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卫星｜评27岁成都女子家门口遇害案：谁来担责？

今天上网刷视频，偶然看到“27岁成都女子被害案”冲上热搜。经鉴定，凶手是精神病人，无需承担刑事责任。被害女子的母亲在网上血泪控诉，呼吁修改立法，对待精神病人也可以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判处死刑；被害女子的代理律师也出镜发声，指出凶手毫无悔改和忏悔之意，应当修改立法、将其予以严惩。

评价案件，特别是由案件来评价立法，关键要选好公允和妥当的立场。如果仅站在“置身事外”立场，就难免“站着说话不腰疼”，轻飘飘的一句话就把别人的身家性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而如果仅选择“置身事内”角度，又难免有失片面，不够客观。所以，我认为，评价成都这个案子，以及由这个案子引发的对完善立法的思考，既要置身事外也要置身事内；由置身事外而保持基本的冷静、清醒和理性，又经置身事内直面利益冲突，做好法律体系内的利益平衡。

这就像我国著名清史研究专家朱维铮在给美国历史学家卜正民（Timorhy Brook，《哈佛中国史》主要作者）阐释“为什么中国的历史也需要外国人研究”这个问题时，所举的例子那样：“你想象中国是一个仅有一扇窗户的房间。我坐在房间里面……你坐在房间外面……。我可以告诉你屋内的每一个细节，但无法告诉你房间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只有你才能告诉我。”

先说说置身事外立场对成都这个案子及相关法律规定的看法。说这个很可能会挨骂，但我还要坚持说。因为，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同样，不梳理清楚现有的法律体系，无法明确今后完善的方向。

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是刑法的明确规定。同时刑法还规定了监护人应对精神病人严加看管；必要时，由政府予以强制医疗。刑法的规定是实体性和原则性的，没有关于强制医疗具体实施程序的规定。为与刑法规定相配套，2012年修改刑诉法时，专门增加用一章说内容，规定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其中对强制医疗的条件、对象，审理程序，解除强制医疗的条件和程序等都作明确规定。

结合实际运行情况看，强制医疗机构是公安机关的安康医院，安康医院的条件不会比监狱强到哪里去。

从上面相互配套的规定看，精神病人不是不需承担责任，而是要接受强制医疗。强制医疗也是法律责任，只是不是刑罚而已。

但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精神病人更是活的。据观察，有些精神病人“上了劲”，就像吃饱而又发了疯的牛犊子，三五个男劳力都摁不住他。对于其中的“武疯子”，要么已经伤人杀人，要么随时可能会伤人杀人。

如果结合实践情况看，问题就更复杂。有些精神病特别是顽固性的“武疯子”是很难完全治愈的，今天解除了强制医疗，明天可能就复发了。而这个复发很难被人察觉。有些解除强制医疗的程序实施的不够规范，把不该解除的，给解除了。有些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有资源”、“有关系”，偷偷把精神病人接了出来。我就曾亲眼看到过类似情况。

综合上述实践复杂情况，怎么评价成都案件，以及怎么完善相关立法，更要换个置身事内的角度考虑。

的确，刑法只管有自主意识和自主选择的人，不可能把没有意思和选择的精神病人人，投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打个比方：精神病人就像是纯粹的物体和工具，没有正常人的自主意识和自主选择。精神病发作期间，更符合动物特征而不具有“社会人”特征。他既不知道何为惩罚、何为改造，更无法区分好赖。所有加在他身上的刑罚，除满足了被害人的报复本能外，没有其他实际功效。惩罚无功效，改造无功效，预防更无功效。

达到惩罚、改造和教育这些目的，都要让他具有正常人的意识。而这些，均是通过另一种法律责任，也就是强制医疗实现的。由此，我们说，强制医疗，是医疗也是惩罚；治不好，就永远关着，直到治好为止。

这只是预防精神病人伤人杀人的途径之一。但既不是最有效的，更不可能成为最主要的。法律责任该施予能认清责任的人。

我们在设计法律制度时，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如果没有充分履行监护职责，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难道仅有民事的赔偿责任吗？仅有民事的赔偿责任，有足够的压力让他们担负起应有的监护责任吗？“老子就是没钱，爱咋样咋样，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小孩得了病，我也治不好也管不了，他爱咋样咋样吧。我是猪八戒滑西瓜皮，滑哪儿算哪儿了。”……抱有这种心态的监护人少吗？

看看刑法的其他规定。有义务尽职尽责的国企工作人员，签订合同失职失责的，要承担刑事责任；有义务恪尽职守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要承担刑事责任；虐待家庭成员的，要承担刑事责任；有义务尽到看护职责，而虐待被看护的病人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无论怎么看，也该有增加一条刑法分则条文，专门规定精神病人监护人的刑事责任。“放任精神病人伤人杀人不管，类似于放虎出笼，比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配置刑罚；因为偶尔的失职而导致精神病人伤人杀人的，类似于忘了锁上虎笼子，至少比照过失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罪配置法定刑。”以此倒逼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同时，修改刑诉法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扩大强制医疗对象，降低强制医疗适用条件，提高解除强制医疗标准。“治不好，关到死。”

由此，构建完善的精神病人及其监护人的法律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