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活了59岁，却被后世之人膜拜五百余年

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出征瓦剌，结果遭遇惨败，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结果十分惨烈，明军精锐损失大半，能打的文臣武将几乎损失殆尽，明英宗本人还被瓦剌给俘虏了。

消息传回京城，朝野震动，自大明朝开国以来，皇帝被俘还是头一遭。

大臣们来不及思考如何挽救明英宗，多数人想的是跑路，毕竟土木堡到北京不过二百里，瓦剌大军要是趁虚而入，那就死到临头了。

逃跑的人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翰林侍讲徐有贞，他以天象有变为由，提出迁都南京，附和者很多。

如果没人阻止，群龙无首的明朝，可能真就迁都南京了。

这时候，于谦站了出来，大声呵斥徐有贞等人说：

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

幸好明朝有于谦，要不然明朝就只剩半壁江山，跟南宋没什么区别了。

当然了，于谦反对南迁，可不是耍嘴皮子，他是有能力保护北京、守护明朝江山的，后来他不但做到了，而且挽回了土木之变后明朝的颓势，为大明续命二百年。

01

于谦是浙江钱塘人，祖上一直在元朝做官，其祖父曾任明朝工部主事，父亲则没有当过官。

于谦年少时读书刻苦，还建立了良好的价值观，他很仰慕文天祥的气节，便找人刻了一座文天祥像挂在家里，以此来激励自己。

于谦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见他相貌奇特，便对他说，“他日救时宰相也”，说他日后将是挽救时局的宰相。

所谓一语成谶，正如这位和尚所言，于谦后来确实挽救了大明朝。

永乐十九年（1421年），23岁的于谦考中进士，自此踏入仕途。

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因其才能卓越、说话流畅、声音洪亮，而受到明宣宗的喜爱。

同年，汉王朱高煦谋反，明宣宗御驾亲征，于谦随行。

当朱高煦被逮捕之后，明宣宗碍于自己是晚辈，便让于谦负责责问朱高煦，朱高煦原本态度十分嚣张，但在于谦的严厉质问下，竟然被吓得跪在地上不停颤抖，自称罪该万死，明宣宗因此非常高兴，赏赐给于谦许多财物。

明宣宗与于谦相处的时间长了，便对于谦越发喜爱，在他看来，于谦不光是直臣、忠臣，而且才能和道德都无可挑剔，便决定于于谦加以重用。

宣德五年（1430年），朝廷打算派遣各部右侍郎到各省担任巡抚，原本于谦是没资格的，但明宣宗给吏部写了个纸条，不久于谦就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

于谦到任之后，经常骑着马深入民间考察施政得失，好的则继续执行，不好的就记录下来，然后第一时间上书明宣宗加以说明，明宣宗因此越发欣赏他。

原本，明宣宗打算重用于谦，将其培养成国之栋梁，但奈何没几年他就去世了，于谦闻讯后悲痛欲绝。

明英宗继位之后，“三杨”主持内阁朝政，对于谦十分重视，于谦每次上奏折，往往不到一天就批准了。

不过，“三杨”去世之后，朝政逐渐被宦官王振把持，王振在明英宗的纵容下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

百官为了巴结王振，无不对他行贿，王振则定下“规矩”，凡事要见自己，需一次缴纳一百两银子，如果能缴纳一千两，不但能见面，还能跟他一起吃饭。

即便如此，王振家依然门庭若市，这些人或为了升职，或为了平事，总之找他就对了。

于谦听说王振的“事迹”后，感到十分生气，每次他到京城奏事，都不带任何钱财，王振因此很生气，故意不给她升职。

有一次，于谦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每次去京城，不说给王振松金银财宝，送点土特产也好啊！”

于谦却回答说，“你说的我都没有”，然后甩了甩袖子说，“我只有清风！”

为此，于谦还写了一首《入京》诗以明志：

绢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于谦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人为官极有原则，不肯向权贵低头。

02

于谦结束巡抚河南、陕西之后，回到了京城，继续在兵部担任右侍郎。

王振早就看不惯于谦，便指使人弹劾他，说他因长期得不到晋升而心生不满，将其罢职，然后让亲信取而代之。

不久，王振又捏造罪名将于谦投入大牢，并操控刑部判决于谦死刑。

消息传开后，舆论一片哗然，因为于谦名声很好，在百姓中很有威望，所以许多人联名上书，对王振进行指责。

明英宗虽然贪玩，但还不至于昏聩到杀忠臣，他得知这件事后，就把王振叫来质问，王振却巧言令色，说从前也有个叫于谦的人跟他有仇，兴许是自己抓错人了，其实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在明英宗的过问下，王振这才将于谦释放，但并未将其官复原职，而是贬为大理寺少卿。

