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十年，有点可惜

1968年，一篇名字叫《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火爆湖南，惊动全国。

没人能想到，写下此文的竟是一位刚满19岁的少年。原以为只是一篇无关紧要的文章，却遭人陷害，锒铛入狱整整10年。

他初中毕业，却两次提名诺贝尔奖。在历史的风起云涌中屈身前行：“我要救中国！”

他的名字，叫杨曦光。

1

杨曦光刚刚降生时，中共东北战事小捷，得了小凯的乳名。

从小在儒家文化中长大的杨曦光，咿呀学语时就能背点《论语》。

祖父在乡下办学堂，父亲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母亲曾任周总理的机要秘书，说起来，这样的家庭条件在当时算足够优渥了。

没想到，原本安定的生活被一块石子掀了波澜。

那会杨曦光还小，有一次父亲将他抱到窗边，亲切地说：

“干部在上面机关里时间长了，对下面基层的情况不了解，所以要到下面去了解情况。”

杨曦光看着窗外的一颗大枫树上的红叶，对父亲这异常温柔的言行有些不解。

三年后他才知道，当时的父亲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迫下乡。

波澜未平，杨曦光高中还没毕业，父母又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

同学们笑他“狗崽子”，杨曦光心里很不服气，偷偷加入敌对阵营，投入时代的洪流之中。

革命的热血令他不顾一切往前冲，振臂呼号，不知这条“反向”之路亦有艰险。

因为组织活动被抓进派出所后，杨曦光不肯吃这苦头，陆陆续续写了各种言辞激烈的大字报。

可没过多久，一起真实事件在他眼前发生，杨曦光沉默了。

那天老师课程正讲到一半，突然冲进来几个人将老师拉出教室毒打。

看着人的尊严被无情践踏，他无法接受，“这太狠了，怎么下得去手？”

他心系中国的未来之路，试图探求正确之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20岁那年，在走访了不同背景的农户后，憋在房间里一个星期，写出了《中国向何处去》。

几天后，文章发表，举国震惊。

有人看了文章，愤怒断言：这样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父母成了最大嫌疑人，从那时起，一家人陷入了无尽的逃亡生活。

可无论走到哪里，只能收人冷眼，辱骂欺凌，母亲终于不堪忍受，绝望自尽。

其实，《中国向何处去》的署名并不是杨曦光本人，落款者，是一位普通红卫兵。

杨曦光的用意有二，一是匿去自己的名字以免牵连；

二是藐视社会，关于国家建设，自己一个无名小卒也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不免让人觉得有些炫耀的意味。

可他没想过，一篇文章，竟为自己送来了长达10年的牢狱之灾。

2

因为同学的告密，本来打算逃到武汉避避风头的杨曦光被抓捕候审。

在看守所被关押了一年多，在一个晴朗的冬日，他被押送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母亲离世，父亲被关，哥哥入狱，两个妹妹也就没了家，一个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

原以为漫长而黑暗的日子就此开始了。

可这高墙之内，竟给了杨曦光无限希望，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路。

杨曦光入狱那天，被推入了一个黑漆漆的牢房，看到墙角蜷缩着一个老人。老人抬头问道，你是杨曦光吧？

他一惊，“你怎么认识我？”

老人笑笑：“我算着你也应该进来了。”

监狱里处处是知识渊博之人，他们不是大学教授、就是工程师。

在艰苦繁重的劳动之余，杨曦光利用这些人脉资源，学习了英文、微积分等大学课程。

他在狱友的点拨下偷偷学习，直到大家都睡下了还挑灯夜战，掌握了英语、高等数学和经济学，遇到不懂的就第二天向狱友求教。

可以想见，当时的他，正是求知欲最强烈的年纪，以至于插秧时还在消化知识，蚂蟥都爬满脚脖子，他还在做笔记。

十年牢狱，成为杨曦光生命黑暗处一团温暖的光，也是他九死一生的希望。

20岁身陷囹圄，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

他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

从别人手里借来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通读完毕。

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曦光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

后来他回忆到：“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这样一个恍惚的念头，竟成为他下半生的真实写照。

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过分。

许多比杨曦光阅历成熟的人，和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

可杨曦光走出来了。

出狱那天，他带着五、六十本读书笔记，和一部电影文学剧本。

他凭着自己的所学，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

原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他后来读到更多著作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在100年前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现了。

可他还是有点小骄傲。

至暗时刻并没能压垮这个青年，而是换作一部部经典之作，影响后世。

3

逃出灰色高墙之路是坎坷的，他刑满释放后回到长沙，没有一家单位敢收他。

杨曦光没办法，弃用了“杨曦光”这个名字，改用自己的乳名“杨小凯”。

他跑去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在印刷厂打工过活。

本想着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

他不信命，在1980年再次报考，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注意到了这位青年，决定帮他一把。

终于，杨小凯终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可成为研究员只是艰难的第一步，因为他只有初中文凭，社科院无法给他安排任何工作。

转折出现在1981年，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早就看中了杨小凯的才华，希望他能到武大经济管理系教书。

开会期间，省书记毛致用回到长沙，刘道玉见到毛书记，赶紧说：“毛书记，我想问你要一个人。”

听了杨小凯的名字，毛书记点点头：“我知道，他受过委屈，坐了10年牢，如果是刘老要的人，当然同意。”

就这样，杨小凯在武汉大学开设了当时颇有争议的课程，《数理经济学》《经济控制论》。

当时在武大，这两门课，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得出来，必须建立在扎实的数学基础上，只有杨小凯的才华能做到。

学术之路由此开始。杨小凯被破格提拔为讲师。

可他没有停止学习，在国内首创计量经济学模型，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杨小凯的生活，翻天覆地了。

4

从初中生升到博士，知识结构受到质疑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语言不通，他读书时比别人吃力十倍，当时他的同学，北大高材生多如牛毛，轻松就能通过资格考试，可他翻看书，句子都读不懂。

没办法，只能下了课请教同学，等别人都睡下时，他偷偷挑灯夜读，有时一夜无眠。

几乎没有英文基础的他，凭着这样的苦学，终于能够在半年后通读教材，并凭着超人的毅力，获得博士学位。

他曾写信给父亲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是老人和孩子的天堂，我要拼命在战场上奋斗！”

一个只读过一年高中的中国人，短短四年时间就站在了世界经济学的象牙塔尖。

这是一个离开勤奋和超人的意志，仅有天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曾说：普林斯顿四年，感觉比十年牢狱还要漫长。

终于，杨小凯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被全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所公认。

他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著名经济学家杰佛瑞·萨克斯评价说：

“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者之一，他也是经济学界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

他在澳大利亚任教期间，诺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说：

“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就是杨小凯所做的。”

杨小凯的名声享誉国际，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历经千百劫，杨小凯三个字终于被世界看见，遗憾的是，他早已时日不多了。

5

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这对杨小凯是个相当致命的打击——他在平静命运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然而一头扎进学术堆里的杨小凯，身体又出现奇迹。

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

但在继续努力抗争后，癌细胞再次席卷而来，2004年7月7日早上，杨小凯最终还是离开了世界，享年56岁。

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经济学，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的另一种方式。

家与国，他念念不忘。

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一起读书的密友说：

“当时我对小凯的感觉是，他决心远离中国政治，潜心研究学问，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感觉是错的。小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向何处去’。”

50年前，杨小凯追问的——中国向何处去？是否在50年后得到了答案呢？

或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