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生的女性劳动者，不叫小哥、师傅、兄弟

互联网时代，我们很轻易就能感觉到某种割裂。

比如，当“兄弟论”正在成为一种帮扶底层的叙事；

“girls help girls”的音量似乎还在被压制。

前几天我在网上刷到一条帖子：

一个女高中生替学校的保洁阿姨发邮件申请休息室。

结果保洁阿姨不光受到了校方批评，还被强制要求如果再有人问起，一律回答“有休息室”。

女孩找到学校的三名工作人员理论，却被群嘲“没想到居然有人对这种事那么认真”。

她备受打击，网友们赶来为她撑腰：

不要害怕被嘲笑，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改变，都是由“较真”的人推动的。

其实最近两个月来，网上一直就“保洁休息室”这个话题争论不休：

既然保安有保安亭，保洁为什么没有保洁室？

好在发声有用。

不少学校、商场陆续给保洁员配备了干净的休息室。

但没有休息室只是保洁员们最显性的困境；

她们需要承受的还有超负荷的劳动时长，以及与劳动时长不符的薪酬。

可能大家也发现了，一到下午，写字楼里的厕所隔间就会变得惨不忍睹。

当我抱怨为什么有人这么不讲卫生的时候，被人反驳“要怪就怪保洁阿姨打扫不及时”。

在大众的共识里，保洁就应该随时待命。

现实中确实有保洁阿姨被要求每半小时就拍照汇报；

还可能被不定时抽查，洗手台上有一点水渍都不能容忍。

这也就意味着她们根本没有合理的休息时间。

《我的母亲做保洁》这本书里提到，保洁员每天要接触大概30种清洁工具；

作者的妈妈通常要在9点前打扫6个卫生间，包括12个小便池和24个马桶，平均3分钟要清洁一个。

很可能刚做完一轮清洁，前面的就已经脏了。

保洁员们发现不戴手套可以清洁得更快，但代价是连指纹都会被腐蚀到解锁不了手机；

就算戴上手套也无济于事，因为经常干着干着就破了洞。

活儿是干不完的，工资是不尽人意的。

有网友帮49岁的妈妈找保洁工作，看到一家物业公司开出的工资待遇是：

一个月到手1500元，平均时薪6元，跟妈妈过去的每一份薪水一样低。

但妈妈并不挑剔，因为“在小城市，相比于劳动压榨来说，没有社保、没有收入的老年生活更可怕”。

大城市里的保洁员也并没有得到优厚的待遇。

《关于调整北京市2023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指出，2023年9月1日起，北京市最低工资标准每月不低于2420元。

北京语言大学保洁员的月工资堪堪过线，大概是2500元到3000元。

定位广州的网友也分享过，小区里的保洁员月入三千，但全年无休；

有的保洁阿姨平时会顺手捡一些废品，来增加些微薄的收入。

有博主在招聘群里注意到同一个单位发出的两则招聘启示：

保洁月薪2450元，而保安工资4000元。

评论区的网友解释说，或许是因为符合保安要求的人少，但能干保洁的一抓一大把。

可想而知，当性别、文化、阶层等弱势因素变相叠加在她们身上；

她们面临的不只是经济匮乏，还有权益受损、社会区隔，以及歧视污名的问题。

似乎越是女性集中的服务行业，越容易受到忽视；

而隐形的工作歧视，直接导致的是权益保障的滞后。

出身底层的中老年妇女很难谋到一条好出路，大概率只能在茶山、果园、农场里做季节性帮工。

有幸进城的，最多也就是找到一份保洁、家政、护工、后厨帮工之类的活计。

现实不像短剧，你碰到的这些阿姨几乎不可能是某个公司老总的妈妈。

她们始终只是没有退休金的外乡人，几乎享受不到什么城市红利；

更别说所谓的劳动权益。

《经济观察报》近期报道，因为租房成本过高，很多家政、保洁阿姨只能无奈选择离开北京。

家政员李菊仙，北漂十年来从未缴纳过北京社保。

她曾合租过没有暖气的地下室，也和5位工友以打地铺的方式蜗居在小房间里。

当年轻人勉强能靠住房公积金缓解一下房租压力，多数保洁阿姨们连什么是五险一金都不太清楚。

保洁属于典型的第三方外包工作，被劳务派遣公司层层抽血后，社保全无，工资缩水。

某学校的保洁员受了工伤，但校方和承包商都不愿负责；

而阿姨因为害怕被扣工资，第二天硬是带伤来上班。

被克扣工资对她们来说无异于割肉。

有平台的保洁员因为系统问题打不上卡，被扣了五十元，无法申诉；

有平台规定，保洁员只要接到客诉，无论什么原因都要面临200元的罚款，相当于一天白干。

还有更多保洁阿姨，甚至连合同都没有。

被老板恶意拖欠工资，想追回都不知该如何是好。

前两天，我还看到一位年轻网友在为自己52岁的母亲维权。

她的妈妈在某KTV当保洁员，晚六点上班，凌晨三点下班，经常加班到早上五六点，加班费一小时15元。

“三年来，KTV都没有跟妈妈签订劳动合同。”

去年，这位妈妈在下班途中遭遇车祸，鉴定为十级伤残。KTV第一时间把她踢出了工作群，并推卸工伤责任。

网友说，因为妈妈超龄且没有劳动合同，维权难度极大。

这不是个人的困境，而是无数劳苦女性的共同困境。

经常有人在类似的帖子底下问：

“她们这么辛苦，为什么不给她们涨工资？上社保？”

于是我们总会看到这样一种回答：

“因为如果待遇好了，那这份工作就落不到她们头上了。”

保洁阿姨们似乎也默认这个“道理”。

自己在劳动市场上到处碰壁，不干这个又能干什么呢？

她们跟命运紧紧咬合在一起，生怕被命运抛弃。

哪怕时薪低，哪怕单位工作时间过长，哪怕没有合同，哪怕不上社保，哪怕没有任何保障，但这至少还是一份生计。

《看不见的女性》里就曾谈到这种由短期合同和中介雇佣形成的零工经济：

“零工经济是雇主回避基本雇员权利的一种方式。临时合同创造了一种恶性循环：

劳工的权利从一开始就比较少，工人不愿为他们仍然拥有的权利而斗争，因为这些权利最终也会遭到侵犯。”

明明她们做的是真正对社会有用的工作，却被系统性地贬低为“低端劳动力”；

连带着无视她们的劳动价值，剥夺她们的劳动权益。

而她们只是像《女工记》中所写的那样：

“对于她来说 生活仅仅只是生存本身

这么多年 她无法解读报纸与新闻中

有关自己群体的痛与苦 劳累与悲伤

甚至命运的尖酸与现实的刻薄 她不知道”

可社会不能因为她们习惯了隐忍，就习惯了她们的隐忍；

而是要让本该在她们手里的话语权和劳动权益，回到她们的手里。

很多被误认为是男性主导的行业，总是系统性忽视了女性的工作参与状态；

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女性劳动者的权益自然无从保障。

基层如社保缺位的保洁阿姨，被拒招的女快递员，怀孕或休产假后遭遇边缘化的女领导，每一位劳动女性都像裸露在水泥丛林里的孱弱生命。

她们因生活中的软肋而背负起铠甲，却又因性别饱受歧视，因缺乏保障而摇摇欲坠。

在这个不守承诺的世界里，艰难地给自己的生活托底。

作者 / 右 推

编辑 / 奇 妙

设计 / 一隻鹿

注：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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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行业里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