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可能被书名耽误（？）的好书

有没有那么一本书，

你可能看到书名的时候觉得——

但又经过多方推荐阅读后——

你的脑海中是否——

浮现出了很多差点被埋没的好书？！

小邦这里也有一本！

在埋头推广《数字文化：公共空间、平台与算法》一书的时候，小邦的日常是这样的：发送图书资料包并奋笔疾书进行“安利”，然鹅不到几秒就——

“感觉上直播间不利于快速转化，讲起来可能有难度”

“感觉是一本很艰涩的学术书”

“感觉是我看不懂的内容”

对此，小邦反思——是小邦的问题！（营销资料做得过分学术？精华内容抓得不够精准？）

但是，这本书真的是——“很好看”（双重“好看”）！

这本面向巴黎政治大学本科二年级的所有学生的书，刚刚好就是那种“很好看”（语言生动易读、内容清晰不艰涩）的数字文化普及读物，学生、学者及普通读者都可以轻松阅读。

这本书也获得了多方的推荐，登录多个榜单！

这是一本互联网历史的科普读物，回顾了20 世纪 80 年代互联网和万维网普及以来人类经历的技术变革中的重要事件，冷静反思数字技术的负面影响。

本篇推文是译者马爱芳的序言，在人工智能时代，带你酣畅淋漓地体验这堂生动的互联网“数字清醒课”。

译者序

生活在别处：

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数字文化之旅

作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石，互联网引发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变革的深度、广度和速度是此前任何技术发明都难以比拟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改变了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方式。鉴于互联网起飞的时代正值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如火如荼，这两种力量的叠加加深了互联网对社会原有秩序的冲击。互联网在诞生之初自带光环 ，被视为塑造普遍互联、无差别赋权的国际社会的利器 。1990年，《数字化生存》的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席和共同创办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无比兴奋地宣告：“数字世界没有中心，因此也没有边缘！” 电子边界基金会创始人约翰·佩里·巴洛于1996年在达沃斯演讲时，面对台下一众政界领袖和商业巨鳄，自豪地扬言：“工业世界的政府在我们聚集的赛博空间里没有主权可言。”可以说，互联网先驱们倡导的自由、分享、协作、去中心化的主张深刻镌刻在互联网文化之中，成为全球互联网文化的底色。

然而，人们对互联网的态度随着数字平台的出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尽管互联网是平台和平台经济得以运行的基础设施，但“互联网”和“平台”触发了公众截然相反的情感。提到“互联网”，人们更多想到的是公民赋权、免费信息、开源软件、维基百科社区、穿着连帽衫在车库中忙着编程的年轻企业家等正面字眼。“平台”则让人们联想到完全相反的东西：攫取公民信息、数字劳工、算法规训、监控资本主义、扼杀式收购、大数据“杀熟”。随着数字经济的负面影响不断释放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由数字技术支撑的平台社会与实体社会并没有根本差别，围绕在互联网周围的光环逐渐暗淡无光，互联网引发的关于赋权、 自由和平等的想象愈发被证实只是一些怀着美好憧憬的人们一厢情愿的空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与传播学院教授罗宾·曼塞尔在其著作中指出，权力内嵌于人们采纳和消费媒介技术、媒介产品的一切活动，线下世界的权力斗争和权力不平等也会在线上世界重演。这正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情况。

数字技术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如今恐怕再也没有人像当初的巴洛那样底气十足、义正词严地主张政府不要监管互联网了。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胡泳教授指出，技术总是以乌托邦开始，以反乌托邦结束。互联网也不例外。然而，反乌托邦时代的降临并不是坏事，因为它表明人们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认知变得更成熟、更理性、更全面。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先锋学者赫伯特·马尔库塞在其名著《单向度的人》中坦言：“以技术的进步作为手段，人附属于机器这种意义上的不自由，在多种自由的舒适生活中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可以说，人在数字时代的自由是建立在清醒认识技术的正面和负面效应的基础上的：没有清醒的认识，就没有自由可言。数字技术的发展进入反乌托邦时代标志着数字技术和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人不再盲目相信数字技术会自发地改善人和社会，或者数字技术天然是一股“善”的力量；相反，人们发挥个体能动性，一方面努力建立起对数字技术的影响的全面认知，接受数字技术“恶”的一面，另一方面设计出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遏制数字技术的负面外部性，惩其“恶”扬其“善”。在反乌托邦时代，人在与数字技术的关系中将占据更加主动的地位，人会因为对数字技术认识得更清楚而减少那些不切实际的幼稚或过分乐观的想法。反乌托邦时代的来临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是有裨益的。

法国巴黎政治大学多米尼克·卡尔东教授的这本专著就是在数字技术的反乌托邦时代与读者见面的。它代表了一位优秀的法国学者对数字技术的深刻反思。卡尔东教授本人最初是一名社会学学者，致力于研究公民在传统媒体上的表达形式；21 世纪初以来转入对数字技术的研究，关注维基百科的治理、网民在博客上的自我表达、网络耻感文化，是法国最早关注互联网现象的学者之一。2016年，他接替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出任巴黎政治大学媒体实验室主任一职，先后出版《互联网民主》《何为数字劳工》《算法的梦想》等多部力作。《数字文化》是卡尔东教授的新作，2019 年由法国知名的巴黎政治大学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即好评如潮。

