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功德林中有5位国军将领被处决，他们分别是谁？

1950年，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5位国民党将领因罪行深重且拒不悔改，被判处死刑并执行。这5个人分别是杨海清、邓子超、张国勋、张卓和陆荫楫。他们都是解放战争中与解放军作战的高级军官，战败被俘后送进功德林接受改造。可惜，他们在监狱里不仅不认错，反而变本加厉，搞暴乱、想越狱，最终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先说说功德林这地方。功德林在北京西城区德胜门外，原先是清朝的“京师习艺所”，1905年建的，算是中国最早的劳动改造监狱。那时候的想法是让犯人学点手艺，改过自新。到了民国，它改名叫“京师第二监狱”，后来又叫“河北第二监狱”。国民党当家时，这儿关过不少政治犯，比如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就是在这儿被杀害的，留下了一段沉重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功德林被公安部接管，改成“北京战犯管理所”，专门用来关押和改造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和战犯。这地方的管理挺严格，军事化操作，但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意思是通过教育和劳动，让这些战犯明白自己的错，重新做人。里头有学习班、劳动场所，连医疗设施都配齐了，条件不算苛刻。改造的目标不是整死人，而是让他们认罪悔改，为新社会出力。

这5位被处决的将领，都是国民党军中的大人物，解放战争里跟解放军对着干，罪行不轻。下面一个一个来说说他们的背景和干过的坏事。

杨海清，1890年出生，湖南长沙人，家里穷，小时候种过地，后来跑去当兵。他投奔湘军，打仗挺猛，慢慢爬到中将的位置。北伐时，他跟着唐生智混，打了不少胜仗。抗战期间，他在湘北跟日军干过几仗，比如长沙外围的防御战，但他的部队纪律烂得要命，抢老百姓东西是家常便饭，湘西那边的人提起他就咬牙切齿。

到了解放战争，他带着地方部队在湘西跟解放军作战，心狠手辣，被俘的解放军战士和革命群众经常被他下令杀掉，血债累累。1949年，他在衡阳打输了，带着残部躲到乡下，想藏起来，结果被村民举报，抓到功德林。

邓子超，1899年出生，江西石城人，家里有点钱，从小读书挺聪明。1924年，他考进黄埔军校一期，跟着一帮人东征陈炯明，打得不错。北伐时，他从排长升到团长，中原大战时指挥得好，蒋介石看上他，提拔成少将。

抗战时，他在江西庐山抗击日军，部队损失惨重，但他守住了阵地。解放战争，他当了江西保安司令，专门镇压革命力量，杀了一大批共产主义者，手上沾满了血。1949年赣州解放，他想跑没跑成，被解放军抓住，送进功德林。

张国勋，1894年出生，贵州绥阳人，家里是武术世家，1916年进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毕业后加入黔军，打过军阀混战。北伐时，他跟着王天培，干到参谋长。抗战爆发，他在淞沪会战中带兵打仗，右眼被流弹打瞎，人称“独目将军”。长沙保卫战，他守外围，得了蒋介石的表扬。抗战后，他跟军统的毛人凤混一块，迫害了不少革命人士。解放战争末期，他在西南搞游击战，没搞成，被俘送到功德林。

张卓，1892年出生，贵州台江人，家里穷，辛亥革命后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进了云南讲武堂。他嘴皮子厉害，很会拉关系，深得桂系军阀信任。北伐时，他带滇军打仗，蒋介石看他顺眼，提他当中将。抗战时，他在潼关跟日军作战，收复过几个地方，但潼关战役打输了，部队全垮。解放战争，他投靠胡宗南，1948年战败后逃到贵阳，组织反共武装。1949年，他在遵义烧了证件想跑，被群众举报，抓进功德林。

陆荫楫，1888年出生，贵州贵阳人，保定军校一期毕业，跟白崇禧是同学。早年加入滇军，北伐时配合蒋介石，混到少将。抗战时，他在桂系军中指挥作战，拿过抗战胜利勋章。解放战争，他跟着白崇禧在广西跟解放军打，屠杀平民的事没少干，心狠手辣。1949年，他想逃到越南，路上被抓，押到功德林。这家伙在战犯里有点名气，但罪行太多，没人敢替他说话。

