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据玄奘取经史实，揉民间传说，如何编成100回神魔巨著？

明朝中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丛生，科举制度束缚着文人的思想。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吴承恩。他以一支妙笔，创造出光怪陆离的神魔世界，用《西游记》这部不朽之作，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吴承恩出生在一个由学官逐渐沦落为商人的家庭，日子过得清贫。他的曾祖父做过余姚训导，祖父担任过仁和教谕，父子两代都是学官，家中藏书丰富，“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浏览”。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吴承恩从小就对野言稗史、志怪小说着了迷，街头巷尾的坊间说部，他都想尽办法找来阅读。大量的阅读积累，让吴承恩的文思如泉涌，少年时期，他就凭借出众的文才，在淮安一带小有名气。

然而，吴承恩的父亲却没能延续家族的学官之路。他虽是个爱读书的人，却不擅长做生意，经营着一家“卖彩缕文毂”的小店铺。父亲还喜欢谈论时政，看到不平之事，就会拍着桌子愤懑不已。当时官府的胥吏常常像恶狼一样敲诈勒索，这让父亲对社会现实满是不满。这些日常的抱怨和愤怒，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承恩，塑造着他看待世界的眼光。

空有一身才学的吴承恩，在科举道路上却十分坎坷。直到嘉靖二十三年（1544），四十多岁的他才好不容易补了个贡生。他为人清廉耿介，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这样的性格在当时的社会里四处碰壁，日子过得拮据又艰难，还常常遭到那些以貌取人、趋炎附势之人的冷眼。六十多岁时，被生活所迫的吴承恩，无奈之下做了长兴县知县。可一进入官场，他就看清了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他不愿为了五斗米向权贵低头，没过多久，就毅然辞官，专心投入到著述之中。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让吴承恩对封建科举制度和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决定拿起笔，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把心中的不满和愤懑都倾泻出来。他自己也说：“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

其实，吴承恩为《西游记》的创作，做了一辈子的准备。小时候，他常跟着父亲游历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在那里，他听了无数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从读私塾起，他就瞒着家人和老师，偷偷阅读各种“野言稗史”，对奇闻异事的喜爱随着年龄增长愈发强烈。三十岁后，他搜集的奇闻已经装满了肚子，心里也开始有了创作的念头。五十岁左右，他动笔写下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中断了。直到晚年辞官回到故乡，他才终于有时间和精力，完成了这部巨著。

《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经历为蓝本，吴承恩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和构思，创作出这部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他之前写过志怪小说《禹鼎志》，在序言中他就表明，自己写神仙鬼怪，实际上是着眼于“人间”，是为了寄托政治理想，批判邪恶势力。创作《西游记》，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在《西游记》里，吴承恩借助神话故事，抒发着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渴望，字里行间折射出他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王道之国的政治理想。唐僧师徒取经路上经历的81难，看似是神魔争斗，实则是人间现实的映射。他大胆想象，巧妙构思，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经典艺术形象。全书结构严谨，情节丰富却不杂乱，语言活泼生动，还夹杂着方言俗语，充满生活气息。他淡化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融入大量现实内容，让作品充满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讽刺幽默的风格更是独树一帜。

书里很多细节，都藏着吴承恩对现实的批判。比如第45回中，孙悟空命令雷公邓天君：“老邓仔细替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忤逆不孝之子，多打死几个示众！”孙悟空对“贪赃枉法之官”的痛恨，和吴承恩在诗文中表达的仇视贪官污吏的思想完全一致。在吴承恩构建的神话世界里，天宫看似气派，玉帝却贤愚不辨；地府森严，却官官相护；妖魔鬼怪横行霸道，就像人间的恶霸和官僚。那些人间国度的统治者，也大多昏庸无道，这不就是明朝廷君臣祸国殃民的真实写照吗？而孙悟空这个嫉恶如仇、神通广大的角色，拿着金箍棒打尽妖魔鬼怪，正反映了吴承恩扫荡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愿望，这也是《西游记》的民主性精华所在。

吴承恩的文学才能远不止于此，除了《西游记》，他还有《射阳先生存稿》和《禹鼎志》等作品。可惜岁月流转，这些作品大多失散。晚年的吴承恩，老来贫困又没有子嗣，只能流寓南京，靠卖诗文勉强糊口，最终潦倒离世。

《西游记》的出现，开创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流派，书中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结合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后世讽刺小说的发展。它不仅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浪漫主义的经典之作。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美国大百科全书》称赞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也评价全书故事充满幽默风趣，让人读起来兴味十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