2022年11月，OpenAI推出了ChatGPT 3.5。自此，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创新一日千里。同时，人工智能引发的技术、伦理、法律等风险正在全面铺开，在各国引发了一股治理热潮和对治理规则的竞争。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把《数字文化》这部优秀作品译介到我国十分有必要，因为这本书所呈现的，是一名社会学、政治学兼传播学学者对数字文化前世今生的冷静审视和批判性思考，可以有效起到对数字技术祛魅的奇效。

这本书的独特性主要有三点：

第一，本书是现有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以社会学视角探究互联网文化的著作，作者以一名社会学家的细腻眼光洞察了光怪陆离的数字世界。作者从互联网的军事起源（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研发计算机的最初目的是计算炸弹的弹道）写起，指出自由和管控从一开始就同时内嵌于互联网文化基因之中。作者细致地分析了互联网时代公共表达空间的扩大（从最初的专业人士谈论名人演变成普通人也可以在公共空间谈论普通人），分析了四种算法不同的运行机制以及这些机制如何影响网民的行为模式。在这本书的结尾，作者分析了数字技术造成的监控问题，即数字技术的进步反而使更多类型的主体对公民的监控成为可能：公民同时受到来自市场、他者和国家三类主体的监控。作者指出，数字技术对监控者的赋能正在将人类社会转变成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设想的环形监狱——公民看不见监控者，但却深知自己上网的行为时刻被看见，这使数字时代的公民自己规训自己，反而变得不自由起来。

第二，本书列举的大量实例有很多来自法国网民的互联网实践，为我国读者提供了了解法国互联网的宝贵机会。囿于语言的隔阂，我国大多数学者和读者更熟悉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的数字技术发展和治理问题，对法国等非英语国家的数字实践了解不深。对这本译著的阅读可以有效弥补这一缺憾，因为这本译著可以使我国读者了解法国这个领土面积只有我国十七分之一的国家生动有趣、多姿多彩的数字实践，了解法国数字治理的地标性法律 法规和相关治理机构，了解法国公民如何在重大政治、社会事件中巧妙利用数字技术与政府周旋，促使政府践行对公民的“社会契约”。当前，中国和美国这两大数字经济强国的技术竞争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这种背景下，把注意力暂时移向别处必要且有益，它能使读者了解到除了中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数字文化也同样引人入胜。19 世纪法国著名诗人兰波提出了“生活在别处”的口号。兰波一生出走多次，从小镇到巴黎，从法国到非洲，而且据说身上从不带钱。“生活在别处”同样适用于对多姿多彩的数字文化的探寻。我国读者对中国和大多数英语国家的数字文化已经如数家珍，是时候到别处（如法国）的数字文化中撷英拾萃、一览风光了。

第三，本书是卡尔东教授以多年来在巴黎政治大学、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第二大学教授的课程为基础写成的。鉴于授课对象是青年学生，本书在语言风格和内容设计上深入浅出，幽默风趣，可读性极强，特别适合学生和广大读者朋友。与目前读者所能接触到的大多数同类书籍相比，本书对互联网历史的讲述辅以大量生动鲜活的案例，读起来十分顺畅，毫无枯燥感。为方便读者理解本书中的理论性内容，本书配了较多数量的插图，同时在每一小节的结尾处，卡尔东教授还提供了丰富的补充性参考文献和音视频资料，有助于读者了解更多相同主题的材料，更好地掌握每一章节的内容。在巴黎政治大学读书期间，译者有幸担任过卡尔东教授的助教，得以在课堂上聆听他的教诲。卡尔东教授对学生的关切令译者印象深刻，至今十分感恩。在翻译《数字文化》这部专著时，译者感怀于卡尔东教授对读者做出的如此周到的设计，像极了老师对学生的关心，遂联想起在巴黎求学时，有一次向卡尔东教授请教问题，他拿出一张白纸，不厌其烦地画图，一边画图一边讲解的感人情形。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译者得到了多位前辈的鼎力支持，在此一一谢过。作为国内外新闻传播学领域的泰斗级学者，卡尔东教授、胡泳教授、杨国斌教授、彭兰教授和许建教授给译者提供了无私的指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多位资深编辑的帮助至关重要。翟江虹编辑对于确立译著的选题、斟酌译著的书名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建议，她是最早鼓励译者把卡尔东教授的著作译介给中国读者的人，因此译者十分感谢她的知遇之恩。翟老师待人谦和，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她对编辑工作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和执着令人钦佩。从选题最初确立到译著最终定稿，周莹编辑一直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像关心宝宝是否按时睡觉、吃饭一样关心译著的完成情况，周末或晚上给周老师发微信，也总是能够得到及时回复。可以说如果没有周老师在译者和出版社之间的来回协调，这本译著恐怕很难按期完成。黄超编辑细致严谨地校对了三遍译稿，确保译稿语言自然流畅，保证读者的阅读质量，她的专业和工作效率让人十分敬佩。如果没有黄老师和其他编辑老师倾注的心血，我们不会有这样一部流畅的译著，在此对编辑老师们表达深深的感谢。另外也要感谢刘静编辑，感谢他在2023 年的春天接了我打给人大社的电话，并把我推荐给翟江虹老师， 开启了我和人大社的这一段愉快的合作旅程。

谨以此书致敬数字乌托邦渐行渐远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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