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激流》制片人刘东啸：当下大众需要什么样的商业纪录片

伴随着自媒体、短视频等新的文娱方式的崛起，“谈商业”好像变成了一件很日常的事情。在短视频平台花上几分钟，你就可以获得博主对当下热门商业人物或事件的点评分析。

而与短视频商业博主的崛起形成对比的，是长视频在商业纪录片方面的暂时缺席。说到这几年传播度高的纪录片，可能有人会说是美食类，也有人会说人文类，可就是鲜有镜头聚焦商业题材。

而这样的现象引起了冷眼好奇，在这个“人人皆可谈商业”的时代，商业纪录片的定位在哪里？它又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与当下的观众建立链接？在这个时代，大众想要看到怎样的商业纪录片？

恰好，近期腾讯视频尤里卡工作室出品的商业观察节目《激流》第二季回归，该系列作品算得上是这个商业纪录片遇冷时代的一抹亮色。冷眼也借此机会约到了这部纪录片的制片人刘东啸，听他聊一聊《激流》因何而来，这个时代又需要什么样的商业纪录片。

在“激流”中打捞合适的人

商界如海，既有惊涛骇浪，亦有暗流汹涌，尤里卡工作室则选择“激流”作为系列商业纪录片的主题。

“其实现在的商业并不少，比如《酌见》系列我觉得仍旧是市面上最好的商业纪录片之一”，刘东啸说，一直以来将镜头对准商业人物的纪录片在市面上并不罕见，只是对当前的制作执行来说，存在着一定局限。

首先，是受大环境、媒体形态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现在的企业和企业家本人的开放程度较过去有所下滑，企业家在接受采访时会更审慎圆融。

其次，现在并不是一个商业活动很活跃的时期，但伴随着近两年经济回暖，节目组捕捉到了拐点——如果把这个不够活跃的时期比喻为小冰河时期的话，如硬科技、新经济等则是冰面上出现的一道道裂纹。

这些新的、一股股小的浪潮，即为“激流”。

找到了“激流”，谁又是那个可以进入、观察、拆解激流的人呢？

尤里卡工作室在确定人选前有这样几个考量维度：

第一，他必须是一个在商业方面有足够积累足够专业的人；再进一步，他最好是个对公众而言相对新一点的面孔。

曾在《经济观察报》《彭博商业周刊》《第一财经周刊》等知名商业报刊中任主笔、副主编的媒体人李翔，成为引导观众“洞察激流”的合适人选。

有了合适的观察者后，尤里卡工作室要做的就是想明白如何去讲这个故事。

像新能源车的故事有很多种讲法，比如一次去拍大量的车企去讲这个行业磅礴的故事，而这并非是《激流》的初衷，对于《激流》团队来说被拍摄对象是大企业家还是普通人没有那么重要，他们想讲的，更多是“人的故事”。

第一季《激流时代》第一期，镜头对准了贾乃亮、辰亦儒等在直播间中找到事业新方向的明星以及他们背后操盘的MCN机构，同样镜头也捕捉到了在几个在街头尝试直播创业的年轻人。

第二季《激流》第二期，节目记录了新能源汽车品牌“极越”闪崩后造成的一系列影响，被记录的不止是极越CEO夏一平，还有押上了自己身家的极越供应商李红星，这让节目的角度因为普通创业者的视角变得更多维，故事也更加丰满。

“就像我们的片子里说的，大海里没有无名之辈。”

用“古典”的方式做内容

“大海里没有无名之辈”，确实是《激流》最有别于其他商业纪录片之处。

不同于商业写作聚焦“大公司大事件大人物”，《激流》选择了从商业现象入手，故事里的人物之中有的处于事件中心，有些则站在漩涡边缘。

“去年12月11日极越事件爆发后，我们第一时间判断这是个值得关注的选题。接下来就是拆解，去追哪些人。”从距离事件远近关系的角度来拆解，最核心的人物肯定是极越CEO夏一平和股东，即公司的管理者。

其次，是极越的员工，也是与公司利益息息相关的一群人。“但出于做新闻的判断，我认为员工拿到赔偿金故事就结束了，大家继续去找新工作，延展性可能不会太多。”

最后，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群人——供应商们，第二期节目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李红星就是供应商的一员。

供应商的欠款问题是一个长期问题，所以他们希望被关注到。李红星被欠了3700万，有他个人财产，也有从亲戚那借的钱，可以说当时已经走到绝境了，这是事件中很值得拍的典型人物。

这种操作模式，赋予了《激流》几分古典的、纸媒时代做选题的味道。主创团队在无数个任务的寻找与搭建中，还原着事件的全貌。

“其实拍纪录片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捷径，就是用时间去换内容。”

