，那时候写稿子，哪怕选题是个人不感兴趣的也无所谓，因为它还是一个编辑部认为有意思、值得写的话题。2020年前后，我们开始自负盈亏，工作室就不再是一个内容部门，而是一个营收部门，需要跟甲方去对接，做大量跟创作没有关系的内容。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有二十多天我们发的都是商业稿件。

一开始大家还会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有时候喜欢反讽，别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风格，你只要把文章写通顺，写好玩就可以了。但到后面，大家都得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写，因为这样可能更容易让读者接受，完读率和转发率更高。公司内部是很在意点击率、转发率和完读率的，为了达成这些指标，就必须按照市场的喜好去写东西，当我强迫自己必须产出时，就只能用某种套路的或者习惯的方式去阐述。这个过程没什么思考和感受。

如果只是把工作当作工作，我也能接受这样的产出，但是当工作变得很紧张时，压力就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范围。我们的节奏很快，假定我每周一要发稿，那留给我的时间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写稿。周三就要报下一个选题，我得提前准备好下个选题要写什么，然后周四继续修改现在的稿子，这些都不一定能写完，可是到下周一，就应该已经把下一篇稿子写出来了。这让你没有任何休息、思考或者在这个领域深入研究的时间。我们做非虚构，也不用去现场，就打电话采访，通过一套互联网上的工具，完全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资料并组成一篇文章。很多时候，我其实觉得这是不够的，但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弄完。

时间的紧迫感始终压得我喘不过气，比如说我们对每个选题有不同的关注程度，我可能想在这个上面花多一些时间，那个上面少花一点时间，这在压力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是能做到的。但后来工作量太大了，大到任何一个选题都只能糊弄，不糊弄你就没法把这个事儿弄完。再有意思的选题也没法去深入研究它，因为留给操作这个选题的时间就一周。截稿之后，我就是觉得再感兴趣，也得去看下一个选题了。

我们也有“开天窗”的说法，每天中午12点准时更新，如果当天该发我的稿子没发出来，就会被定义为“开天窗”，只能找旧稿或者别的什么稿子来顶上。但跟传统媒体的底薪+稿费模式不同，我们是固定薪酬，必须写够规定数量，如果没写够，会有很大的公司内部压力——你给别的同事添麻烦了，领导会给你打很差的绩效，或者可能面临裁员的风险。

我在书里有写，媒体是在赶热点，有“开天窗”的压力，互联网公司是在赶KPI，而这两个东西我们都在赶。新媒体公司是把互联网的KPI系统和传统媒体的发稿系统合二为一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很清晰地觉得自己被异化了，因为当时所有人都默认一件事：该你做的事情你没做出来，那就是你在某方面没有做好。但我知道很多时刻我很痛苦，很不开心，我不知道自己在干吗，我只能感受到我要做很多的事情，我很烦躁。“被异化”不是一个在工作期间就能够感受到的东西，而是必须要经过思考才能得出的答案，但这个思考很多时候是来自工作之外的。

属于自己的选题

2022年2月，我离职了。这份工作的最后几个月，我的情绪常常崩溃，于是有了写《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这本书的想法。一开始这本书只是写给自己看的，我想知道这些情绪从何而来，为什么会产生，我想知道，到底是我自己的情绪问题，还是这个工作带给我的。

前六节是在刚离职那段时间写出来的，当时心里还有很重的疲惫和压抑感，一想起工作来就想骂人。之后放下了一段时间，2023年三四月时，我跟前同事做了一些采访，又开始写，写到五六月，发现素材有点多，不太好处理，就又放下了，直到2023年10月之后才把它写完。写到第十五六节的时候，那种负面情绪慢慢消散了，我知道自己还可以做别的事，不是非得困在这种情绪里，我的生活有了更大的半径。比如第一次出国、有了新朋友、接触了一些新的好玩的东西，心态变得更轻松。

这本书不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但我坚持把它写完。我就想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把一个东西完整表述出来。写完这本书给了我一些自信，我知道自己可以用其他方式和逻辑去写文章，而不是像之前工作中的流水线式的方式去写。

之后我开始做一个关于食物多样性的新选题。在国外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食物好像比较单一，就是在超市里买到的那些。小时候吃过的很多东西，长大后反而不太能吃到了。我就思考我们的食物体系，以及工业化生产和全球化市场对于本地食物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我们到底是会因为全球化市场而吃到更多样化的食物，还是会因为大量全球市场的食物涌入，导致很多本地老品种消失。

