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香港与美国：谁在害怕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一说起深圳，中国人心里头都明白，这地方能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靠的是什么？

还不是千千万万从全国各地涌过去的外来劳动力？

没有这些“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深圳能有今天的繁荣？做梦去吧！

中国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哪个不是靠着吸纳全国的劳动力才发展起来的？这个道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好了，看到这里，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觉得，对啊，一个国家之内，劳动力自由流动，天经地义嘛！人才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正是因为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哪里有机会，哪里工资高，人就往哪里去，这才让资源得到了最优配置，才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但是，怪事就来了。同样是中国的地方，香港，那可是咱们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按理说也应该算是“一国之内”吧？

可香港人对内地劳动力是什么态度？

严防死守！想去香港打工？比登天还难！各种限制，各种门槛，生怕内地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这时候，奇了怪了，很多在内地高呼“劳动力要自由流动”的人，一碰到香港这事儿，好像就能理解了，甚至还觉得香港人做得对，保护本地人就业嘛！

这就更让人想不通了。

美国佬那边呢？天天喊着要建墙，要驱逐非法移民，要把那些辛辛苦苦跑去美国刷盘子、摘棉花、修屋顶的外国劳工赶走。

这时候，国内居然还有一大票人跟着叫好，说什么“美国优先”，“保护美国工人利益”。

同样是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啥发生在深圳（如果深圳也搞排外的话）就是不可理喻的，发生在香港就情有可原，发生在美国就值得称赞了呢？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天大的区别？

我看，区别不在事情本身，区别在那些人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些浆糊，都是些双重标准！

芝派的弗里德曼认为，自由移民（本质上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和福利国家，这两者是不能兼容的。

你要是搞高福利，人人都能躺着领钱，那可不就得防着外面的人都跑进来占便宜吗？

不然你那点福利，三下五除二就被人给吃垮了。

香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香港那点地方，搞了一套还算不错的福利体系，什么公立医院、公屋制度，虽然跟北欧那些没法比，但在亚洲也算可以了。

他们就怕啊，怕内地那些“穷亲戚”都跑过去，把他们的医疗资源挤爆了，把他们的公屋住满了，把他们的福利水平拉低了。

所以他们就要搞身份限制，就要控制单程证数量，就要歧视新移民。

说白了，香港人那点小心思，就是既想要“一国”带来的经济好处（比如CEPA，比如自由行），又不想承担“一国”之内的要素自由流动的“成本”（在他们看来是成本）。

他们以为，把内地的廉价劳动力挡在外面，就能保住香港本地工人的高工资、好福利。这纯粹是痴人说梦！你挡住了人，挡不住资本啊！

香港的资本家，难道是傻子吗？他们看到内地劳动力便宜，生产成本低，他们不会把工厂搬到珠三角去？他们不会把服务外包给内地公司？

结果呢？香港的制造业早就空心化了，现在连服务业都开始往北边转移。香港本地那些没什么技能的底层工人，实际收入在香港高昂的物价面前，一样很低。

因为，你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必然导致本地人工成本居高不下。

结果是什么？所有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贵得离谱！香港的餐厅贵不贵？香港的理发贵不贵？香港的装修贵不贵？

这些高昂的成本，最后还不是由全体香港市民来买单？

那些叫嚣着要排外的香港底层工人，他们自己也得承受高物价的后果。

这叫什么？这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米塞斯认为，任何对市场价格（包括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的管制，任何对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都是在扭曲市场信号，阻碍资源有效配置，最终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和普遍贫困的加剧。

你香港政府，或者说香港那些行业工会，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和行业壁垒，限制外来劳动力的进入，实际上就是在人为地抬高本地劳动力的价格。

这跟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或者搞什么价格上限、价格下限，有什么区别？都是在干预市场嘛！

结果呢？

那些本来可以用更低成本雇佣到合格劳动力的企业，现在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他们的利润就被压缩了，投资意愿就降低了。

那些本来可以通过雇佣更多廉价劳动力来扩大生产、降低产品价格的企业，现在也不敢扩张了。整个香港经济的活力，就被这种人为的管制给扼杀了。

在一个纯粹的私有财产秩序下，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包括雇佣与被雇佣，都应该是基于自愿的契约。

地主有权决定谁可以进入他的土地，雇主有权决定雇佣谁。

但是，这种权利是基于财产权的，而不是基于国界或身份的。

如果香港的土地和企业都是私有的，那么业主和雇主自然会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是否接纳外来劳动力。

如果外来劳动力能给他们带来更大的收益（比如更低的工资要求，更高的工作效率），他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香港的问题恰恰在于，很多所谓的“公共资源”（比如公立医疗、公屋、公共就业机会）被当成了本地居民的“特权”，然后以此为借口来排斥外来者。

这实际上是对财产权的侵犯，也是对市场机制的破坏。

说到底，香港人之所以吃不起便宜的外卖，享受不到廉价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自己把门关得太紧，不让那些更便宜、更有效率的劳动力进来。

