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西三大展何以取代正仓院展的地位？

在日本，每年最受关注的展览应该是深秋奈良国立博物馆的正仓院展。但今年的情形不同，正仓院展的地位恐怕被关西三个大展所取代。这三个展分别是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超国宝展”，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日本国宝展”和京都国立博物馆的“日本、美之熔炉：跨文化交流的轨迹”展。大阪和京都展都是为了配合大阪世博会而举办，奈良展则为了庆祝奈良国立博物馆建立130周年。三个国宝展同时展出460多件日本古典艺术史各个时期的超级经典，这是空前的。

4月下旬，笔者参观了这三大展的前期部分。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日本文化深受中、韩等东亚大陆影响，也对外来因素不断加以改造，以便适应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生态。这使日本在不少方面更好地保存了来自一衣带水彼岸的艺术文化，能使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潜在可能性和鲜活性。

“最好是一次只看两三尊佛像，静下心来，让它们的美慢慢渗透进心里”

先来谈谈奈良国立博物馆的超国宝展。这个展设定的目标至少有两个，一是回顾1895年奈良博览会（奈良国立博物馆的前身）以来的博物馆历程；二是最大程度展示日本佛教艺术在关键形成期表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143件展品以雕塑、绘画和写经为主，尤以佛像最为耀眼。早期日本雕像的巅峰之作如百济观音、中宫寺菩萨半跏像、鉴真大师像和京都宝菩提院的菩萨半跏像等均在展中。除了选自奈良、京都和东京这三所国立博物馆的珍藏之外，其他展品的绝大多数来自奈良的21所著名寺院和5所著名神社。

作为日本首个固定下来的都城，平城京（奈良）的佛教与日本律令制政权关系十分紧密，形成了以所谓南都六宗为核心的体系。到了平安时期，南都佛教受到来自以平安京（今天的京都）为中心的新兴佛教文化的挑战，但其重要地位在明治以前仍大体得到保持。

奈良展的观看印象是难以简单描述的，也许就如同在大正七年（1918）初访奈良博物馆时的和辻哲郎那样，被目不暇给的艺术珍品所笼罩：“最好是一次只看两三尊佛像，静下心来，让它们的美慢慢渗透进心里。”

进入超国宝展的第一个视觉冲击就是伫立于大厅之中的百济观音以及拱卫的两尊同样来自法隆寺的天王像。在法隆寺大宝藏院对外开放时我们也能看到百济观音，不过那是被安置在一个较高的基座上，这样的确能给人一种天人之感，但奈良国立展却将观音像置于一般人可以平视的高度，且撤去了玻璃罩，加上远比大宝藏院先进的照明，使人能在咫尺之间360度尽情观赏。

奈良展的任何一件展品都具有标志性意义，这里想提一下这次展品中的两件，一是《天寿国绣帐》（中宫寺藏），一是药师寺的《吉祥天画像》。前者是圣德太子传奇形成的重要物证，因千年前的刺绣保存不易，平常从不展示。后者则应该是保存迄今最美妙的奈良时代画作。原件笔触之精细、色彩之沉静婉丽，确实难以语言形容。

针对这幅作品，日本艺术史家下店静市有如下的评语：

吉祥天和毗沙门天同为施福之神，也含救助女人的意思。给予饮食衣服的富贵之神，其精神在美丽容貌上呈现。这幅画的重要之处在于盛唐时期出色的色彩感觉，作为实例令人赞叹，这是散发着芳香的色调。

这一画作应该是出自奈良时代日本本土一流画师之手，但受到唐代仕女图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此画来推测唐代最高水准的宫廷绘图可以达到的水准。不过尽管有《簪花仕女图》等晚唐以后出现的作品存世，唐代宫廷级别的女性主题绘画存留甚少，《吉祥天》究竟有哪些手法直接承自唐代，哪些又是日本本土的创造，仍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旃檀像的传奇：鸠摩罗什传记中一个小角色在日本获得新生命

京都国立展强调日本的美术如何通过文化的碰撞、吸取与融合而形成，又如何在此过程中呈现并认识自身。

第一单元“往来交流中传入的技与美”展示的是外来影响下日本早期文明的发生，展品中“画文带四佛四兽镜”据说出土于大阪府羽曳野市，这一形制的铜镜应自汉代四神镜发展而来，但这枚却有细节清晰的立佛和坐佛图案，似未在中国考古见过（据说民间藏有一枚）。高松冢古坟壁画自发现以来便享有盛名，京都展特意选择了出土之初在前田青邨监修下由守屋多多志、平山郁夫等四位画家采用点描法绘制的作品，精确复制了出土时壁画的色彩和质感。

