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评论20家】之李勇研究

在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时，李勇曾写到自己从鲁北农村来到武汉的“那一刻的记忆”，特别是“自己从火车站下车后在人潮中拾起包裹的情景，经常像电影镜头一般，不经意间便在眼前浮现”[ 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7-208页。]。这一不断回闪的个人“进城”时刻，凝结着李勇的切身体验和心路历程，既内嵌于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也成为李勇后来展开文学研究的原点之一。因此，当他选择此时期的文学作为学术出发点时，就不仅是在回应客观的学术问题，更指向了对自我生命和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

在充满变动的时代氛围中，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显示出了喧嚣、丰富和驳杂的视景。面对这样的文学，李勇引入“社会转型”的视野，通过全面深入的解读和分析，为重建当代文学研究的总体性提供了一种值得探索的路径，背后所体现的是一种包含着研究者自身生命经验、现实感知和理性自觉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李勇的学术研究既有充分的个人感性，也有自我反思的底色。而追踪李勇的学术研究历程，随着他重新体察“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文学与主体，也将为当下的学术研究问题提供诸多经验和启示。

以乡土文学研究、台湾文学研究和海峡两岸文学比较研究、当代小说批评三个主要方向为基本学术框架，在大量的作家作品个案研究基础上，李勇完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分别是2013年出版的《“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2019年出版的《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和2020年出版的《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正是这些看似处于不同时空的文学对象，在“社会转型”的视野下彼此勾连和支援，共同构成了李勇复杂多元，但又不失整体性的学术格局。

李勇的研究始于乡村叙事，并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展问题对象的边界，最终将学术视阈延伸至河南文学和台湾文学等方面。表面看来，这一脉络似乎有些跳跃，但实际上这些研究对象在时空的维度中相互参照，不仅拓宽了研究视野和问题领域，更形成了特殊的内在关联。进言之，这些研究关注的其实都是“社会转型”视野下的文学实践，其中有着研究者对社会现实问题一以贯之的追问。李勇所说的“社会转型”与学界既有的“文学社会学”或“社会史视野”等概念并不相同，它强调的是乡村社会的城市化进程，背后存在着文明更替这一更广阔的人类视野。而提出以“社会转型”的视野来研究当代文学，不仅与李勇对时代转折中农村、农民命运的关注有关，更关涉他个人身处其中的现实感受和历史理解。他曾在不同的文章中谈及90年代自己故乡农村的变化，例如：

我从20世纪90年代离开故乡农村进入城市，那时的故乡已经开始发生很大变化，比如修马路、通自来水、播种收割的机械化等，直到21世纪前后，这种变化更显出了它的彻底性：先是世代的耕地被陆续占用，继而是居住的村子面临拆迁——不久前回去，发现两座巨型的烟囱已经竖起，庞然俯视着村子，而村里的人们也已如热锅上的蚂蚁争相盖房，但这边盖，那边穿制服和迷彩服的“工作人员”在挡——乔叶《拆楼记》里的故事，正在故乡上演。[ 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

这一交织着快速毁坏和重建的城市化进程图景，给李勇和同时代知识分子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和情感冲击。由此，他们也经历着一种复杂的“虚幻感”，以及与此相关的“茫然、期许、担忧、疼痛、无奈、麻木”等种种情绪和感受[ 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 ——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207页。]。基于此，李勇观察到，正是这些真实发生过的现实记忆和情感经验，成为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叙事的内驱力，而乡村小说创作也最为活跃地记录了这一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同时，这些情感记忆也成为李勇在学术研究过程中不断回应和厘清的对象。因此，对于李勇而言，他的学术研究一开始便诞生于对时代和“时代中的自我”的体认。这也意味着，他对乡村小说叙事的关注，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对某种题材的兴趣，而是跟个人的成长经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有着更深层次的联系。

