戛纳获奖，毕赣如何走进自己的“狂野时代”

当地时间5月24日晚，第78届戛纳电影节落下帷幕，毕赣导演，易烊千玺、舒淇领衔主演的《狂野时代》获本届戛纳电影节特别奖。

电影讲述了在一个人类已经不再做梦的世界里，一个“怪物”依然整日沉迷于梦的幻觉中，而一个女人能够看清幻觉，并潜入了他的梦境。本届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朱丽叶·比诺什称赞该片是一部佳作。她说：“虽然这部电影很难完全看懂，它有部分是关于梦境，还有一些言下之意，但我们能感受到这是一部需要去探索的富有诗意的作品，可以让人挖掘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它很打动我，虽然我说不清楚具体原因是什么，我希望通过这个奖来分享我的感受。”

自《路边野餐》后，毕赣便凭借其非线性叙事和对时间与记忆的梦境般书写频获业内好评，第二部长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此次《狂野时代》的获奖，无疑证明了毕赣已在国际影坛有了一席之地。

毕赣，这个从贵州凯里走出来的县域青年，是如何飞向那辽阔舞台的？

到野外去，回故乡里

毕赣喜欢动物。

“你以为自己是一只动物，动物就应该每天在野外游走。”他在采访中曾坦言童年的挣扎与臆想，以及动物带给自己的快乐，特别是狗。

“我的童年记忆是跟狗在一块儿。”而这也投射到《路边野餐》中：诊所前晃荡着酒鬼的狗，狱中称狗为“老师傅”。

他对电影的爱，更是直接来自《导盲犬小Q》，彼时他幻想，未来的工作“能拍拍动物就蛮不错”。

不过，“动物”需要迁徙，毕赣需要“野外”，他的高考分数，带他前往了他“能去的最远的地方”——山西传媒学院，学的是编导，跟电影关系不大。

大学期间，心事重重的毕赣，写随笔、日记，打实况足球，跑加油站而非电视台实习，看大量影碟，自学电影，惶然中回溯自我，不知不觉便将触手伸向摄像机。

在校期间，他导演的首部短片《南方》获校内影展金奖；第二部短片《老虎》，仅凭一页剧本，便招呼几人从太原回到凯里，以光影记录杂乱街道、昏暗理发店、游戏店、狗以及就像王宏伟之于早期贾樟柯，毕赣的御用演员姑爹陈永忠已经在这里出现。

《老虎》是毕赣作品之源代码，其素材介于纪录和虚构之间，召唤诗歌填补影像叙事，主题已经探入记忆与时间之海，借用某种复调、互文的手法，探索三个男性重复又迥异的命运交错。

但源代码需要时机、配件与某种决心，才能催生后面的程序。

2011年，刚刚毕业的毕赣，尚未创造这样的条件，便同朋友在贵阳开了一家婚庆工作室，没多久就倒闭了。次年，为了纪念一个过世的朋友，工作室几人爬山钻洞，没什么预算，拍摄了短片《金刚经》，他的梦境之所“荡麦”已经在片中出现，诗歌的吟唱、陈永忠主演、记忆或时间，仍是主题。

这两部个人风格强烈的短片，获了国内大奖，但没带来拍长片的机会。他还得找工作，试着考姑妈所在的客运站，试着跟朋友一起考“爆破证”。当时，害怕毕赣浪费自己才华的大学老师，焦心不已，掏了三十万给毕赣，让他拍摄筹备良久的《路边野餐》。

《路边野餐》的起源也是凯里的一则死讯。毕赣奶奶在镇远的亲哥去世了。她想送一件衣服过去，但身体又不允许她远行。去远方送一件衣服，这个有着公路片意味的念头如藤蔓，孳生蜿蜒，纠缠反复，不可放过。

