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母亲：杏花雨（二）

《杏花雨》

老杏树又开花了。

我立在树下，望着那些粉白的花瓣在风中簌簌而下，竟疑是雪。花瓣落在肩头，便成了泪；落在掌心，便成了血。这树已不知活了多少年岁，树干粗得两人合抱尚不能围，树皮皲裂如老人面上的皱纹。每年四月，它便开得极盛，满树的花，白里透粉，粉里透红，远望去，竟似一片云霞栖在了枝头。

母亲最爱这树。她总说，杏花开时，春天才算真正来了。她常常搬一把藤椅，坐在树下摘菜，或是与邻家的妇人们闲话。那些妇人大抵是艳羡她的，因她虽已年迈，却仍保持着一种难以言说的风韵。她的头发总是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髻，银白的发丝在阳光下闪着微光。她的面容虽已布满皱纹，却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美丽轮廓。她说话时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带着一种城里人才有的腔调。

母亲年轻时确是美人。村里上了年纪的人至今仍记得，当年她穿着蓝布旗袍从城里回来时的模样——“像画上走下来的人似的”。她本可以在城里过体面日子，却偏要回到这穷乡僻壤。为了侍奉双亲，她辞了矿务局的工作；为了有人能入赘，她舍弃了心仪的对象，选择了老实巴交的父亲。这些事，她从不曾抱怨过半句，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杏子熟时，母亲便拿着长竹竿，将那些黄里透红的果子打下来，盛在竹篮里，挨家挨户地送。她总说：“自家树上结的，不值什么。”可谁都知道，这杏树结的果子格外香甜，而且熟得晚，其它杏子都下市了，它才熟。集市上能卖好价钱。母亲却宁可分给邻里，也不肯拿去换钱。她便是这样的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别人说她半句不是。

去年此时，杏树刚打花苞，母亲便走了。那夜她说了许多话，像是要把一生的话都说尽。她说到年轻时在矿务局工作的光景，说到回乡后的艰辛，说到我们几个儿女哪个让她省心，哪个让她操心。她说得极慢，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我不敢多应，怕她累着，只是握着她的手，那手已枯瘦如柴，却仍温暖。

“杏花快开了，”她望着窗外说，“今年开得晚些。”我点点头，说明天就能开了。她笑了笑，那笑容竟有种少女般的羞涩。“怕是等不到了。”她说。

我以为她只是随口一说，谁知那竟成了谶语。第二日黄昏，她便安详地睡去了，面容平静得如同婴孩，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我握着她的手，那手渐渐凉了，我却迟迟不肯松开，仿佛这样就能留住她似的。

母亲走后，老屋便空了。灶台积了灰，再没有人去擦拭；院子里的落叶堆积，再没有人去清扫；晾衣绳断了，再没有人去接上。只有那棵老杏树，依旧按时开花，按时结果，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我有时站在树下，恍惚间还能看见母亲坐在藤椅上的身影，听见她唤我的小名。可定睛一看，那里除了飘落的花瓣，什么也没有。

母亲一生节俭，衣服补了又补，却总浆洗得干干净净；饭食极其简单，却总变着花样让我们吃得香甜。她似乎从不为自己活，全部心思都用在侍奉公婆、照顾丈夫、养育儿女上。我常想，她可曾有过不甘？可曾后悔当年的选择？可曾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哭泣？这些，我永远无法知道了。她将所有的苦楚都咽下，留给我们的永远是温暖的笑脸。

如今我回到老屋，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屋内静得可怕。母亲的房间还保持着原样——窄小的木床上铺着蓝布床单，床头柜上放着她用了半辈子的搪瓷杯，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旗袍，站在矿务局门口，笑容明媚如春光。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女子，会在不久后回到农村，度过清贫的一生？

我坐在她的床边，忽然发现床底下有个小木箱。拖出来一看，竟是母亲的“百宝箱”——里面装着我们的成绩单、奖状、家书，还有一本日记。我颤抖着手翻开日记，里面的字迹清秀工整，记的都是家常琐事，偶尔夹杂几句诗词。在最后一页，写着这样一段话：

“杏花又要开了。这一生，如杏花般，开过便罢。不悔回乡，不悔选择，只愿儿女平安。若有来世，还做你们的娘。”

我的泪终于决堤，滴在纸上，晕开了墨迹。窗外，一阵风吹过，杏花如雨般落下。我仿佛听见母亲在说：“哭什么，杏花落了，明年还会再开。”

是啊，花开花落，年复一年。只是没有了母亲的老屋，再暖的春光也驱不散那彻骨的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