在《“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中，李勇关注的便是由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所带来的文学“新变”。在回顾了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人对“乡土”和“农村”的论说基础上，李勇对90年代以来乡村叙事的主题和艺术进行了具有时代感的描述，并选择农民主体形象和作家心态作为研究进路，最终撑开了这一研究领域中难以被一般社会分析所涵盖的细微面向。特别是对创作过程中作家的心理和文化人格等因素的剖析，不仅有助于揭示文学的艺术建构模式和思想形式来源，更为乡村小说叙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尽管李勇最初关注的是乡村小说叙事，但背后却是“社会转型”这种更为宏大的视野，以及这种视野下的城乡现实问题。在更为开阔的文化批判和文学启蒙视野中，河南作家如李佩甫、邵丽等，持续地思考着农村和城市的问题，及时地捕捉到了时代转折过程中的撕裂和阵痛，因此也很自然地进入到李勇的研究视野中来。特别是李洱等作家，在李勇有关“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的研究中，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家个案。李勇虽然不是河南人，但作为“第二故乡”，河南在其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滋养作用。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也细腻地感知到这座城市与农业文明的血肉联系：

那辽阔的平原大地，被长长的田垄切成巨型的方阵，方阵上生长着蔓延至天边的庄稼。每到三月和六月，麦苗返青和成熟的季节，平原便成了绿油油或金灿灿的一张巨毯。待落日洒下余晖，那真是一种让人心醉神迷的壮丽。而那壮丽的麦浪与麦浪下的土地，不正是它们孕育、催发了千百年来这块土地上绵亘不绝的历史吗？[ 李勇：《家在黄河边》，《人民日报》，2020年8月26日。]

在《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中，李勇考察的正是出生于这块土地上的田中禾、李佩甫、李洱、墨白、邵丽、乔叶等十位河南作家的创作，在“历史与现实”“写实与先锋”“女性与启蒙”“青年与生存”和“外省与世界”五个话题中勾勒新世纪河南文学的版图。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地域文学专题研究中，也包含了李勇更进一步的现实诉求：“通过此‘映像’，我们也许能对新世纪中国文学，对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精神脉象，甚至我们自己，有更深切的把握。”[ 李勇：《新世纪河南文学论——〈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导言》，《中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36卷第5期。]

“映像”也可以视为李勇展开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其中包含着文学与现实、情感与理性、局部与整体等多层次的问题面向。事实上，李勇的研究一开始就不局限于单一对象或单一维度，而是在多重对照视野中生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论是早期“观念”与“现实”的对照，还是随后有关河南文学的“映像”，李勇都是在寻找更多样的参照系，为相关讨论提供更多的线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勇后来将研究的目光投向台湾，也自有其独特的学术理路。他将“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的相关研究命名为“呈像的镜子”，便很有象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照亮了李勇前期有关大陆乡村小说叙事的研究。樊洛平就敏锐地观察到，李勇以此点题，“不仅仅是乡村变迁真相的呈现和还原，亦有透视与穿越的反省力量”[ 樊洛平：《序言》，《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2页。]。虽然关心的对象还是乡村叙事，但是李勇在比较研究的思路中，将研究对象扩大到了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台湾作家的创作。面对两种同中有异的文学样态，李勇既严谨细致地钩沉了两岸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错综复杂的状况，也深入到不同知识者的思想内部和精神结构中，最终揭示出的正是“这块土地上所生长出的文化性格、人文（文学）传统”[ 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184页。]。

如果说李勇的研究首先始于他个人对城乡巨变的深刻体验，其中包含着诸种虚幻和困惑，那么他也是在不断对之进行克服和超越的意义上生成自己的学术路径。从这个层面来说，李勇的这些研究都可以视为对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的探索性认识。而正是借助乡村小说叙事、河南文学和台湾文学等不同的“镜子”，李勇不仅折射出社会发展过程中浑厚、多维的历史现实内容，更得以将这些复杂化的感受和思考沉淀为具有结构性的学术图景。