毕赣希望，送衣服的人，经由某地，“能遇到过去的爱人，碰见长大的亲人”。这个地方就是荡麦，这个人就是陈永忠饰演的写诗的乡村医生陈升。

三年剧本，两年制作，这场征途，非短片可比。年轻导演首次执导长片，很难避开大师对自己的影响，因为他与大师，或许跳动的是一颗心脏。

贾樟柯给他信念，一个个体，也能做电影，“不依靠电影厂或什么机构”；王家卫、安东尼奥尼教导他某种电影的工艺；侯孝贤《南国再见，南国》和塔可夫斯基《潜行者》（该片改编自苏联科幻小说《路边野餐》，即毕赣片名之来源），是直接在方法、影像、表达层面，影响着毕赣。

但毕赣只是学，只是致敬，有师承不等于唯“师”是从。“你来了凯里后就会发现（我）跟谁都不像，不来的话会有一些误区。”

是凯里，这片乡土，养育出了毕赣的影像方法，它的瀑布、溶洞、防空洞、山区、县城建筑、河道、林木、潮湿的青苔、带锈的火车等等，有它们自己的位置，毕赣只是依照凯里的空间和时间，合理地使用它们而已。

2016年《路边野餐》上映，获得十几项国内外大奖，凯里从此与汾阳并驾齐驱，前者之于毕赣，后者之于贾樟柯，都是孵化未来电影大师的圣地。

“自在”或“不自在”

不拍片时，毕赣喜静不喜动。

外面世界于他，只是工作，没有吸引力。他不喜欢去旅游。带影片去国外参展或宣传，休闲时也多是猫在酒店。

许知远的《十三邀》访谈毕赣时，谈及他的这一特性，许知远问他，是否对亲友和熟悉感有很强的依赖性？

毕赣说，不知道，可能有安全感，“要不然，还挺不自在的。”

“自在”——这是毕赣的人生关键词。为了自在，他从太原踅返故乡；而凯里，没有红毯和镁光灯，只有山水、亲人和记忆的起源，可以让他安然于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也更自在一些。

但“自在”的背后，其实存在“不自在”的暗影。寻求阳光，必先寻到阴影，不然如何彰显阳光；为了自在，毕赣需先解决郁结心中的“不自在”：

他的“不自在”首先体现在闪烁的灯。

幼时，他住在澡堂旁的房子，那里潮湿，电路有问题。每晚醒来，他听到父母吵架，电灯都会闪。摆荡在明灭之间的灯，伴随父母的吵架和离婚，成为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意象。

然后就被毕赣安排进他的电影，《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都有不少忽明忽暗、扑朔迷离的灯。由此，这个不安全的意象，就被毕赣关进了电影，“就会变得很有安全感。”

父母离婚后，母亲离开过凯里。母亲的“隐形”是毕赣不得不面对的另一种“不自在”。

他说，他母亲有生命力，凡事靠自己，是“很朴素的英雄”。她经营一家理发店，买车买房，热爱生活，“很自在，没有什么陋习”。于是理发店便成了《路边野餐》中主角交心和抚慰遗憾的理想国。

凯里，这个既能让他自在的桃源世界，又是其不自在的梦魇发源地，有着毕赣进行创作所需的一切。

无论是情感方面的，父母离婚，家庭不安，童年游荡，中学初恋，邻人死亡，复杂的家族成员的命运，还是自然方面的独特景观，矿洞、山瀑、车站与隧道、台球厅、游戏厅、繁杂缠绕的小镇等，皆构成一个自足的天地。

毕赣要安置这些庞杂富饶的景观和不自在的病灶，让这些迷宫般的、充满宿命论意味的忧思，以合理的方式关闭进自己的记忆博物馆，唯一可以摆渡他的，只有电影。

《路边野餐》的主角陈升入狱多年，母亲和前妻亡故，弟弟仇视自己，外甥卫卫不知所终。他带着众人和自己的愿望，前去镇远。途径荡麦，即著名的42分钟长镜头，他与过去重复，与未来相遇，与当下相撞，“命运布光的手”，让他在另一时空的维度，了却遗憾。

《地球最后的夜晚》的主角罗紘武（黄觉 饰）追查杀死好友的凶手，却爱上凶手的情人万绮雯（汤唯 饰），被她利用和迷惑，以至于迷失在记忆与幻梦之中。该片同样有长镜头，且是3D版本，让观众跟随主角进入那亦幻亦真的梦境，回溯人自身的过去，度化人心中的幽灵。