1949年底，功德林正式开始改造工作，上百个国民党将领被关在这儿。监狱是老庙改的，墙上斑斑驳驳，院子里风挺大，但生活条件还行。每天早上点名，学政策，白天干活，晚上开会讨论，日子过得有条有理。干警们态度硬但不缺耐心，想让这些战犯醒悟过来，别再死扛着。

可这5个人完全不配合。杨海清干活时偷懒，粮食麻袋随便摔，粮食洒一地，还小声骂新政权。邓子超更过分，1950年春天一个夜里，他偷偷藏了铁片，想撬门跑出去，结果被看守逮个正着，还骂骂咧咧。张国勋和张卓俩人暗地里串联，散布谣言，说什么“国民党马上反攻回来”，鼓动其他人跟干警对着干。陆荫楫最倔，劳动不干，学习不听，有次还当众撕了学习材料，骂干警是“泥腿子”。

干警警告了好几次，他们当耳旁风。到了1950年夏天，情报说他们几个密谋暴乱，想夜里袭击看守，抢武器跑出去。这下彻底把底线踩烂了。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社会还不稳，反革命活动得压下去。中央决定，对罪大恶极还不悔改的，绝不手软。

1950年冬天，功德林里开了审判会，寒风吹得院子直响，别的战犯都站着旁听。干警念罪状时，杨海清低头不吭声，邓子超脸都扭曲了，张国勋攥拳头，张卓眼神发空，陆荫楫冷笑。判决书列了他们的罪：屠杀革命者、压迫老百姓、破坏改造。最终，5个都被判死刑，当场执行。

处决在功德林外头一块空地上，天冷得地面都结冰了，周围拉了警戒线。枪响几下，干脆利落，他们的命就没了。这事儿一出，其他战犯都老实了不少，改造工作也好推了。

这5人被干掉后，功德林的改造工作上了正轨。管理所还是那套方针，教育加劳动，慢慢让大多数战犯变了样。每天早上喊口号、唱歌，精神头都不一样了。教室里学政策，抄报纸，讨论国家建设；干活时搬砖种菜，汗水滴下来，多少明白了点劳动的意义。医疗队还给有病的配药，生活上尽量照顾。

比如杜聿明，刚进来的时候想死，裤子里藏安眠药。管理所给他弄了个石膏床治脊椎炎，还给牛奶鸡蛋补身子。1950年抗美援朝打起来，他看报纸知道志愿军把美军打得满地找牙，心态就变了，主动当小组长，讲改造心得，说起解放军都带劲。黄维也差不多，开始硬得很，后来得了肺结核，管理所从香港买链霉素给他治，三年的困难时期还给他单间和营养餐，他感动得不行，开始抄文件、干活，成了改造的标兵。

其他像宋希濂、王耀武这些人，也都放下架子，学得认真，干活积极。管理所还组织他们看新中国建设的纪录片，去工厂农村转转，感受国家的变化。到了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出来，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等30个表现好的，走了出去，阳光照身上，跟新生似的。后来不少人当了政协委员或者文史专员，给国家出力。

功德林的改造模式成了新中国的样板，不光救了人，还体现了新政权的气度。干警们用耐心和智慧，把战犯的敌意化解了，挺了不起。那地方现在变成居民小区了，老墙都没了，但历史还在那儿摆着，忘不了。

杨海清、邓子超、张国勋、张卓、陆荫楫这5个家伙，1950年冬天就这么完了。他们干的坏事太多，又不悔改，活该没好下场。他们的故事是功德林历史里的警钟，告诉后人：作恶得受罚，悔改才有路。

1950年功德林这5个将领被处决的事，是新中国处理战犯的一个小片段。他们罪行重，死硬到底，落得这个结果。而功德林的改造工作，救回了大多数人，让他们为新社会做了贡献。这事儿既体现了新中国的人道，也留下了教训，值得咱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