李勇的一系列研究都基于他对90年代以来现代化转型加速的内在体认，他的一个整体性判断是：“从社会历史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轨迹来看，工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这一现代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人类发展阶段。而从这一文明更替过程所包含的社会结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的全方位、剧烈变迁来看，它甚至可称为一种‘裂变’。”[ 李勇：《“现实”之重与“观念”之轻——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村小说叙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页。]不过，相比于“裂变”或“断裂”等概念，李勇找到了更有效的描述方式——“社会转型”。因此，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叙事的美学新变被归因为“转型时代的文学转型”[ 李勇：《转型时代的文学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叙事的美学新变》，《长江学术》2012年第1期。]；河南作家们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书写也具有了共同的指向，都关联着“如何认识和书写我们眼下的时代”[ 李勇：《如何认识和书写我们眼下的时代——以乔叶的小说创作为例》，《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3卷第2期。]；而台湾70年代前后的乡土叙事也在这个意义上得以成为海峡两岸文学“相互参照、相互借鉴、相互推动”的“镜子”[ 李勇：《呈像的镜子：海峡两岸社会转型期乡村叙事比较》，北京：九州出版社，2020年，第11页。]。文学发生“新变”背后的“社会转型”，既是李勇真正的现实关切所在，也是他展开文学研究的切入方式，最终或许也关涉着他重建当代文学研究总体性的学术诉求。

这首先体现在，李勇不仅带着自己的问题意识展开文学批评，同时也在探索一种更有现实联动感的文学史写作框架。在相关文学研究越来越精耕细作的状态下，李勇通过或个案或专题的研究，尝试以“社会转型”视野为中心，寻找某种更具统摄性的当代文学史叙述方式。相较于普泛的社会历史发展框架，“社会转型”视野不仅凸显出更加多样化的现实面貌，也对应着更有总体性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判断下，90年代以来所兴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和“底层写作”等，其文学新质也获得了更具现实意义的讨论空间。因此，李勇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反思：“近二十年文学发展无论从时长还是从内在素质来看，都已充分具备进入‘当代文学史’写作视野的条件，但是其与当下社会现实的过于切近，以及研究者某种惰性所致，目前的当代文学史写作鲜有对其详细而充分的研究、分析和定位。”[ 李勇：《谈“近二十年文学”与当代文学史写作》，《语文知识》2013年第2期。]基于对既有文学史写作的不满足，李勇在2019年所写的《社会转型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史(1976- )撰写的一种可能性》中，则更明确地提出以“社会转型”视野来撰写当代文学史的构想。他指出，既有的文学史叙述存在僵化和空心化的特征，因此“以更为宏观的社会转型视域，代替原先二元对立式的反拨视域，能为当代文学史撰述中那种原先比较纯粹的‘时间’标准注入更实在的社会历史内容，使得当代文学史更为切实地贴近中国当代历史实体。”[ 李勇：《社会转型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史(1976- )撰写的一种可能性》，《写作》2019年第3期。]

除了一直以来的学术性思考，这一构想还与李勇在文学史教学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关，即“学生对当代文学史的接受困难”。这一“困难”的主要原因，便是当代文学史与当代社会生活关联度的下降。李陀在论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时，曾特别指出：“在这么剧烈的社会变迁中，当中国改革出现新的非常复杂和尖锐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当社会各个阶层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都在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九十年代的大多数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反而是陷入到‘纯文学’这样一个固定的观念里，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会以文学的方式进行互动。”[ 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尽管李勇所关注的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已经呈现出“现实转向”的特征，但在现有的文学史中却未能得到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叙述，因此也就难以与当下现实生活产生更多的“互动”。而“社会转型”的提出和强调，不仅是为了弥补现有文学史在叙述视野上的不足，也是为了尝试重新激活文学、文学史与当代社会生活之间综合交错的关联性。

