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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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贤没有死，他身上九个弹孔，一直在说话
天镇出事那年，很多人一觉没醒，连喊声都没来得及出。
枪声是早饭时间响的，天镇西北街的胡同口，血从院门里一直流到路面上，一直没人敢去看。
后来我们知道，那天，贺贤死了九次，活了一次。
他不是兵，不是官，也不是什么带头的。
他就是个普通男人，家里早上刚煮了一锅小米粥，孩子还在门口玩泥巴。
枪响那刻，他没跑，他推了老婆一把，那一下，他自己挨了九枪。
子弹从肩胛、腰、腿上穿过去，血把后墙都溅红了。
可他没断气。
他就那样趴在地上，眼睛睁着，不敢合。
再往回点说，那个时候谁都知道日军朝这边来了，平绥线一路打过来，镇上的人早就风声鹤唳。
可谁也没想到，守军说撤就撤，连句告别都没有。
镇子一下就成了空壳，老百姓还在赶集，孩子还在读书，天突然塌了。
那天进城的日兵不说话，队列整整齐齐，一进来就分组“清理”，东边巷子，南门外，照着门就冲进去。
谁反抗就一枪，谁不反抗，照样一枪。
不打枪的时候，他们还笑，说话像演戏。
张家那个十五岁的姑娘，她妈把她藏在炕洞里，门口还放了两个坛子。
可她们还是被翻了出来，院子里传出的声音邻居都听见了。
她妈最后被拖出去时，脖子上还挂着炕帘子。
张姑娘没能撑到天黑，死的时候睁着眼，手里抓着一块布，布角上是她弟弟的名字。
另一个马家，七口人被拉到街口排着站着，日军拿着刺刀，按顺序来。
最小的两岁，刚会走，连话都说不全。
那孩子没哭，像是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
只有一个八岁的女孩被落下了，因为她晕了过去，被当成死的，才活了下来。
她醒来时，天镇已经成了另一座城。
他醒过来的时候，天镇已经烧了三天，街上没有狗叫，连风都是静的。
他拖着半边身子，靠着墙，一点点挪到了胡同口。
他找了根竹竿当拐杖，身上血干了，衣服都贴在肉上。
他先去了张家，炕洞空了，院子没人。
他又去了马家，看到那女孩躺在柴火堆里，嘴唇发紫，全身冻得发硬。
他没往山里跑，反而往镇子南边走。
他知道那里还有几家人躲着，他也知道，日军没走干净。
可他还是去了。
贺贤那时候不是什么英雄，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就这么完了。
那女孩，一个一个院子敲门，找能活下来的。
他身后跟着的，后来多了五个女的两个孩子，还有一个腿断了的老头。
他们藏在一口干井里，地底下冷得咬牙。
贺贤把自己的棉袄脱了，盖在那老头身上。
几天后，城外的游击队摸进来了，是天镇外围的几名老乡带的路。
他们第一眼见贺贤，还以为是个疯子。
那时候贺贤脸上全是灰，头发像枯草，眼睛却发着光。
他把活下来的人一个个推到游击队面前，说：“这些人，我带出来的。”
他没有继续留在山里。
他说他得回去，得把死去的人名字记下来。
他知道的事太多了，他亲眼看着几十户人家一夜之间没了。
他回到镇上，从废墟里翻出一块木板，拿炭笔一点点写名字。
他写得歪歪扭扭，手抖得厉害。
有人问他：“你写这些干嘛？”他没说话，只是写。
后来他在学校讲过那些事，声音不大，讲一会儿就停。
他说话慢，语气也淡，但没人敢打断他。
因为他说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他身上那九个弹孔写出来的。
贺贤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五十年代，他站在一块石碑前，说：“别全怪别人，咱自己也得记着。”说完这话，他转身就走了，没再回头。
那八岁的小女孩，长大后没再回天镇。
她在南方一个小镇做了老师，教书教了三十年。
她从不讲家里的事，直到退休那年，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我昏过去的那一天》。
张姑娘的那块布，后来被村里人翻出来，洗干净了，压在一本老课本里。
没人知道那布最后到了哪儿，但不少人记得，她写下的那几个字，是拿粉笔写在墙上的，“我不是不想活，是不敢活。”
《山西抗战记忆档案（1937-1945）》，山西省档案馆
《华北抗战口述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天镇县地方志（民国卷）》，天镇县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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