他们以为保护了本地人的饭碗，实际上是牺牲了全体香港消费者的利益，也扼杀了香港经济的未来。于是他们现在只能跑到深圳去消费，去享受内地的廉价服务！

这是香港离深圳近，如果很远呢？要坐飞机呢？那就没办法，只能忍受高物价。

而美国人那套“排外”的逻辑，跟香港比起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还多了一层虚伪的“国家安全”和“文化冲突”的遮羞布。

美国那些政客，尤其是像特朗普那样的，天天煽动底层白人，说是什么墨西哥人、中国人抢了他们的工作，拉低了他们的工资，败坏了美国的社会风气。

这种论调，跟一百多年前排华法案那会儿的论调，何其相似！

如果政府试图保护某些特定行业的就业，或者保护某些特定人群的收入，那么它就必须限制竞争，包括限制外国商品和外国劳动力的竞争。

这必然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抬头。

美国工会，尤其是那些传统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工会，就是这种排外思想的积极推动者。他们通过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游说政府提高关税，限制移民，设置各种行业壁垒，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会员的高工资和好福利。

他们才不管这些做法会不会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会不会降低美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呢！

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最终伤害的都是本国的消费者。

你对外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确实可能会让本国同类商品的生产者暂时受益，但本国消费者就得为这些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你限制外国劳动力的进入，确实可能会让本国从事类似工作的工人暂时避免降薪，但本国雇主就得支付更高的人工成本，这些成本最终还是会通过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传递给消费者。

而且，这种保护根本就是不可持续的。

在全球化的今天，资本和技术都是流动的。

你美国的人工成本太高，企业就会把工厂搬到墨西哥去，搬到中国去，搬到东南亚去。

你就算建再高的墙，也挡不住资本外流的脚步。到头来，美国本土的就业机会照样流失，那些被保护的工人最终还是得面对失业的风险。

私产逻辑在美国一样适用。

如果美国的土地和财产都是真正私有的，那么土地所有者和雇主会根据市场原则来决定如何使用他们的财产，包括是否雇佣外国劳工。

如果一个墨西哥劳工愿意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同样的服务，那么一个理性的美国农场主或建筑商，为什么要拒绝他呢？除非政府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

美国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他们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廉价商品和资本流入的好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愿意接受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挑战。

他们既要又要，怎么做得到呢？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他们指责中国“偷走了”他们的制造业，却不想想，正是因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高效的劳动力，才使得美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几十年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

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制造”，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不知道要高到哪里去！

他们驱赶那些愿意从事低端服务业的非法移民，却不想想，正是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使得美国的餐饮、保洁、农业等行业能够维持相对较低的运营成本。

如果把这些人都赶走了，谁来干那些脏活累活？难道让那些养尊处优的美国白人老爷们去干吗？

他们肯干吗？他们干得了吗？就算他们肯干，那人工成本得高到什么程度？到时候，美国人下馆子、请保姆、买水果，价格都得翻几番！

深圳为什么能成为全世界都排得上号的发达城市？

很简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允许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全国各地的人，只要觉得深圳有机会，就可以跑过去打拼。

深圳没有因为你是湖南来的、四川来的、河南来的，就给你设置重重障碍，不让你工作，不让你租房。

正是因为这种相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才使得深圳能够聚集起海量的、各种层次的劳动力，从流水线上的普工，到写字楼里的白领，再到高科技企业的工程师。

这些劳动力之间相互竞争，也相互合作，共同创造了深圳的经济奇迹。

如果深圳也学香港那样，搞什么“深圳人优先”，严格限制外地人来深圳工作和生活，那深圳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我敢说，它绝对不可能成为今天这个充满活力的创新之都。

那些认为限制外来劳动力可以保护本地人利益的想法，纯粹是静态的、零和博弈的思维。

他们只看到了存量的蛋糕，没看到增量的可能。

他们以为把外来人赶走了，本地人就能多分到一点蛋糕。 却不知道，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外来人，才把蛋糕做得更大，本地人最终也能从中受益。

你想想，如果没有外地人来深圳开餐馆、送外卖、搞装修、当保姆，深圳本地人的生活成本会高到什么程度？他们还能享受到那么多物美价廉的服务吗？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就像商品的自由贸易一样，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任何以邻为壑、画地为牢、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做法，都是在开历史的倒车，都是在损害全体人民的福祉，尤其是消费者的福祉。

只有自由市场，才能带来繁荣；只有充分竞争，才能提高效率。

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尤其是对劳动力这种最重要生产要素的流动的干预，最终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恶果。

香港的停滞不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固步自封，拒绝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市场，拒绝更广泛地开放劳动力市场。

有人会说，开放大陆劳动力去香港，会让香港房价上涨啊，这些人对香港毫无研究，他们不知道，香港的城市化率为深圳的一半多点，也就是说，香港还有大片的土地空在那里没有开发呢？

这些土地控制在政府手里，同时被民意所制约，无法变成房子。

甚至香港这样的地方，即使存量的地开发完了，还可以填海造陆，但美人鱼看了么？周星弛就代表着香港那一批因为环保主义反对填海的民众的观念。

香港本可以成为一个3000万人口的第一世界大都市，香港的本地居民甚至可以全部成为收租公，但可惜啊，各种自我封闭导致了香港发展机会的丧失。

美国的所谓“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流”，如果建立在贸易保护和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基础上，那也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只会让美国经济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