对于那些与现实密切进行“互动”的文学，李勇都特别给予关注。因此，他不仅研究乡村叙事，也关心与之有相关性的底层写作、现实主义问题等，并带动了批评语汇和研究思路的转换。比如，针对底层写作的困境，李勇准确地指出其中“理性不足”的关键症结，并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只有努力寻求所表现的世界(不论主观的还是客观的)的复杂性，在确保其艺术性的同时，提升作品的理性品质。”[ 李勇：《社会转型期底层写作的出路——从邵丽的〈明惠的圣诞〉〈刘万福案件〉的差异谈起》，《郑州师范教育》2014年第3卷第5期。]更重要的是，在“社会转型”的问题视野中，相比于传统的文学审美品格，李勇提炼出了更有针对性的批评范畴，比如“现实认知能力”“历史理性”，以及作家的“情感、立场、胸怀”等[ 李勇：《如何认识和书写我们眼下的时代——以乔叶的小说创作为例》，《新文学评论》2014年第3卷第2期。]。这些在现有很多研究中并不那么受到重视的评判标准，也成为李勇展开文学批评时所借重的关键词。这并不意味着李勇重视“理性”而忽略“审美”，而是高度贴合着他所面对的文学对象来生成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论述方式。尤其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学来说，能否对现实进行有力回应，以及是否对历史展开了强劲的透视，本身就是“审美”能否真正生成的前提性问题。从中也可以看到，李勇其实是在呼唤一种更具开放性、包含“历史理性”的艺术创造能力的出现。

在“社会转型”的视野下，文学被“放置于和社会历史互动的场域中去审视”[ 李勇、席新蕾：《近三十年文学的现实主义发展路向》，《文艺论坛》2022年第5期。]，文学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也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点。李勇特别指出，“社会转型视野更突出的是一种整体性的文明嬗变，它不仅仅是政治之变，也是经济、法制、文化、伦理、道德等整体之变”[ 李勇：《社会转型视野下中国当代文学史(1976- )撰写的一种可能性》，《写作》2019年第3期。]。这些不同层次的“变”是如何在文学之“变”中落实和显现的，仍有待于研究者们更细致深入的讨论。但在这一根本性议题之下，相关的文学史叙述将变得更为立体可感，许多在原有论述框架中无法得到更充分讨论的文学运动、社会思潮和创作流变，也将获得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观照。特别是那些艺术个性各异的文学作品，在这一视野下凸显出了更具整合性的精神联系。因此，不论是乡村叙事还是底层写作，也不管是在河南还是台湾，李勇所关注的这些不同时空中的文学，其实都可以视为一种“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实践，它们同构于整个人类城市化进程的历史结构。而李勇文学研究中这些堪作鉴照的“镜子”，共同“呈像”了“社会转型”这一更具总体性的时代形象。

研究者所面对的作家是一个个复杂的感性主体，背后关联着不同的历史脉络、现实空间和精神资源。而要把握这样的文学创作主体，则要求研究者具有丰厚的学术积累、强大的历史理性和独到的审美判断能力，这些也是研究者自身主体性构成的重要部分。在个人经历和精神交流的层面上，李勇与他的研究对象也呈现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对话”关系。在李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发挥的作用其实是相似的，背后显示的正是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之间对等的主体位置。李勇在谈及“作家批评”的问题时，认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所回应的问题具有相通性：“正如文学创作必是有一种激情促发一样，作家有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及关于这些问题的焦虑和思考，于是才动笔去写。而究竟是以虚构化的、诗意化的文学创作，还是以更理性化的文学批评去写，只是不同的路径和方法选择罢了。”[ 李勇：《作家批评的个性、问题与当代意识》，《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4期。]对于李勇和同时代的作家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社会转型”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化在自我的生命历程当中。因此，“社会转型”视野所带来的不仅是特定的创作素材或研究对象，更是一代知识者所共享的情感体验和问题结构，这是“对话”得以发生的基本前提，也成为李勇的重要研究动力。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学术研究越来越容易成为学院体制内的有机生产。特别是文学已经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的时候，针对文学的批评和研究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去回应、触碰当下的社会现实，并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而学术对社会和个人是否还具有某种意义，也需要研究者不断地探寻和思考。或许正是由于关乎自身的时代感知和现实追问，李勇的学术研究也带着他个人鲜明的关怀与个性。其关怀体现在对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和对历史理性的持续锤炼方面，其个性则表现为於可训所说的“温暖体贴”的文风和“温煦的性情”。而於可训用“以散文为批评”[ 於可训：《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的新路——评李勇的〈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 〉》，《文艺报》2020年5月11日。]来概括李勇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写作方法，可以说是准确且别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勇的散文创作，如《滨州，我家乡的城》《家在黄河边》等，以另一种更有主体感的写作回应了常规研究方式难以处理的很多感性化的问题，因此也具有重要的学术参照意义。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文体意识的自觉，李勇的文学研究才会呈现出散文的特质。结合现代散文的创生语境来看，散文的写作，通常意味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某种平等对话。在显现研究者自身学术个性的同时，散文的笔法也更有利于感性化情境的营造，从而帮助研究者发现更多有意味的历史细节和情感瞬间，这些正是在一般学术写作中难以呈现的内容。

