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人膜拜的革命英雄，到举世唾弃的汉奸，汪精卫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是时代的宠儿，也是民族的弃儿。他被追逐，也被放逐。从万人膜拜的革命英雄，到举世唾弃的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汪精卫的性格有精致的优点和致命的缺点。他追求高尚的情操和自己的主见，但行事作风优柔寡断，往往没有坚定的立场。他在小事上聪明，在大事上缺少眼光，碰到挫折动不动就撂挑子离家出走。他主观上认为自己高风亮节，但客观上却是三番五次践踏自己的职业生涯。汪精卫有人性光辉的一面，但他叛国投敌的行为掩盖了自身所有的光芒。那么他为什么会走上汉奸卖国贼的道路呢？

一.走入政坛

汪精卫在1904年被清政府公费派到日本留学，他到日本的第二年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铁杆追随者，搞起了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任命他为广东都督，汪精卫称革命是为天下谋福，不应沦为个人追名逐利的工具，所以他主动请辞。他还公开倡导“功成身退”，提倡“六不主义”：不做官、不当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后，汪精卫辞去一切职务，带着陈璧君赴法国留学，不问政事。他说革命后的最大希望，是借言论出版传播真理，转变国人思想。

袁世凯曾邀请他加入北洋政府，他都没答应。直到宋教仁遇刺，他才被迫回国参与“二次革命”。尽管如此，为避免南北冲突，他奔走调解，反对武力起事。前半生的汪精卫确实淡泊名利，身上有浓厚的中国传统士人气质。他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却厌恶政治泥潭。他有情怀和见解，却缺乏坚定立场。汪精卫一生唯一坚持到底的，只有那次刺杀摄政王载沣。此后，他政治态度摇摆不定，优柔寡断成了惯性，也一步步走向不可回头的深渊。

二.汪蒋之争

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当仁不让的成为国民政府主席，而此时的蒋介石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汪精卫虽然是当时国名党的一号人物，但他手里面没有军权，军权恰好在蒋介石手里。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推进，蒋介石很快成为事实上的最大实力派，逐步对汪精卫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汪之间的矛盾冲突公开化。蒋介石在南京另建国民政府，造成历史上著名的“宁汉分裂”。“宁”指南京政府，“汉”指武汉政府。1930年中原大战后，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完全集中于蒋介石手中。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北。在集中抗日的背景下，汪精卫被迫与蒋介石重归于好，出任行政院院长。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汪精卫坚决主张抗日，并宣布政府迁往洛阳，表示“绝非威武所能屈，绝不以此土寸地授人”。可蒋介石认为攘外必先安内。随着1933年日军继续南侵，并制造“华北自治”，汪精卫开始接受“以抵抗为辅、交涉为主”的对日方针，并与蒋介石一起同日本人签署了《塘沽协定》，默认日本占领东北及热河。这一协议将两人推向了风口浪尖，国人视之为不折不扣的“卖国行为”，两人的公众声望几近崩塌。

《塘沽协定》

1935年7月，汪精卫被迫辞去行政院长与外交部长职务。同年11月，退伍军人孙凤鸣因不满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原计划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刺杀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缺席了会后的合影照相，孙凤鸣临时决定刺杀汪精卫。汪精卫身中三枪，但幸运的是他没有死。汪精卫在遭遇刺杀后，其夫人陈璧君坚信这是蒋介石策划的，非常痛恨蒋介石，汪蒋两人之间的矛盾彻底加深。1937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开始对日宣战，而汪精卫依旧坚持主和，导致其在国民党内部被边缘化，并逐渐走上与蒋介石彻底分道扬镳的道路。

西安事变

三.叛国投敌

1938年南京沦陷后，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中日之间的外交关系完全破裂。汪精卫组织起一个 “低调俱乐部”来推动“和平运动”，他认为继续进行消耗性战争无异于自毁前程。其实日本在经历太原、徐州、武汉等几场大会战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紧张，日方深陷持久战的泥沼，尤其是台儿庄战役让日本高层也想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战争的想法。最后汪精卫与日本人开始接触谈判，并签署 “汪日密约”，这个密约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但汪精卫认为只要能争取日本部分撤军，已是最佳结果。密约的达成以汪精卫脱离重庆政府、主动出面主持新政权为前提。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跑到河内发表了著名的《艳电》，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和平建议，准备与日方展开谈判，推行和平方案。《艳电》的公开发布令重庆国民政府措手不及，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意志的怀疑。然而很快事态发生180°的大转弯，原先与汪精卫接触并达成密约的日本近卫内阁，在“艳电”发布不久后即宣告下台。新任首相阿部信行上台后，对汪精卫的密约置之不理，日本新内阁无意兑现此前承诺，使汪精卫陷入“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境地。因为他已经被国民党正式开除党籍和一切职务，全国上下都在骂他是卖国贼，连此前承诺支持他的龙云也态度逆转，南方建政计划宣告破产。可以看出，汪精卫虽抱有和平理想，然其政治判断力明显不足。他没有认识到日本只是借用他的政治声望来对抗蒋介石。在中日战火正酣、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之际，汪精卫选择在河内发表《艳电》，无异于主动摧毁其多年积累的个人声望。汪精卫一旦人设崩塌，他就失去了被日本人利用的价值。

汪精卫自此被日本人拿捏，日本新政府大幅度修改原有密约，提出更为苛刻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如果说《重光堂密约》尚存外交辞令上的遮羞布，新纲要则彻底暴露了日本以汪为傀儡的真实意图。汪精卫在得知日方新条件后，悲愤莫名，但只能接受。他含泪对妻子陈璧君说：“日本若能征服中国，那就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却要我在他们的计划上签字，这种文件不是卖国契，是我的卖身契。”汪精卫软弱的态度连亲信高宗武都看不下去了，1940年元旦，高宗武与陶希圣在上海黑帮头目杜月笙安排下逃往香港，随后联络中统特工，并于1月6日在《大公报》上全文公布《重光堂密约》，即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密约曝光后，汪精卫的“汉奸”身份彻底坐实，舆论一片哗然，连曾对其抱有期望的南洋华侨也群起唾弃，最终声誉尽毁，回天乏术。

四.评价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 “伪南京政府”，完全沦为日本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汪精卫还大力招揽来自重庆政府的边缘人物及地方势力的小军阀，事实上配合了日方瓦解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尽管他自诩为“和平运动”的推动者，但在日本强势主导下所作所为早已偏离初衷，甚至与“和平”二字渐行渐远。相比之下，同样身处日军控制区域、却坚守气节的北洋旧将，如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曹锟等人，始终没有与日方合作，坚持民族立场不动摇。与他们相比，汪精卫“汉奸”之名实难辩驳。

汪精卫在个人品德上无可挑剔。汪精卫最大的硬伤是他的性格，他是个有情怀的文人，思想独立，原则坚定，不轻易随波逐流，但作为政治领袖，他缺乏坚定立场，政治眼光短浅。中国人向来是有反侵略的传统，但他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首鼠两端，在对日问题上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汪精卫顺从日本分裂中国的意图，承认满洲国和华北傀儡政权的行为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宁死不为奴”是所有民族亘古不变的情感，他没有坚守住一个中国人该有的底线和一个政治家该有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