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批评复旦大学“砍文科、增工科”，必须从大背景上审视！

作者：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现为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曾先后就职于哈佛本科生学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本文原载《信报》，原标题为“内地激辩大学砍文科、增理科”。

从3月中旬开始，内地教育界掀起一场多年不见的大争论，迅速蔓延到工商界、投资圈甚至省市级政府的公务员系统。起因是《南方周末》对复旦大学现任校长的一篇访谈，主题是该校准备进行大手术式的调整，把文科专业从每年全校招生所占的比例，从大约三到四成，减至二成。由于复旦大学在内地综合性大学里声望仅次于北京大学，这篇访谈发表以后引发的争论纷纷扬扬，参与者热情澎拜，有的人免不了怒火冲天。这些都不难理解，因为复旦大学招生的专业大调整如果推行下去，一定会有全国效应，影响到家家户户的孩子报考大学的规划。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大变动，后果必然延续且渗透到未来几代的中国人包括香港居民的教育准备之中。

我被多位内地教育界人士催促对此发表评论。但我必须声明，本篇以及后续同一主题的评论，绝不是为复旦大学规划的专业大调整作辩护，虽然本人是1979-1981年该校哲学专业硕士生（那时代内地的最高学位，招博士生是后来才有的）。本篇评论基于我与几所大学包括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们的讨论，以便了解实况，避免发些空头高调。鉴于内地公众讨论中有一个老毛病，就是概念不清、术语混乱，所以我预先把几个基础概念讲明白，否则又会重蹈覆辙，越争论越乱套。

最基础的几个概念是：内地所用的“文科”定义过于宽泛乃至于混乱。在国际高等教育界，“文科”是Humanities，主体专业是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研究、艺术研究（不包括艺术实践）。“工科”的界定没有很多混淆。内地的学科划分与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间，主要的不清楚是“文科”有无包括“社会科学”和“高等专业professional不是vocational教育”？在高等教育发达国家，政治学（包括国际关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属于“社会科学”，不属于“文科”。因为这些学科的样板是近代物理学和生物学，而且越来越使用复杂的数量处理技能。它们之所以自称SocialSciences，表明它们的从业者是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为目标，尽管还达不到那么精确的高度。“高等专业教育”主体是法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教育学、医学实践（其中的基础知识属于自然科学）、牙医、神学实践、新闻学。西方最老牌的名校最早的三大专业学院是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20世纪以来的学科划分。内地讨论中对这些学科划分都是口语式的，一提“文科”，凡是“理科”和“工科”之外的，统统都涵括在内，造成极大的混淆。还有一点暂且提一下，数学在西方学科划分体系里是单独的，不包括在自然科学之内。

现在讨论“文科”与“工科”比率的大调整。从清朝晚期兴办近代高等教育以来，此类调整发生过多次，每次都有深厚的军事、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背景。不理清150年里的曲折演变，就无法公正地评论复旦大学规划的“砍文科、增工科”的大调整。

第一，晚清兴办近代高校，目标明确：做成船坚炮利。所以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期，中国首批的高等学堂，银子最多是花在工科，为的是军备产业。否则，就会被西洋东洋强权一打再打，沦为完全的战败国。在工科之外，很快加上农科和教育科，因为农业大国的经济基础太弱，文盲大国的民众太无知，难以自足自强、有效抗衡外部强权。

第二，民国初年缺乏中央集权，反而让条件更好的几个省在本地军阀的治理下，也试图仿照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走出富国强兵的正道。因此给予有远见有志向的教育家最大的试验空间，学西洋学东洋，开办了一批高校。它们的专业设置不仅仅是应用学科，而是拓展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比如在东北和山东，大学开办的考古学专业，让全球华人对自己的文化渊源之学习，有了经过现代科学方法考证过的资料，而不是像以前多半靠的是传说。那些被后代学人视为楷模的国立、私立（包括教会）、省立大学，特别是引领它们的教育家，许多是活跃于20世纪初的30多年。

第三，若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高等教育一定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此为厚实的土壤，到了20世纪中后期，也就是晚清兴办近代高教的百年之后，中国最出色的十所大学，必然紧挨着全球一流大学。君不见，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杰出教授到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备受敬重。杰出的本科毕业生到世界一流大学读研究生，很快成就斐然。我直到1984年夏出国留学以后，才明白近代百年中国高等教育是怎么走过来的，出国之前以为内地高校从来就是贫穷落后。

第四，1952年内地高校全面调整，学的是苏联模式。该模式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与晚清一脉相承。于是把此前中国向发达国家多元借鉴百花齐放的教育体系一刀切下，首重工科，其次理科。苏联高校的模式是国营大工厂的翻版，车间对应专业，一厂对应一校，内地高校多数变成单科技术学院。我1994年后在内地西部地区作调研，曾经在西安与一群北美教授参观出土文物，路过一所高校，门口校名“西安公路交通学院”。洋教授困惑地问：这所学校仅仅教学和研究公路交通，不理会铁路交通、河流海洋交通、管道运输、空中交通？这样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毕业后，怎么能够应对变动的市场经济呢？我试图解释：估计这所高校是照搬苏联模式，它专门为公路交通系统培养人。毕业后几十年不会离开该系统，政府从头到尾，把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毕业生是螺丝钉，永远固定于一个点。

第五，1952年全国高校大调整，压缩社会科学，改造人文学科。比如，内地大学首个社会学系原来是在清华大学，被砍掉，因为清华大学被改成工科大学。1950年代毛泽东约见北京大学史学家翦伯赞，当时高层准备开展整风运动，毛问翦：你在高校担任系主任，有些什么问题和意见？翦答：现在是重理轻文。毛说：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翦回校后在历史系和全校（他是副校长）提出加强文科教学研究的建议和措施。文革开始，翦自杀。

第六，文革一启动，内地高校全关闭。1968年7月毛泽东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1970年元旦中央号召“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批判哲学、历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新闻学、教育学等领域内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只有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

第七，综上所述，从晚清到1977年，工科是近代中国高教体系最受重视的科目，因为必须做到船坚炮利。理科是支持工科的，也受到照顾，尤其是应用价值明显的。在内地被称为文科的，包括社会科学全部和法律、教育、新闻、管理科目。在宽松的时期，这些科目被视为缺乏实用性。在激进的年代，它们被视为有思想毒素。简言之，或是无用，或是有害。

第八，1977年后的30多年，是内地高校发展提升的黄金时期。重点理工科大学或是恢复了早年被取消的人文社科专业，或是新开设这些专业。尤其是在全国努力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的年间，更加强调优秀的高校必须把人文社科专业办好。

第九，近十多年来，内地高校越来越重视产业实用性科目，新科技革命更推动了这一趋势。这些专业影响到高校的评比排名，更决定了重大研究项目的获取以及随之而来的巨额研究经费。我被告知，几年来，上海的两所顶尖大学，后一所每年经费比前一所多100亿元人民币，虽然历史上前一所名声更高。同样的经费差别在北京的两所顶尖大学几乎一样。原因就是一所是综合性大学，另一所是工科为主。每年相差100亿元，十年下来，谁能添置更先进的设备、聘用更受职业市场看重的新秀、办更有竞争力的专业、出更多的科技成果，不言自明。

所以，对复旦大学规划砍文科增工科的大调整，必须放在前述大背景上审视，对该调整方案的批评不能脱离以上背景。在后续的评论中，我将提出质疑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