于谦在河南、山西的时候，实施了很多仁政，百姓对他感念颇深，他被贬职之后，百姓和地方官都跑到宫门前喊冤，要求朝廷让他继续当巡抚。

在河南、山西就藩的周王、晋王也为于谦感到不平，纷纷上书明英宗为于谦申辩。

明英宗这才知道王振背着自己搞了这么多小动作，便有些生气，严厉斥责了王振一顿，然后重新任命于谦为河南、山西巡抚。

于谦死里逃生，对百姓十分感谢，便更加努力工作，以此来回报百姓。

前前后后，于谦在河南、山西当了十几年巡抚，期间他父亲双亡每次他都丁忧回家守孝，但丁忧结束后又被重新任命为巡抚。

一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才被调回京城，官升一级，担任兵部左侍郎，成为了兵部的二把手。

不过，于谦在并不屁股还没坐热，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瓦剌也先大举进犯明朝，明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御驾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阻，但明英宗不听。

无奈之下，邝埜只得跟随明英宗出征，以便管理军务，于谦则留下来主持兵部工作。

于谦隐隐感觉大事不妙，果然没多久就传来坏消息：明军全军覆没，明英宗还被俘了！

孙太后震惊之余，任命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担任监国，朱祁钰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因明军精锐损失殆尽，京城防守空虚，所以许多大臣建议迁都南京。

当时，无论是孙太后还是朱祁钰，思想都有所动摇，唯有于谦坚如磐石，他坚持主战，他还提出了可行的方案：迅速调集京畿附近的备操军、备倭军和运粮军入京！

虽然明朝精锐损失殆尽，但明朝常备兵力还是很可观的，于谦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先想办法弥补京城兵力不足的问题，再进行下一步筹划。

当于谦的计划提出来之后，得到了孙太后和朱祁钰的认可，不久他便被任命为兵部尚书（邝埜战死沙场），全权负责北京防御。

03

于谦认为，想要保卫北京，首先必须安定人心，王振虽然死了，但余党还在，这些人一日不除，百官就一日不安心。

在朱祁钰主持的一次朝会上，群臣要求朱祁钰诛杀王振全族，王振的同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却站出来斥责众人，结果没人再敢说话了。

这时候，户科给事中王竑突然带头袭击马顺，百官见状，纷纷上前殴打马顺，又对宦官毛贵和王长随等人进行群殴，很快三人就血溅朝堂，当场死亡。

这一幕吓坏了朱祁钰，他便起身准备返回后宫，于谦见状，连忙上前拉住他，然后说：

顺等罪当死，（百官）勿论。

群臣虽然很激动，但事后还是有些后怕的，当他们听到于谦这句话后，无不对其感激涕零。

在于谦的劝说下，朱祁钰表示不追究百官罪责，并宣布了王振的罪行，下令将王振全族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诛杀。

至此，朝堂人心得以稳定，上下齐心协力御敌，这都是于谦的功劳。

退朝之后，于谦走到左掖门的时候，吏部尚书王直因为太过敬佩他，便上前拉着他的手说，“你就是上天安排来挽救大明朝的，今天这种情况，就是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啊！”

事实上，敬佩于谦的岂止王直，上至孙太后，下至京城百姓，无不认为能守护北京者，除了于谦之外没有别人，于谦也义不容辞，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当是时，上下皆倚重谦，谦亦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没几天，朱祁钰再次举行朝会，于谦提出改立朱祁钰为帝，以安定天下人心，防止瓦剌以明英宗作为要挟。

于谦的这个建议，让大家替他捏了把汗，毕竟明英宗是孙太后的亲儿子，哪个母亲会同意废掉儿子的皇位呢？

好在孙太后识大体、顾大局，认为于谦的建议是对的，于谦这才安全着陆，不过这件事也为他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

朱祁钰继位后，好处马上就显现出来了，瓦剌裹挟着明英宗四处要挟明朝各镇守将，竟然一点好处都没捞到，因为大家都知道明英宗不是皇帝了，便没有太大的顾忌。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于谦也在着手加强北京的防御，当各地援军陆续抵达北京后，他又下令从通州调粮到北京，并悬赏百姓从外地运粮。

于谦又下令将南京储备的武器三分之二都运到北京，同时让工部加紧生产，并派人到土木堡收集明军丢弃的武器，仅从土木堡捡回来的火枪、火铳就有三万多支，火炮也有800多门。