去年夏天，我花了两三个月去了几个村子走访，跟村民了解当地作物的有关情况。这就是我自己想做的题，有材料就做，没有材料就停下来；能做田野调查就做田野调查，做不下去就看书；看书也没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就停下来，等哪天又有新的材料来源了，再继续做。

跟以往写东西相比，我觉得现在做这个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时间上的自主权。我在每个村子都住一个多月，如果有必要，我甚至可以花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做，而不是非得交出一个什么东西。本来我还申请过一笔写作奖金，但奖金提供方说，接受奖金就要在一定的期限内交几篇稿子，这又让我觉得像工作一样。我说那算了，我不要这个资助了。

现在做这个食物多样性的题，我觉得自己的状态轻松，目的性没有那么强，一天下来，我可能什么都没问到，但无所谓，没问到就没问到呗，这也不能证明我的工作能力不行，或者我的努力不够，它不会再指向对我这个人的评判。但在工作中，这种评判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今天在办公室坐了一整天，什么也没写出来，这就成了工作能力问题，系统的标准会有一个评判，但当我在做自己的项目时，我不需要去评判我自己。

在做这个食品多样化的调查前，我先看了一些资料，知道当地有一个保护协会的机构，他们主要在做的事是保护本地农作物的老品种。但到了之后，我发现这是一个缺水的村子，因此当地人是不用老品种的种子的，他们觉得这些品种的价格太低，产量太少，虽然名义上老品种推广对地方作物多样性和种子资源多样性有好处，但当地农民并不买账。反而是那些从种子站买来的高产、抗旱抗虫害的种子，是当地人获得更高稳定收入的来源。

这些东西不是能够通过资料或数据得到的。这才是我想要的书写的方式。我觉得我们过去有太多东西是从书本中得到的。我们在书上读了这个内容，进行一番思辨，然后找到更多的书和资料、更多的文献来印证或者反驳这个内容。它是不断地一套文本的生产，但我觉得只有在具体与人的接触中，才有可能写出不一样的东西。

凡之昂做关于食物多样性选题时调研的村落

“如无必要勿增流量”

我有很多做公益事业的朋友，他们更在意的是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能不能一直进行下去？参与的人有没有反馈，能让这个活动做得更好、参与者的体验更好。他们写的文章，可能流量没有传媒机构的文章流量高，但文章的质量很高，想要讲的问题是非常切实的问题，只是大众没有足够关注到而已。

现实生活中的数字太易得了，网络上的信息也太易得了。我想说的是，不要再寻找一个指标，当人想要寻找指标的时候，就会被这个指标所牵累，不管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现在获得指标太容易了，以前人们看书，要细读文本，再回去看作者背景等，但现在可以直接看到书的评分和短评，如果很在意这个指标的话，你会觉得评分低的书都不值得一读，或是评分高的书都要读一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当然，跳出“系统”之外去构建自己的坐标是很难的，因为当指标特别容易获得并且特别清晰的时候，人不可能完全不被它影响。像阅读量、成绩、评分等，点开手机一眼就能看到，很难做到完全不在意。

所以我主动斩断了很多获得信息的渠道，取关了绝大多数的新闻资讯类账号，也不怎么玩社交媒体，前两天我需要转租房子，才下载了小红书，等转租完就会卸载掉。我的朋友圈也已经三年没有发过东西了，只会偶尔点开一两个朋友的朋友圈看看。豆瓣我每天都会看一看，别的就没有了。我还退了很多群。

以前我有信息获取恐慌症，刷手机有种“批阅奏章”的感觉，就是今天一定得刷到一个选题，我才能停止。如果刷不到，我就会很焦虑，是那种没法完成工作的焦虑，就觉得我一整天了什么也没有找出来。

而且，社交媒体还给我一种信息质量变差的感受，比如我想要获得一个信息，如果用社交媒体网络找，它就会一直推类似的信息，还不如老老实实用搜索引擎。现在我只在需要时才用一下社交媒体，非必要就不用，就是“如无必要勿增流量”这种感觉。

不用社交媒体，我觉得跟别人交流也没有脱节感，常联系的朋友还是会交流一些我们共同关心的事情。如果聊天只是聊网上看到的那些事，那这样的朋友不是太生分了吗？

现在，当我重新回想写这本书的情景，有些部分还能回到当时的情境中，有些部分则会让我有“这件事过去了”的感觉。我还记得刚写完的时候自己那种高兴的情绪，因为我意识到自己还是有想法的，不只是一个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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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杨宝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