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耀州窑遗址内的违法矿场为何关不掉？

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的著名窑场。现存的耀州窑遗址是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主要分布在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和印台区陈炉镇。黄堡镇耀州窑遗址、陈炉窑址同时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日，有群众向人民网举报称，在陈炉窑址的保护范围内，存在一个大型建筑石料用灰岩矿开采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开采作业，对周边环境及文物、遗址造成了破坏。

“已经开采了好几年，我之前向陕西省文物局和铜川市文化和旅游局都举报过，给我的反馈是‘已经让企业停工了’，但实际上好像并未得到落实。”该群众说。

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内，铜川润鑫新材料有限公司的采矿作业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重型卡车穿行、机器轰鸣，与文物部门多次下达的"停工停产"要求形成鲜明对比。这一事件不仅暴露出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的深层矛盾，更折射出当前文物保护执法中的制度性困境。

耀州窑作为我国古代北方著名窑场，其遗址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早有明确规定。《耀州窑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明确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开山采石等活动。然而，涉事企业却能在遗址核心区域长期运营，其背后是矿产资源开发的巨大利益驱动。据了解，建筑石料用灰岩的市场需求旺盛，每吨价格可达数十元，一个中型矿场年利润可达数百万元。在如此暴利面前，文物保护的红线往往被轻易突破。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近年来，从山西平遥古城到河南殷墟遗址，类似事件屡见报端。2023年中央环保督察就曾通报多起在文物保护区内违规开发的案例，但整改往往流于形式。铜川这起事件再次证明，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经济利益很容易凌驾于文物保护之上。

面对违法开采行为，当地文物部门并非无所作为，据报道，铜川市文化和旅游局曾多次下达整改通知，要求企业“另行选址”“停工停产”。然而，这些行政命令却如泥牛入海，企业依然我行我素。这暴露出当前文物保护执法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文物部门虽有监管职责，却缺乏强制执法权。

根据现行《文物保护法》，文物行政部门对违法行为只能责令改正或罚款，既不能直接查封场所，也不能扣押设备。在铜川案例中，当企业拒不执行整改要求时，文物部门只能将案件移送其他有权机关，这个过程中往往出现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等问题。正如一位文物工作者所言：“我们就像没有牙齿的老虎，看着违法却咬不下去。”

违法矿场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监管体系存在漏洞，文物保护涉及文物、国土、环保、公安等多个部门，但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出现“九龙治水”的局面。在铜川案例中，至少存在三个监管盲区：首先，矿场立项审批时，相关部门是否严格审查了项目选址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其次，在日常监管中，国土部门的矿产开采许可与文物部门的保护要求如何衔接？再次，当违法行为发生时，各部门的执法协作机制是否畅通？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给违法者留下可乘之机。一些企业甚至利用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取得采矿许可后对文物保护要求置之不理。这种监管真空必须通过建立跨部门协同机制来填补。

耀州窑遗址内的违法矿场之所以难以关停，反映了某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理念上的偏差。在“保民生、促发展”的压力下，一些地方将文物保护视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当矿产开发能带来可观税收和就业时，文物保护往往被选择性忽视。

这种短视的发展观亟待扭转。事实上，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零和博弈。以耀州窑为例，其文化价值和旅游开发潜力远非一个矿场可比。国内如景德镇等成功案例证明，合理利用文物资源同样能创造经济价值。地方政府需要认识到，保护文物不是负担，而是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产。

要根治违法矿场关不掉的顽疾，必须多管齐下：一方面要赋予文物部门更强有力的执法手段，另一方面要建立跨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更重要的是，要将文物保护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从根本上改变重发展、轻保护的工作导向。

中央环保督察组已表示将对此事展开调查。我们期待这次督察不仅能关停一个违法矿场，更能推动形成文物保护的长效机制。毕竟，守护文化遗产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未来。当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记住：文物一旦破坏，将永远无法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