土木之变后一个月内，在于谦的建议下，朱祁钰进行了一系列人事调整，在明朝高级武将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下，起用了石亨、杨洪、柳博、曹泰、郭登等一大批人，这些人或镇守京城，或奔赴前线，极大加强了明军的指挥能力。

经过一个月的整顿，于谦一共调集了22万人马保卫京城，武器弹药及粮食储备也很充足，具备了与瓦剌骑兵一战的能力。

04

十月初一，瓦剌裹挟着明英宗，分三路大军直奔北京，总兵力达到了17万人之多。

得知消息后，朱祁钰命于谦节制各路人马，于谦首先严肃军纪，下令有功者重赏，逃跑、投敌者重罚，然后提出到城外御敌的策略，并将22万人马分散到京城九门，各门守将由石亨节制，于谦本人则亲自前往德胜门，在居中指挥调度的同时，参与到战斗当中。

十月初八，各路人马调动完毕，于谦下令关闭京城九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三天后，瓦剌十几万大军就抵达北京，列阵于西直门外，首领也先自认为有明英宗当人质，又手握十几万精锐骑兵，定能攻克北京，取代明朝成为中原霸主。

但是，也许很快就不这么想了。

也先见彰义门防守相对薄弱，于是发起进攻，结果反被杀掉数百人，这让他很吃惊。

第二天，也先又发兵万余进攻德胜门，但被于谦提前预料到了，于谦在路两旁提前设下伏兵，当瓦剌骑兵来攻，他又使用诱兵之计，成功将敌军进入包围圈。

经过一番交战，瓦剌一万多骑兵几乎全军覆没，也先的两个弟弟还战死了。

也先恼羞成怒，又下令对西直门发起进攻，于谦又下令顺速救援，将瓦剌骑兵包围起来，也先只得下令突围，又损失了不少人。

此后，也先又阻止了几次进攻，但毫无疑问都被于谦化解。

在守卫北京的同时，于谦又下令各路援军集结，随时准备救援北京或者阻击瓦剌大军。

也先派出去了许多探子，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担心，加之连续几次进攻均遭失利，士气低沉，自知无法攻下北京，便于十月十八日撤退。

于谦审时度势，下令大军顺速出击，主动寻求与瓦剌作战，结果不到半个月，就肃清了留在各州府的瓦剌残军，瓦剌被衬底赶出关外。

至此，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大明江山得以延续！

但是，事情到这里还不算完，因为明英宗还没要回来呢，这件事关乎到大明朝的颜面，不论如何都必须妥善解决。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明英宗已经滞留瓦剌一年了，也先见消灭明朝已经不可能，留着明英宗也没什么用，便打算送还明英宗，换点好处费。

很快，瓦剌使者就来到了明朝，许多明事理的大臣都认为应该接回明英宗，但朱祁钰在尝到当皇帝的滋润后，不想让明英宗回来，从而对自己构成威胁。

这时候，于谦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

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

于谦的意思是，现在皇位已定，不可更改，于情于理都应该接回太上皇，如果太上皇有什么图谋的话，我们就有话说了。

朱祁钰认为有道理，这才派遣李实、杨善前往瓦剌，把明英宗给接回来了。

如果不是于谦，明英宗将老死瓦剌，大明朝也将颜面扫地，贻笑后世子孙了。

05

在许多人的认知中，于谦的功劳似乎仅限于北京保卫战，实际上远不止于此。

北京保卫战之后，于谦鉴于北方防御松散，于是派遣精干之人担任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等处总兵，让他们练兵备战，修缮城墙，积极防御蒙古人入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与此同时，于谦还加大力度捉拿瓦剌探子，使得瓦剌的情报网失去作用。

在于谦的一顿猛操作下，瓦剌很难再在明朝身上占到便宜了，一举扭转了明朝的颓势。

对于土木之变后大明军队的重建，于谦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当时，京城兵力分散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这三大营互不同属，调度起来比较困难，严重影响作战能力，于谦便从三大营选拔十五万精锐组成十营进行操练，团营制度就此形成，极大加强了京城防御能力。

除了中央之外，于谦还着眼地方。

也先势力扩张的时候，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等趁机作乱，湖广、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也揭竿而起，大明朝可谓危机四伏。