第一季《激流时代》采取闭口拍摄方式，比如六天的拍摄，节目组把这六天安排得尽量合理和丰富，让李翔在其中体验，再根据体验去顺事件逻辑和人物弧光。

“第二季则改成开口拍摄，抓故事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围绕重要时间点里的人物状态，捕捉人物弧光，讲述在变化的时刻里，人的遭遇和他们的努力。

第三集的主角之一廖登科就是个典型。他是个程序员，一枚大厂里的螺丝钉，所有评价标准都是被绩效和打分所驱动，于是他开始迷茫甚至痛苦，希望能从这个系统里稍微跳出来一下。

由于收到了电商平台的offer，他有了“我是不是可以做个卖家”的想法，当他和普通的工厂主、卖家打交道时他很兴奋，因为不再被绩效和打分所驱动，他与其他人之间建立了新的连接，也找到了自己新的价值。

“我们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有理想主义的人踏上了这样的一条路，这条路你看他走了两个月下来现是越来越艰难。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关税的变化，你可以看到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先是焦虑然后绝望，最后跳出来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它是有一条弧线在里面的。”

也得益于这种变化，在这一季《激流》中我们看到了更浓烈的人情味与真实感，商业故事不仅是金钱游戏，也可以有让人触动的温度。

给公众的精神产品

聊到腾讯视频为什么会想到要做《激流》这样一个商业纪录片系列，刘东啸的一句话给冷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们不想做商业说明文，想做公众的精神产品。”

他坦言做商业纪录片与他个人兴趣有直接关系，在他看来，商业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呈现社会内部机理的一个重要方向。

另一方面，市面上有很多优质的财经报道，他们有深度也有数据呈现与行业观察，“视频虽然没有文字报道有那样的深度的能力，但有它自己的优势，就是更浓烈的感受力和感染力。”

以《激流》第一集出海为例，它没有给出比市面上其他财经报道更多的出海信息增量，“我如果在制造业做了很多年，其实这些出海的内容我早就都知道了，但是人物的状态和感染力是很真实的，比如苏总，（纯文字内容）就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

而说到“以情动人”，冷眼想起了短视频的叙事形式，它们是最擅长以情绪抓手去撩动观众的，刘东啸也承认，如果按照短视频的操刀模式，极越的故事可以有另一种演绎方式，而且传播度会更好，只是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如果是短视频来做极越的故事，或许只截取最激烈的几帧内容，再配上很有煽动性的音乐，比如员工拉横幅讨薪，夏一平站出来被声讨，就会有不错的传播效果。可如果只是去煽情，那么市面上很多单枪匹马的自媒体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激流》的标准，是每一个选题的呈现都要到达人的精神层面，“我举个例子，一个公司就是一个企业家精神层面的体现，他想怎么做这个公司完全取决于他的精神世界是什么样，我们是想去记录这种精神层面的外化的内容。”

“我们（追综极越事件时）就和那些短视频博主在一个空间里，一起拍摄”。这个画面冷眼很触动，带着采访设备的摄制组，与举着手机拍短视频的博主们站在同一个空间里，以各自的方式去做记录。这一刻，好像是“古典”与“当下”的碰撞，又好像是一群人在逆着洪流而行。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总要有人去做一些看起来“反潮流”的事情。

在刘东啸看来，或许把《激流》称为“媒体纪录片”要更加适合，它是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内容，可以从小的切口入手去讨论非常深度的内容，也可以见微知著去看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变化。

“我们可能还会更关注一些非事件中心的人物”，谈及未来《激流》系列的方向，刘东啸给冷眼讲了个制作中的小故事。

当主创团队在追茶饮类的选题，一般商业报道会从大公司或者供应链的角度来做选题，但他们选择了加盟商的视角，“我们去了河南那边的一个加盟商大会，里面什么人都有，有主妇、有大学生，他们会关心加盟以后能不能一夜暴富。总之，那一瞬间你就有一种找到‘五环外’故事的感觉”。

这种非事件中心的人物，往往是被商业媒体忽略或者认为“没有报道价值”的内容，可恰恰是这些“五环外”的人，是与你我最息息相关，也是最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的群体。

【结语】

商业法则是冰冷的，但商业故事是有温度的。前段时间中美关税战的较量，让更多人明白商业世界的震荡，其实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而在大环境充满不确定的当下，普通人更容易被外界变化所裹挟与影响。

通过《激流》，腾讯视频和尤里卡工作室不止想要向观众清晰直接地解释清楚商业现象背后原理的方法，更想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让公众明白“为何商业现象与我有关”，并能找到可以触动到公众精神层面的东西和力量，提炼出来感人的触动人心的灵魂内核。这种精神力量，往往能为困局中的人们提供一点破局思路或者带来一丝慰藉。

“当然，如果下一季有机会，我最想采访的还是周受资先生”，玩笑中我们的对谈接近尾声，而冷眼也相信腾讯视频和尤里卡工作室带来的这股《激流》会把更多商业的巨变与涌动带至我们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