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要么是契诃夫式的，要么是莎士比亚式的

美国作家薇薇安·戈尔尼克是个城市漫游者，每天散步六英里，通过散步提神醒脑，也以此表达自我。散步时脑海里浮现的那些关于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绪，帮她熬过了无数虚度的日子。

她经常听到的一句评价是：“你真是个怪女人！”她说话风趣而尖刻，总带着批判的意味；她拥有智慧和勇气，可摆脱不了焦虑和孤独，也害怕暴露自己的不足；她结婚、离婚，对为人母、为人妻不怎么感兴趣；最重要的是，她爱自己。生活要怎么过，她说了算。

以下内容选摘自回忆录《怪女人和一座城》。

我早就知道，生活要么是契诃夫式的，要么是莎士比亚式的。我家的生活属于哪一种，结论显而易见。我母亲躺在昏暗房间里的沙发上，一只胳膊搭在额前，另一只按在胸口。“我真孤单！”她喊道，女人们——以及男人们——的空洞安慰从公寓的每个角落传来，他们想以此缓解自己眼中那颗高贵灵魂正在经受的剧烈痛苦。但她拒绝安慰，带着难以压抑的不满闭上了双眼。她渴求的精神安慰，这些人谁也无法提供。他们不是对的人。她身边的都不是对的人。只有一个人是对的，现在他死了。

她认为爱的地位堪比圣杯。找到真爱，不单单是体会鱼水之欢，更是在宇宙中占据一席之地。她告诉我，她嫁给我的父亲时，心上的云翳消散了。这是她的原话：云翳。爸爸拥有魔力：他的神情，他的抚摸，他的理解。在这句话的结尾，她身体前倾。理解是魔法般的词语。她说，没了理解，她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有了理解，她就能感到生活有了重心，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在我父亲面前，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回应诗歌、政治、音乐：一切。她夸张地闭上眼睛。一切。他死后，她说，“一切”都随他而去。她心上的云翳又回来了，而且它比从前更加灰暗：如今它遮天蔽日。

沮丧是强烈的，显然也是无法改变的，岁月无法将其冲淡分毫。她没法忘记自己曾经拥有的绝对 “正确”。现在，无论摆在她面前的是什么，她都无法接受。再也没有什么事是对的事，再也没有什么人是对的人。对不尽如人意的拒绝开始枝繁叶茂。

我变成了跟母亲一样的人。我从小发现，倘若得不到聪明的回应，我就感受不到自己的有趣。我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但身边的人没法提供我想要的回应。我总在给街坊邻里的孩子们讲故事，那些故事改编自学校里、杂货店里、我所住大楼里刚刚发生的事。我先叙事，然后总结，告诉他们这个故事的意义。接着，我希望有人能说上一两句，好让我知道他们能听懂我的话。然而，热切的目光消失了，他们的表情变得困惑或不满，最后，总会有人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变得焦躁不安、尖酸刻薄，总是愤愤不平。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早在到达法定投票年龄之前，就会这样大喊。母亲的匮乏感令我心烦意乱，仿佛我的理想朋友一出生就背叛了我，现在我只能注意到眼前这个朋友的不足之处。

“一群人跟另一群人并无二致。”济慈未满二十五岁就明白的道理，我永远也不会明白。那是一种莎士比亚式的生活。济慈将自己的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简单的交谈就能与他自身澄明的内心世界沟通，因此几乎任何人都能与他沟通。他生活在心灵的天堂里，而他的心灵只需用自己的交谈滋养。我的余生却徘徊在自我放逐的炼狱里，我永远在寻找那个对的人，等待与之交谈。

这条死胡同很快就通向了傲慢的道德说教。我经常宣扬“大写之爱”的意义与本质，真正的爱，诚挚的爱，正确的爱。我斩钉截铁地宣称，当你遇上爱情，你会立刻知道。如果你不知道，那它就不是爱。如果它是爱，无论面前有什么阻碍，你都应该毫不犹疑地投身其中，因为爱是登峰造极的热烈，是无可比拟的快乐。正是我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些话时的笃定之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在我目空一切地谈论大写之爱的同时，我也是一个总在幻想的女孩，我幻想自己站在某个大礼堂的舞台上，或是站在某个公共广场的讲台上，为成千上万人演讲。我确信自己某天会拥有让人们采取行动的口才与远见，这份确信令我暗自激动。

我当然知道，有意义的生活包含真正的工作——在世上从事的工作——但现在我似乎开始想象，为了开展这项工作，我需要一个理想的伴侣。我心想，如果身边有一个对的人，我就能实现一切。没了对的人——不行，那实在不堪设想。没有那个对的人，一切都将成为泡影。重点从开展工作变成了为开展工作而去寻找那个对的人。渐渐地——但是显然，找到对的人似乎就成了我的工作。