第二单元“跨海求教”中展示的物件有唐代蟠龙石柱和著名的“五月一日经”中的《十诵律》（文化厅藏）和《摩诃僧祇律》（京都国立博物馆藏）两种。蟠龙石柱从形制看应该是唐代石灯的支柱，这可以从保存在西安碑林的蟠龙石灯推测出来。但这么沉重的物件却是由九世纪的留学僧从长安青龙寺带回，而最终落脚在了京都安详寺。

“五月一日经”指的是从天平八年（736）九月二十九日开始的奈良宫廷写经工程。这项工程由光明皇后发起，宫中写经所以玄昉随遣唐使带回的五千多卷佛典为底本进行抄写，目的是复制一套完备的佛教一切经。天平十二年五月一日，光明皇后为这些写经题写了愿文，为其已故父亲、权臣藤原不比等和母亲橘夫人祈祷冥福。于是这些写经被统一称为“五月一日经”，无论是纸张还是书艺都代表了奈良时代写经的最高水准。

如果说“五月一日经”代表着遣唐使时代盛唐文化影响日本的高峰，那么这一单元中展出的两件与圆仁有关的珍贵写本就可以说代表着遣唐使时代的结束。这两份写本分别是圆仁《入唐求法目录》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抄本，后者尤其珍贵，抄写者为镰仓时期京都长乐寺天台僧兼胤，它是这一重要历史文献唯一存世的古写本，被列为国宝。但跨海求教的努力并未因遣唐使的终止而停顿。这一单元最后部分有关旃檀佛像的展陈就是中国影响日本宗教文化的新阶段的典型例子。

无独有偶，奈良展也强调了清凉寺旃檀释迦像这一主题。奈良展中有一座京都五台山清凉寺的旃檀释迦像，这尊来自北宋的木雕造像是入宋巡礼的奝然上人在台州请雕刻师张延皎、张延袭兄弟制作而成。此像的缘起是佛经中关于印度憍赏弥国优填王造像的记载。优填王因思慕释迦如来而以牛头旃檀造其像，在佛教传统中这被认为是佛像的起源，一般也被称为优填王造像。中古时代围绕这一记载形成了流行于中土和西域的瑞像故事。奝然迎请的这尊释迦像被认为是优填王释迦像的直接摹本。

清凉寺旃檀像虽成于台州，依据的原像却是汴梁大内滋福殿的优填王释迦像。该像宋初由江南被迎入京城，奝然在滋福殿瞻礼后便产生模造的愿望。雍熙二年（985）该像从大内移入太宗赞助的汴梁启圣禅院，这为奝然模刻提供了条件，于是他请雕刻博士张荣先模刻一个小像，然后在台州由张氏兄弟依原像大小复制。完成后经台州商人郑仁德的船承载至博多，最终安置于京都爱宕山下新建的清凉寺释迦堂。此为日本佛教史上的大事件，此像在中日文化史上也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1953年在旃檀像内发现大量珍贵的纳入品，包括北宋的抄经、线刻水月观音铜镜、有关瑞像制作信息的《舍钱结缘交名记》等等。还有前年曾在根津美术馆宋代书画大展上展出过的版画《灵山变相图》和《弥勒菩萨像》，是迄今能见到的最精妙的宋代版刻。旃檀像是奈良展“企慕释迦”单元的主打展品之一。此像平时也能在清凉寺的主堂瞻礼，可只能远观。作为寺院主尊，这次能在奈良展后期让人近距离观摩，实在难得。

京都展的旃檀佛像主题围绕不同线索展开。有关旃檀像由天竺传入震旦的历史，大约在初唐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认为这尊像是由鸠摩罗什父亲鸠摩琰从天竺带到龟兹，随后因鸠摩罗什入长安而流入中土。这一说法影响了日本。奝然等巡礼僧将模刻该像并迎请到日本视为日本国土与来自佛教本源圣物的直接连接。京都展强调的就是这种神圣性联系，因此展出了室町时代的《罗什三藏绘卷》，这件作品描绘了旃檀佛像从天竺到日本的因缘。卷中作为佛教徒的鸠摩琰遭迫害后逃往龟兹，他与所携旃檀佛像白天黑夜相互背负。这尊像最终渡海而至日本。通过旃檀像的传奇，原本只是鸠摩罗什传记中一个不那么关键的角色竟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新生命。