这种“以散文为批评”的方法，使李勇的学术研究能够真正抵达历史的纵深处和知识分子（作家）的精神内面。呈现在写作层面，则表现为李勇独特的进入研究对象的叙述方式。在《田园将芜胡不归？——论城乡之间的李佩甫》这篇文章的开头，李勇这样写道：

李佩甫有夜晚散步的习惯。他说:“很多个晚上，我穿越大街小巷，像狼一样在各个街头徘徊。”这说的是他上世纪80年代苦觅写作方向的日子。其实，夜晚、城市街头、路灯，这里本应有一种舒缓的节奏。在《生命册》的开头，吴志鹏背着行李到省城报到，便是这样一个舒缓的夜晚:“最初，我走在省城的柏油马路上就像是走在红地毯上一样，很幸福。路两旁亮着一盏盏路灯，那光芒是五彩的，这就是我的未来。周围的自行车铃声也十分悦耳，公共汽车刹车后的那一声‘嗞’很温馨，很生动……我很想给这个城市打声招呼。”这段描写应该也渗透了作家自己初入省城的记忆。而奔突或漫步于省城街头的这个李佩甫，此后便成为了他大半生辗转于城乡的生命缩影——他以他手中的笔，一再返回乡村和平原，躯体却寓居城市。这也成了他生命焦虑的源头。[ 李勇：《田园将芜胡不归？——论城乡之间的李佩甫》，《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

通过捕捉“夜晚、城市街头、路灯”这些日常情景和生活细节，李勇不仅找到作家与作品之间的感性通道，也描述出了作家生命历程所对应的象征性语境，为接下来相关问题的分析提供了具有历史氛围感的叙述基调。这也体现了李勇“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并将文学细部、作家主体和社会总体妥帖地统合在了一起，在与作家、作品中“人”的不同层次的“对话”过程中，释放出文学所蕴含的多重历史意涵和美学活力。正是在“社会转型”视野的烛照下，李勇发现了很多类似的能够转换为文学时刻的细节，既有力地揭示出“新时期知识分子（作家）与社会转型大历史的关系——既呼应和融合，更批判和质疑”[ 李勇：《田园将芜胡不归？——论城乡之间的李佩甫》，《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也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将“社会转型”中的“人”及其精神史维度凸显了出来。