在大学里，我的女性朋友们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们要么认同乔治·艾略特笔下的多萝西娅·布鲁克，误以为书呆子就是智者；要么认同亨利·詹姆斯笔下的伊莎贝尔·阿切尔，把坏心肠的奥斯蒙德当作文雅之士。认同多萝西娅的女孩被她对“道德标准”的骄傲坚持深深打动，不认同的女孩则觉得她是个保守的榆木脑袋。认同伊莎贝尔的女孩欣赏她在情感上的远大抱负，不认同的女孩则认为她天真到了危险的地步。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自己是其中一人的潜在化身。我们的担忧有多深，取决于我们对这两位虚构女性的迷恋有多深。

《米德尔马契》和《一位女士的画像》中都有一个问题，即漂亮、聪明、敏感的女主角误把孽缘当成了良配。这个问题的发生，在我们眼中似乎合情合理。这样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我们当中不乏一些优雅、聪颖、美貌的年轻女性，她们爱上了或是即将爱上一些头脑空空、精神贫瘠、注定会把她们拖向深渊的男人。这种可能的命运让我们担忧不已。一想到自己也许会变成这样的女人，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我不会这样，我坚信。我大胆地发誓，要是找不到那个对的人，我就一个人过。

大学毕业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四处追寻那个圣杯：大写的爱，大写的工作。我生气勃勃、兴奋不已地游荡在纽约与欧洲的大街小巷。不知怎的，一切都不太对劲。我不知该怎样开展工作，不消说，我也没能邂逅那个对的人。久而久之，一种深深的厌倦笼罩了我。仿佛我已是行尸走肉，亟待被人唤醒。

二十九岁的最后一天，我嫁给了一位科学家，他性情沉郁，花了十八年才写完自己的论文。他的困境让我觉得他充满诗意。当然，他也能敏锐地察觉我自身的矛盾。恋爱时我们一起散几小时的步，与此同时，我激动地讲述着自己为何无法实现目标。我说话时，他眼里闪烁着深情。“我亲爱的女孩，”他惊呼道，“我美丽、非凡的女孩。你就是生活本身！”

我成了有趣而矛盾的角色，他则是聪明而热情 的妻子。这样的安排让我俩都很开心。这种感觉就像同志之情。我想，我终于有了一个理想的朋友。那时的生活似乎很甜蜜。一个人的时候，我内心困顿；现在，我能畅快呼吸。早上醒来，看到丈夫就躺在我的身边，这让我非常开心。我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慰藉。

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内心凄凉。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上来。一切都没变。他还是他，我也还是我。 几个礼拜前我还会兴高采烈地醒来。现在我痛苦地站在浴室里，看到星星点点的悲伤在我眼前跳动，昔日的孤独又溜了回来。

他是谁？我心想。

他不是对的人。我心想。

要是拥有对的人，就好了。我心想。

一年后，我们离了婚。

我依然酷肖我的母亲。现在她是底片，我是冲洗出来的相片，但我们都一样：身边没有对的人，最终孑然一身。

离开杰拉德后，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我就像多萝西娅和伊莎贝尔，生来就为寻找错的人。这就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东西。若非如此，我们早该找到一份有用的工作，全然忘记那个“对的人”。但我们没能忘记。我们从未忘记。那个难以捕获的真命天子成了我们生活的主旋律，他的缺席成了我们人生中的决定性事件。

就在那时，我理解了《豌豆公主》这个童话故事。她追求的不是王子，而是豌豆。她感到二十层床垫之下有豌豆的那一刻，就是她一生的转折点。这就是她旅程的意义，是她一路走来的原因，是她想要确认的东西：那种会让生活永远陷入困境的极度不满。

我母亲也是这样，多年来她一直在为那个缺席的理想伴侣哀叹不已。我同样如此。

我们都被神经质的渴望奴役，我们——多萝西娅、伊莎贝尔、母亲和我——都是童话故事里的公主。这种渴望吸引着我们，占据着我们最殷切的关注。这是契诃夫式生活的本质。想想那些娜塔莎，在漫长的三幕剧里，她们为不理想且永远无法变得理想的东西哀叹不已。与此同时，一个又一个（错的）男人满怀同情地倾听她们讲述无解的困境。

我和杰拉德就是一直、一直、一直交谈的娜塔莎和博士。娜塔莎迷人的谈话背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被动——博士是完美的陪衬。娜塔莎和博士必然会分开。他们只是暂且相互陪伴，一起消耗彼此同样不充分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