除了佛教文化等与中国有密切关联的主题之外，京都展也让观众看到早期全球化时代的舶来品如何在日本的日常中获取新的生命。

宋元禅林高僧：启迪了日本新一代的文化与宗教意识

大阪市立美术馆的“日本国宝展”意在呈现日本美术史的发展概观，同时让人了解大阪地区文物收藏之富。

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大阪展备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展出了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丧乱帖》，但最令笔者兴奋的反而是同一空间展出的其他几件中日书画。让笔者伫足的是藤原伊行的《芦手绘和汉朗泳抄》（京都国立博物馆藏）。这是伊行这位平安著名书家唯一确定的真迹。用汉文草书与和文写下的风月歌咏书风舒展而飘逸，纸张用群青、绿青、代赭、银泥等颜料绘出芦苇、马匹、水鸟等意象，这些意象的画法富有韵味。整个作品流露出来的高雅气息让人看到平安时代贵族文化的精致。

在《丧乱帖》居C位的展区，相伴的并非苏黄等影响日本书法的宋人名品，而是大慧宗杲《与无相居士尺牍》和古林清茂《与别源円旨送别偈》（五岛美术馆藏）。二王书风固然对日本影响至深，展厅里的藤原行成《书卷》（本能寺切）与《丧乱帖》可谓一脉相承。但在下一波的影响中，担任主角的不再是中国士大夫，而是大慧宗杲、无准师范、楚石梵琦那样的宋元禅林高僧，他们是精英文化与信仰的结合体，启迪了日本新一代的文化与宗教意识，也使宋元文化中的诸多精华得以在东瀛保存下来。

古林清茂是元代临济的高僧，驻锡金陵保宁寺，门下高徒辈出。别源円旨就是投入清茂门下的日本僧人。这篇《送别偈》写于元泰定二年（1325）九月二日。円旨在保宁寺古林清茂门下参禅三年，这一天要告别清茂前往江西行脚。古林清茂书法功底极深，《送别偈》堪称禅林书法的杰作，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偈语透露出来的温情和幽默：

旨禅三年预吾席，三十乌藤摒得吃。念渠远自日东来，一片真心如铁石。此棒不打亦不知，待渠自会知我时。衲衣脱下痛一頫，他年堪作吾家儿。

这幅《送别偈》是集通透的禅语、超越国界的禅门友情和上乘的文化艺术修养为一体的作品，令人想起无准师范给圆尔印可中所说的，只要有弘道之人，“非特此国彼国不隔丝毫，至于及尽无边香水海，那边更那边，尤指诸掌耳！”

与《送别偈》同时展出的是因陀罗的《丹霞烧佛图》。元代禅师画家因陀罗后来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失踪者，其作品却在日本得以保存。《丹霞烧佛图》描绘了唐代禅宗的著名故事。因陀罗通过洗练的线条和墨色浓淡的巧妙搭配勾勒出两位禅僧对话瞬间的神态与身姿，连用渴笔画出的树身都十分精彩。更可贵的是画上赞词出自元代禅僧楚石梵琦。梵琦同样深受日本禅林敬重，他的书艺亦不逊色于清茂。赞语灵动的行书明显受赵孟頫影响。宋元禅林书风不拘一格，却又暗藏法度，成为风靡日本的宋元高僧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在大阪展，笔者还如愿看到了中日交往史上的重宝：九世纪到天台和长安求法的日本僧人圆珍的两件“过所”。所谓“过所”，即唐代中央政府和州政府颁发的通行证。一件是圆珍在大中九年（855）三月十九日从越州（今绍兴）去往长安时，越州都督府颁发的通行证，上有圆珍五月十五日进入潼关那一刻当地守丞的签署。另一件是同年十一月十五日圆珍离开长安时，唐中央尚书省发给诸道州府的过所，上有十二月四日圆珍经过长安东面要津蒲州时蒲州吏员的签署。如此生动的记录，仿佛历史瞬间就凝固在了纸面上。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