这种把握研究对象的方法，或许也得益于李勇在《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中的写作经验。在这本书中，李勇采用了一种“访谈录”的形式。虽然文学批评家常常会提醒自己要与作家保持客观的距离，但是李勇却认为与作家的贴近，能够带来更别样的理解视角：“和作家们对话，打破了自己惯常的凝固而封闭的纯书斋式研究，带给我极大的交流的乐趣，让我感受到一个个鲜活的、富有个性的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土地和历史，从而获得知识和人生启迪”[ 李勇：《新世纪河南文学论——〈新世纪文学的河南映像〉导言》，《中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36卷第5期。]。尽管李勇的许多其他研究并未采用“访谈录”的形式，但这一方式对研究思维、体会层次和观察位置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并使李勇能够把研究对象还原到文学与社会相互打开的动态场域中，在“对话”的过程中去把握背后更为复杂多元的历史情境。这种方式，也体现在李勇有关陈映真等台湾作家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在理想的挫折面前》《战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精神史一探》等文章中，李勇通过细密严谨而又不失熨贴的爬梳，在多维度的“对话”过程中，既“勾勒出他们之间复杂的精神关联和图谱，呈现出理想主义时代终结对一代左翼知识分子心灵的冲撞”[ 李勇：《在理想的挫折面前——生命晚景中的尉天骢、刘大任、陈映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8期。]，也实现了“有效梳理战后台湾具有代表性的左翼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重审与反思20世纪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普遍的理想主义追求”的研究目标[ 李勇、宋硕夫：《战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精神史一探——以陈映真和刘大任的精神关联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7期。]，最终生成的正是在“社会转型”视野下以“对话”为核心意识的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方式。

赵园曾在《地之子》中提出，“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其有继承自‘土地’的精神血脉，‘大地之歌’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性吟唱”[ 赵园：《地之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在自身精神和文化脉络的意义上，李勇和他所面对的许多作家都可以称为“地之子”。不过，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之子”们越来越难以安于封闭的乡土世界、农村空间，而是辗转于城乡之间，持续面临着文明更替所带来的种种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重塑自己的现实认知和写作观念。在李勇充满现实介入感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可以时常看到对那种带着暧昧的、受限于特定“观念”的主体姿态的不满。因此，在不断反思的基础上，李勇特别强调作家个人的现实洞察和历史穿透能力，也更重视陈映真这种既有艺术创造力，又不失“清晰明智的历史理性”[ 李勇：《一个人的陈映真阅读史》，《中州大学学报》，2018年第35卷第6期。]的作家。李勇针对陈映真的系列研究，特别是近年来的《一个人的陈映真阅读史》《陈映真的中国情感与中国立场》和《陈映真入狱事件考论》等文章，不仅从历史的灰尘中打捞出一个更具体真实的“陈映真”主体形象，也映照出研究者自身的文学敏感和思辨能力。这些研究可以视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具有历史强度的“对话”，最终所发掘出的正是“社会转型”视野下的心灵经验，从中也可以看出李勇对自己研究方向和学术规划的某种调整。在不同的现实机遇和文学契机中，李勇得以与不同的作家主体展开“对话”，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逐渐显现出了自身“温暖体贴”而又不失警醒的学术主体形象。

在散文《滨州，我家乡的城》中，李勇写到了自己“由乡进城的生命之路的缩影”：

当年，我骑自行车，后座上带着书本和干粮，从老家出发，沿国道一路向东。经过一个小镇，经过小开河，便进入滨州城地界。再继续走，走过大片乡野，走了很久很久，才到达滨州市区。那次漫长的骑行，让我丈量和感受了村庄和城市的距离——那是生我养我的村庄，那是离我最近的城市。很多年里，那次骑行一直深印脑海。那似乎是我个人由乡进城的生命之路的缩影。[ 李勇：《滨州，我家乡的城》，《人民日报》2022年5月24日。]

李勇所展开的一系列“社会转型”视野下的研究，如他的散文一样，都充盈着具有切身感的复杂体验与理性思考，最终揭示出“由乡进城”过程中的种种困惑、难题和期许。在李勇的研究中，这些体验和思考，被结构到了有关“社会转型”视野的构想中，并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生长点。但这一视野如何避免自我本质化，同样有赖于研究者对社会历史状况的持续提问和动态把握。在社会转型仍在剧烈进行的当下，李勇结合自我生命经验的文学研究，为相关问题的推进带来了诸多启发。而在持续敞开的社会历史场域中，不论是对“乡村小说叙事”“河南文学”还是“台湾文学”的研究，李勇的关怀始终是我们所在的社会，是我们身处的时代，更是我们脚下宽厚的土地。正是借由一次次土地上的和文学中的“漫长的骑行”，李勇最终确立起了自己有关生命经历和文学研究经验的主体坐标。