于谦迅速理清思路，在朱祁钰的支持下，他居中调度，从容指挥，派遣大军平乱，没两年功夫就安定四方，让国家重回正轨。

由于于谦功劳大、威望高、能力强，所以朱祁钰凡事都征求他的意见，他却从不居功自傲，而是忘身忧国，全身心投入到国事当中，经常工作到深夜才休息，十分操劳。

有人可能要说，于谦当了这么大的官，俸禄应该很多，家里过得也很富裕吧？

实际上并非如此，于谦的俸禄确实高，但他除了留下一部分用于生活之外，其他全部捐出去救济灾民了，他生活十分节俭，家里的房子也只能勉强遮风挡雨，如果他走在大街上，他不说，没人知道他是大官。

北京保卫战结束后，朱祁钰曾让有功大臣领取双份俸禄，大家都欣然接受，只有于谦拒绝。

后来，朱祁钰得知于谦家徒四壁，十分心疼，便赏赐给他一座西华门外的豪宅，以及玺书、袍服和大量银锭，他坚辞不受，朱祁钰不准，他这才勉强收下，但将玺书、袍服和银锭放在宅院里锁起来，他及家人都不住，只是偶然去看一下，以示忠诚。

有人问于谦为何不接受，他却回答说，国家遭此大难，百废待兴，我怎么能安享富贵呢？

于谦的为人固然让人肃然起敬，但还是有人不喜欢他，跟他针锋相对，这是因为他正直坚毅，鄙视那些无能官员和靠着权势当上大官的显贵，这些人为了生存下去，经常抹黑他，甚至上书弹劾他专权，干涉六部之事，朱祁钰都置之不理。

并且，于谦坚持主战，不同意跟瓦剌讲和，又导致了主和派大臣的不满，包括明英宗在内。

这些对于谦不满的人，后来真的把他给干掉了，这是大明朝的悲哀。

06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朱祁钰病重，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和宦官曹吉祥等人发动政变，带兵闯入皇宫，拥立囚禁中的明英宗伏复辟，史称夺门之变。

明英宗复辟之后，徐有贞等人第一时间派人逮捕于谦和王文，诬陷二人意图谋反，打算将二人杀掉。

徐有贞等人之所以这么恨于谦，其实是有原因的。

前文提到过，土木之变后，徐有贞提议迁都南京，结果遭到于谦呵斥，后来他仕途一直不顺，他将此事归咎于于谦，为了挽回职业生涯，他冒险发动政变，当了投机分子。

石亨是于谦一手提拔的，他之所以恨于谦，是因为一件事。

北京保卫战取胜之后，石亨得到了世袭侯爵的奖励，而于谦却没有，他感到有些愧疚，便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到京城任职。

于谦得知这事后，感到很生气，认为石亨不应该举荐于冕，这是徇私之举，搞得石亨很尴尬，里外不是人，因此记恨在心。

至于曹吉祥，则是因为他受到了于谦的打压，他的几个属下还被于谦弹劾了，导致自身利益受损。

当然了，如果只是这样，徐有贞等人不至于杀掉于谦，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其实是为了让政变变得合法化。

于谦和王文被判处死刑后，明英宗有些不忍，便对徐有贞说，“于谦是有功劳的，不至于杀掉吧？”

徐有贞却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师出无名了！”

无奈之下，明英宗只得答应杀掉于谦，不久于谦就被押送到崇文门外斩首。

就这样，59岁的于谦死在了他曾誓死保护的城市之外，据说他被处死的那一天，阴云密布，十分压抑，百姓都在为其喊冤，但他依然被杀。

于谦死后，徐有贞又派人去抄于谦的家，没有找到什么财物，但发现一间密室，原以为里面会有很多宝物，结果打开一看，只发现了朱祁钰赏赐的几件蟒袍、剑器。

起初，孙太后还不知道于谦被杀，当得到消息之后，当即痛哭流涕，把明英宗喊来呵斥，说了很多关于于谦的事迹，明英宗也感到后悔。

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明朝再无于少保（于谦）。

于谦之所以伟大，当年明月有这样的看法：

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诗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而于谦不但才能过人，品德上也几乎无可挑剔，所谓德才兼备者，千古又有几人。

当年明月说的那首诗，就是《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的伟大，不单单在于他才能过人，更在于道德上无可挑剔，他一辈子就没为自己打算过，心里装的全是家国天下。

有个叫做兴安的宦官，在宫中当值几十年，见过不少人，但唯独对于谦敬仰备至，朱祁钰曾问他为何，他说，“于谦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走了，明朝就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

正如兴安所言，于谦被杀之后，明朝又存在了近二百年，真就没有一个臣子能与之相比，所以他一直被膜拜，至今已经五百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