前者似在讲人生的告别，讲命运的循环，讲凯里的众生记忆渺茫不可追也；后者似在讲情感的创伤，讲欲念的魔障，讲男男女女唯有靠梦和电影才能自赎；但从根本上，我以为毕赣要讲的是：世相虚妄，唯一可存留的，乃情感之真。

在荡麦，陈升拿起话筒，为陌生又熟悉的理发店姑娘唱《小茉莉》，这是真；

在梦境，主角与从未出生的儿子打乒乓球，举枪逼怯懦的男人带走想私奔的母亲，在旋转的房子里与追寻十几年的女人亲吻，这也是真。

真实或虚妄，判定标准不在于时间、空间或任何物理定律，它只存在于毕赣及观众从影片中所激发的那颗，让自己执迷、沉沦、挣扎乃至自渡与解脱的“心”。

度己还是度人

自《老虎》之后，毕赣十几年的创作几乎不变。

他的作品，无论长短，皆有规律可循：时间与记忆的叙事母题，克制而含蓄的诗意画面，非线性、音乐复调的叙事方式，以及长镜头塑造的记忆迷宫等。

这是否会导致一种重复或沉溺呢？

毕赣并不担心这一点。他说：“你的作品首先要解决自己。任何一个艺术工作者都是这样的，一定是自我的诉求为先。”

如果一个像时间、记忆、梦境这样的母题，困住了你，你用毕生的精力反复阐释，试图解决，这没有问题。因为人类迄今为止，确实没有完全破解这些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未解之谜。

但倘若说毕赣是个沉溺于自我与凯里的世界，而没有像贾樟柯、侯孝贤等观照到一代人、一类人或一个地方的群体，这也有失公允。

在与许知远的对谈中，毕赣就频频提及凯里人的整体状态。

他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

凯里年轻人的最大理想放在爱情上面，“他们的虚无是对婚姻关系的虚无，而不是对人生的虚无”；

这代年轻人不做极端的事情：四十岁时，多数人可能不会“不惑”而是变成酒鬼；

时间，让一些人快速经历人生之剧变，学校毕业、结婚生子、离婚变故、生意失败，被一种挫败感笼罩，被海量信息轰炸，被诋毁为过于顺从的一代，而没有人关心他们，甚至“他们也不是那么关心自己”。

毕赣电影里的空间，台球厅、游戏厅、理发店、乡村诊所、招待所、矿洞、棋牌馆、破败公路边的民居、渡船、县城剧院等，里面充满了“涉世未深，同时提前衰老”的年轻人。

他们没有上一代的伤痕，但他们内心的风暴，那种纠缠在爱欲、亲情、伦理、道德、回忆、生存、焦虑等方方面面的困境与磋磨，并不弱于上一代。

像《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所涉及的死亡、告别、乡土、遗憾、爱情、亲情等问题，何尝只是毕赣的私人问题，它们是人类所共同的情感谜题。

当他思考如何妥善安置这些问题时，便已经给到了与之有同感的人以安慰；当他用自己的方式解读这些难题时，便能启发我们，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可以渡过苦海的桨。

而最新长片《狂野时代》的故事发生在近未来，一个女人在一场手术中沉睡，她发现自己的意识之中存在着一具仿生人的残骸，于是她用一种离奇的方式将其复活。随着仿生人的感官逐渐苏醒，他们也一起坠入了人类的意识之海。

所以，电影讲的还是他所痴迷，同时也困扰他的梦境、时间、记忆这些母题，只是故事背景从凯里，搬到了重庆等地，乡土色彩化身为科幻特质。

也许科幻——虚构性更强，私人体验更少，会让毕赣无所顾忌地将创作重心，投注于他人乃至一代人，甚或整个人类。这种“倾斜”，是毕赣靠近他的前辈侯孝贤、塔可夫斯基，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他已经走进了自己的“狂野时代”。

文/李瑞峰 编辑 苏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