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一个9岁围棋少年跳楼轻生的消息，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据媒体报道，杭州智力运动学校9岁围棋棋手朱某鑫据传“因长期遭父亲家暴殴打”于杭州跳楼轻生，杭州市公安局称已接到报警，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处理。媒体采访死者身边相关人士还原了父亲家暴这个“人尽皆知”的秘密与9岁棋童人生尽头这场“死局”之间的关系。
从各种细节呈现出的棋童短暂又璀璨的围棋生涯，可以看到于公众而言并不陌生，却已然足够畸形的家庭教育环境。2020年9月，4岁的朱某鑫围棋启蒙；2021年10月，5岁的朱某鑫半趴在桌子上，用手指着一点点认棋谱；2022年至今，朱某鑫在近10场大型赛事中获得组内冠军。公开信息显示，朱某鑫生前最后一场围棋公开大赛是5月12日至16日在安徽芜湖举办的第九届“伟星杯”，他在公开组232名参赛选手中排位第147，胜率45%，作为全国业余围棋界公认的最高水平赛事之一，这个成绩并不算糟糕。
孩子已经足够优秀，小小年纪就成功晋级业余6段，如果没有这场“意外”，有望在两年内追平甚至超越世界围棋冠军八冠王柯洁11岁定段的纪录，成为职业棋手。
围棋少年的短暂人生，家庭离异的背景下，作为监护人的父亲常伴左右，而随着少年轻生，外界密集指向的是家长对孩子的苛刻要求与疑似严重家暴。涉及刑事问题的家暴，以及家暴与棋童自杀之间有否直接因果关系，还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介入调查取证，但种种与家暴相关的讲述、迹象，却已然令人足够痛心。
5月21日，福建省围棋协会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孩子（轻生）应该是跟他家庭关系有关，他家庭破碎父母离异，他父亲对待孩子可能粗暴了一点。”有别于其他普通孩子的生活环境，棋童的生活围棋机构的见证可能更多，而从相关人员的讲述看，被指存在家暴行为的父亲是“可能粗暴了一点”，是“其他家长在比赛中，也看到他父亲因为孩子输了棋，对他拳打脚踢”。
狭小的围棋圈子、专业机构对发生在身边的疑似家暴行为，还是有相当世俗的看法。而按照最高检联合公安部、教育部等多部委于2020年5月发布的《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特殊职责，或者虽不负有特殊职责但具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条件的企事业单位作为“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对未成年人“存在或疑似存在受到家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等不法侵害危险时都负有强制报告的责任和义务。
这个与强制报告制度落地几乎同时，开始接触围棋的少年，其疑似遭遇漫长家暴的时段却很显然并未得到制度及时有效的庇佑。报道细节显示，有围观家长“也反映过（家暴问题）”，轻生棋童母亲3年前因家暴离婚，彼时的家暴也“有报过警”但“家暴也没有停止”，报警居然成了孩子母亲的一个所谓“前车之鉴”。基层对于家暴案件的应急处置存在诸多问题并非仅此一例，引发舆论关注的“生母继父杀童案”也曾被曝出当事人有暴力倾向，死者身上“曾被目击过多次伤痕”，却未见有效介入干预。检察机关披露的典型案例也表明，有关部门面对家暴求助以及强制报告的积极做法，有能力救受害人于水火，监护的危机干预、被害人的综合救助都需要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机构、场所，能在发现家暴苗头和线索时立即启动强制报告，激活有效干预，而非只是事后慨叹。
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需要全案贯彻倒查机制，对于发现或应当发现未成年人身处家暴困境时，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机构，该负什么责任，就要负起什么责任。正在热播的未成年人保护剧集《无尽的尽头》就鲜活呈现了未成年人身处家暴等多重困境时，家门之外的有关部门应当而且必须担负的法律责任与积极救助义务，使困境儿童脱离遭遇不法侵害这种“无尽的尽头”，而不是只有事后的几句追忆、几声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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