今天的文学批评处于一种时代性的困窘之中。数年前，和一位青年评论家朋友聊天，问起他对一部新作的看法，他很诧异于我竟然认真读完了那部作品，并半开玩笑地说：今天谁还读小说啊，现在一个小说出来大概只有三个人读——责任编辑、评论家和他（她）自己……他的话当时让我有些吃惊。但说老实话，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同意了他的看法。当然，这里指的只是纯文学。在网络文学等领域，却又是完全不同的景象。然而，网络文学等受追捧并不能说明文学在这个时代的繁荣，反而愈加凸显了严肃文学的困窘。

处在这种困窘中的文学批评，其境况可想而知。文学批评当然是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的，但如果说完全脱离开文学创作自成一体，显然是有些极端化了。所以，当文学陷入了困窘，文学批评当然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严肃文学和文学批评今天也没有完全凋零，这应该感谢近几十年间在这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支撑作用的文学体制——如果没有这个外部性的支撑，严肃文学和文学批评能独立生存是令人生疑的。

哀叹也好，不平也罢，不能不承认：这就是现实。傍晚在广场散步，看到刚退休年纪的一些男女，长裙竖领、衣装肃然，结双成对地在跳交谊舞……恍然间有种隔世之感，因为已经忘了：大概有多久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了？甚至，连“交谊舞”这个名词，对耽溺于手游的一代来说，应该也是非常陌生的了吧？跳舞的这些男女大约是“60后”，改革开放正值青春，穿喇叭裤、烫飞机头、听邓丽君、跳迪斯科的就是他们，在大学校园里读朦胧诗、谈《人生》的也是他们。而今，偌大一个广场，他们只是占据了那小小的偏僻的一角，穿着年轻时穿过的衣服，追慕着一去不返的青春……

很多东西不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在我们生活中退场的么？严肃文学、文学批评也会是如此吗？2003年，在武汉《楚天金报》上第一次发表文章，那是一篇写非典时期大学校园生活的散文。当时，还热衷于往各大文学期刊投稿，除有几篇诗作见刊外，滔滔才情基本都宣泄在了校报上——那些矫揉造作的文字于今已羞于回首……2006年，读研究生时写出了第一篇文学批评文字，得导师於可训先生肯定，发表在他做主编的《文艺新观察》上。那篇文章评的是贾平凹的《秦腔》，《秦腔》发表时，我的老家也正发生变迁，那种感同身受的现场感，让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文学评论。

2010年博士毕业后，读到台湾作家黄春明和陈映真写台湾社会转型的小说，那些作品给我很大触动。我发现台湾作家对于他们的故乡和乡亲抱有一种完全不同于大陆作家如贾平凹那样的悲悯与同情。贾平凹写过《我是农民》，莫言说要“作为老百姓写作”，但是他们骨子里却有一种和农民、乡村的深刻距离感。这种距离感来自于他们不自觉的文化立场和知识分子角色定位，而这种定位又往往让本来对故乡和乡亲抱有同情的他们走向了同情的反面——厌憎。陈映真和黄春明等却不同，他们的同情和悲悯更彻底，更坚执。这样的比较，让我后来写成了另一篇文章《海峡两岸乡村叙事比较——以贾平凹和黄春明、陈映真为例》，发表在2012年第1期的《文学评论》杂志上。当年投稿，后来在责任编辑建议下修改，我对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在那之后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

文学研究始终是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即便是现在在高校评价体系中不受重视的文学批评，它的意义和功能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大家都不陌生的经典名著里阐述过，我就不再啰嗦。想说的只是，目前它所面临的问题大约出在两方面：一是现在的时代环境发生了太大变化，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二是文学批评乃至文学研究自身的不尽如人意。

