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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芬困境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真原因吗?——怎样理解和应对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三)
特朗普政府把长期贸易失衡定位为美国宏观经济和国家安全不可持续的根本挑战,因而是从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并发动关税战开始的,以达到其重构世界贸易格局的战略目标。要完整地理解其动因和过程就必须从源头开始。
引言
那么,美国的对外贸易失衡、贸易逆差几十年来越来越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一个比较主流的说法,就是因为美元作为主权国家货币与又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矛盾,也就是所谓的特里芬困境(原文为dilemma,意思为困境、两难或悖论,因此译为难题是不准确的)。
美国特朗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在他《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即被称为的“米兰报告”中,其核心观点就是认为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导致的特里芬困境是美元持续高估和美国对外贸易收支恶化的根源,并以美国为此承担额外的国际负担作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和发动贸易战的依据。特朗普再次当选之后,这又成为所谓“海湖庄园协议”的蓝本。要搞清特里芬困境是美国贸易收支恶化的真实原因还是特朗普政府转移矛盾乃至嫁祸于人的借口,首先要搞清楚特里芬困境是否真的存在?或者说,它是普遍存在的定律还是仅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才成立?
显然,应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和世界贸易格局的重构,绝非一时一次之战,而是一场持久战。特朗普政府首次上台征收的关税,继任的拜登政府并未取消。我们要打长期有准备之战,就需要对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的底层逻辑有准确和透彻地研究和把握。
对特里芬困境的普遍误读
特里芬困境是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的著作中收录的他一年前在美国国会经济联合委员会上的发言中首次提出相关表述的。他认为美元既作为美国的主权国家货币又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要同时满足两者不同的需求存在一个稳定币值和为全球提供充足流动性的两难选择。1961年这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奥特曼首次冠名叫特里芬困境,后来并得到特里芬本人的认可。在国内的讨论中,经济界一方面多认为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是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谋求的霸权,另一方面也接受美国贸易收支的恶化是源于特里芬困境的逻辑,即美元作为结算与储备货币,这样就会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沉淀,对美国国际贸易收支来说,就会发生长期逆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又需要美元币值稳定,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一个国际贸易收支长期平衡和顺差的国家。这是自相矛盾的悖论。有人甚至认为和提醒人民币今后如果国际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后,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局。文献、搜索引擎和向AI询问的结果也都是这样介绍特里芬困境。
但是,将特里芬困境定义和理解为贸易逆差与储备货币之间的两难是对特里芬本人原意的严重误读。因为特里芬在原著中说的从来不是简单的美国贸易项目下的逆差,而是“current account”即经常账户或“overall balance of payments”即总支付平衡或国际收支整体出现赤字。特里芬自己描述的困境指的是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如果经常账户长期赤字就会导致币值不稳,而保持经常账户的平衡或顺差,则会导致国际储备货币与国际清偿能力的供给不足。而经常账户下除了货物与服务贸易项外,还有初次收入(如股息利息等投资收益及跨境劳动报酬收入)和二次收入(如国际援助、侨民汇款等非商业性单边转移)。贸易逆差并不等于经常账户也逆差。我们下面将指出,用贸易替代经常账户的误读会出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错误。
特里芬本人对困境的误判
二战后由于如马歇尔计划这样的巨额国际援助和对外投资与信贷,美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和黄金储备开始不断消耗,最初的美元荒也开始逐步变成黄金荒,导致美国在1950年代后期出现过经常账户的一时短暂恶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特里芬提出了他的困境说。但是在特里芬困境提出后的整个60年代的十年中,不仅美国对外贸易而且经常账户一直都是盈余的,并未出现特里芬设想的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既需要经常账户顺差来稳定币值与又需要逆差输出美元的矛盾。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美国在金融和资本账户下的对外投资净额巨大,充分满足了国际上对储备货币和清偿能力的需求。因此,战后这段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历史已经显示特里芬困境并不总是存在。
1971年底尼克松政府最终放弃了美元和黄金的固定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由于特里芬10年前就敏锐地看到并大声疾呼在“金汇兑本位制”下,储备货币国家的外汇和黄金储备的下降趋势会如同英国英镑在1920年代一样导致黄金兑付的危机,特里芬困境开始成了热门话题,特里芬本人也在此前后接连获奖。
但是,历史的误会和讽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并非是由于当时还根本没有出现的美国长期逆差而导致的美元特里芬困境,而是由于美元作为必然具有扩张性的现代信用货币与数量有限的黄金价格固定挂钩存在着内在冲突,从而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体制的崩溃。
这其中的道理也不难理解,金本位制的崩溃就是因为黄金的生产和供给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适应于这种需求应运而生的任何现代信用货币都不可能长期维持住与黄金兑换的固定比例。因此,随着美国战后一时积聚的全球75%以上黄金储备不断下降,以及对美国能否信守兑换黄金承诺的怀疑和传言的增加,越来越多持有美元的外国中央银行都开始加速兑换黄金,从而引起了多次对美元冲击的危机。最终导致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在1971年年底废除了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固定比例(须知今天黄金已经开始向3500美元1盎司的价格冲击了)。一时间美元竟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风险货币(当时甚至有报道称欧洲国家的乞丐也插着不要美元的标牌)。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先后放弃与美元的相对固定汇率而采用浮动汇率,正式宣告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瓦解。所以,早就有人指出,这种结果其实更符合波兰经济学家费利克斯·姆瓦纳尔斯基(Feliks Młynarski)在1929年的著作《黄金与中央银行》中,指出在金汇兑本位制下储备货币国家最终会面临黄金储备兑付不足危机的分析,甚至建议把特里芬困境改为姆瓦纳尔斯基——特里芬困境。
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在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兑换比例之后,让市场对黄金不断重新估价,同时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让最后体现与汇聚到市场上的各种力量的角逐和竞争,建立起以几个重要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比例大小不等的国际储备货币,是长期可行的现实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遗憾的是,这恰恰是特里芬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的。因为特里芬认为布雷顿森林条约的内在缺陷,并非是由于美元与黄金价格的固定挂钩,而是他所说的两难困境,而困境的“两个方面都是由于将一国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这种荒谬行为造成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最为直接简单的做法,就是使世界货币储备的外汇组成国际化。” 正是因为曾经担任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管制司司长的特里芬笃信唯有建立国际货币才能解决他所说的困境,因此他当年就在书中专用一章来分析强调:放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挂钩和实行浮动汇率是对他所说困境的“两种错误解答”。以此来看,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体制的崩溃,用特里芬困境去解释最多也只属于歪打正着,并不准确。本文后面还会进一步证明,特里芬困境在众多长期场景下都经不住检验。这反映特里芬困境应当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重大缺陷,那究竟又是什么呢?(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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