文学批评的不尽如人意，这些年人们谈论的比较多，总结来看无非两点：一是做不到真诚和坦诚——是非对错、优劣短长，在批评家这里是很难见到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原因分析的，源于利害也好，碍于情面也罢，大家总是惯于表扬，不敢或不愿批评；二是源于一种学院特有的风习，当代文学批评形成了一种佶屈聱牙甚至故弄玄虚、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晦涩文风。这两点，简而言之可谓“不说真话”和“不好好说话”。因为身在其中，感受自然也特别强烈。但这背后的原因却由来已久，非一言所能道尽。这里想说的只是，说真话确实是首先需要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共同营造出一种允许说真话、鼓励说真话，从而让人愿意说真话、敢于说真话、乐于说真话的宽容自由的空气，这是前提和大环境问题，任何把责任单一化和道德化地归咎于批评家自身的指责都有失客观和公允。当然，对于批评家自身来说也有责任，但其责任却不仅仅在于追求“说真话”，因为要说真话首先需要有发现“真”——真相或真理——的能力，也就是说要先有真知，方有说真话的可能。这些内在的问题都解决了，才能谈说话方式或者说文风问题。

文学批评或学术研究的文风问题，很多人也都指出过、批评过，我想说的是其实很多学界中人也是深味其苦、深受其害的。一篇学术论文需要明确概念、追梳源流、划定范畴、搭好架构，这些如果说是必须的，那么一些技术性的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绪论、注释、参考文献等，很多时候看起来却过于刻板和教条，这一套研究生必经的训练程序让很多人习得了一套做论文的“法则”，却很少有人反思这套继承自现代学术规范的“法则”在某种单一和刻板的向度上被推行时，对于很多学科（比如文学）初学者兴趣和才能的扼杀。所谓“论文”或“学术论文”，其实就是一种说理的文体。但《邹忌讽齐王纳谏》《过秦论》《出师表》是不是说理？《艺术哲学》《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美的历程》是不是说理？文章本无定法，一旦成“定”法，一旦某种律条和法规作为一种通行规则被无意识和无反思地继承与推行时，很自然便会陷入八股式的僵硬。一个研究生写论文常常会被告诫不要用“我认为”，而是要说“笔者认为”——仿佛这样便多了一份客观理性；有的学术刊物因为要追求“学术”性，据说注释少于多少条初审即要拿下。这些并非合理却又在学界甚嚣尘上的有形和无形的规则或约定，也许有其特定的考量和不得已的苦衷，但毋容讳言的是，这就是一种形式主义和八股之病。

有病当然得治，但是这些年来，不少人似乎也在这种沉疴固疾中习惯了带“病”生存，乃至不以为意、甘之如饴。这一切其实都是因为所谓“学术”、所谓“研究”，已日益成为了一种拒绝与大众交流，与社会和时代相沟通，兀自在既成的——至少目前看来尚且稳固的——体制中自说自话甚至自娱自乐的小众行为。不可否认，学术事业因其所谈论的话题的艰深，以及探究这一话题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的专业或专门，向来是有一种曲高和寡的属性的，但这却并不应该成为学者逃避和社会对话、拒绝与大众交流的借口。通俗哲学读物当然无法取代康德，百家讲坛也取代不了传统国学，但若让康德和国学仅仅束之于少数人筑造的话语高阁，恐怕也非康德和国学大师们的本意。阐释发微，本也是后学的义务。而对于当下的文学和文学批评来讲，其边缘化的现实处境，若非我们选择听之任之，那就应该寻求切实的自我改进之法。

当然，这样喊口号的话可能谁都会说，只是理想丰满，现实却总是冰冷。因为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由长久以来的积弊和积习，以及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社会巨变与转型所共同造成的困窘。而处在这一困窘中的人类由来已久的人文志业，确实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过，人总是要怀抱着对于未来的希望的，甚至我们也从不曾远离那些挫折、不甘和伤痛，于是也便会有抗争和改变的愿望。有这样的愿望，便会有星星之火，虽不奢望其燎原，至少能于黑暗中有力所能及的照亮。

（原载《快乐阅读》2025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