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花和尚”34岁暴毙，死后翻看床下，奇葩死因大白于天下

苏曼殊，民国时期最不肯循规蹈矩的“和尚”，34岁时猝然去世，亲友在病榻下翻出一堆糖纸和栗子壳，死因由此揭晓。

他一生三度出家，却始终放不下红尘与口腹之欲，这样的命运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

一、

很多年后，人们还在传诵苏曼殊的传奇。这个出生于1884年日本横滨的孩子，父亲苏杰生是广东香山的茶商，母亲则是日本人。身世的错位，让他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出生没多久，生母因地位尴尬离开了他，他成了由父亲的日本妾河合仙抚养的“第三者”。五岁时才被父亲接回老家认祖归宗。对于苏家来说，他是“外人”，家族气氛严苛，不见半分温情。

在家里，他跟嫡母黄氏、庶母陈氏等人一起生活，表面风光，其实处处受排挤。别的孩子可以坐上桌，他却常常在厨房喝剩粥，啃冷饭。家里对他连生病都不上心，一次高烧不退，庶母下令把他丢进柴房，死活不闻。那一夜，他靠一只发馊的馒头撑过，才捡回一条命。可以想见，长年饥寒交迫，亲情缺席，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缺口。

也正是这种成长环境，让苏曼殊自幼养成了与众不同的性格。他敏感、早熟，却对身边的一切都难以信任，时常独自画画，或者在院子角落默默念书。唯一温暖的回忆，反而来自早年日本的养母，和那个总是能吃上热饭的外婆家。对美食、甜食的渴望，像是从童年便种下的“执念”。有的老邻居后来回忆：“小苏家里，能吃的东西都得藏起来，他最爱糖果，哪怕给一小块都高兴得不得了。”

这段少年经历，不但塑造了他日后率性而为、不屈于常规的性格，也让他成年后总是用食物、用甜味去安抚心里的苦闷。这种补偿心理，是许多身世漂泊、童年缺乏温饱的人共有的影子。

十多岁那年，他因家中不睦，离家投奔南京寺庙，开始第一次剃度出家。可“佛门清规”哪能束缚一个嘴馋的孩子？才三个月，便因偷吃鸽子肉被逐，身上僧袍还没穿热，就被赶回俗世。苏曼殊后来回忆：“那时什么都不怕，只怕饿。”他对食物的热爱，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性格底色。

二、

成年之后，苏曼殊游走于日本与中国，辗转求学、写作、革命，人生像是走在漂泊的边缘。他会五国语言，翻译雨果、拜伦、雪莱等西方名家著作，能诗善画，才名远扬，却总不肯“按部就班”地生活。他身边的朋友，既有文人学者，也有革命志士。看起来风风光光，内心其实仍有数不尽的孤独和挣扎。

20岁时，因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终结，苏曼殊再度出家。这一次，他离开日本，带着哀伤和愤懑来到广州蒲润寺。寺里的清淡生活，让他几乎无法忍受。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每夜半，想起牛肉火锅，肚腹难安。”最终，还是没能戒掉对红尘的眷恋。出家一年后，他偷偷拿了师兄的度牒，下山“还俗”，继续他的“花和尚”生涯。

苏曼殊第三次皈依佛门，是因为政治压力。在上海写文章、画漫画讽刺权贵，结果得罪人，被追查。他只好逃到杭州寺院剃度避祸。可没过多久，还是被人发现偷吃点心。身边人常说，“这人不是为佛而出家，是为自己逃命、逃世。”其实，苏曼殊在红尘与佛门之间的反复徘徊，正是他人生矛盾的写照。他渴望清净、自由，却又被情感、食欲、理想牵扯得无法自拔。

他身边不少朋友，时常打趣他的饮食习惯。有一次，有人带来一筐芋头饼，他非要一口气吃完，结果肚子疼了一夜。又有一次，他跟人打赌能吃多少包子，吃到五十个还不肯停，最后苦了好几天。每次病好，嘴馋本性又立马复发。鲁迅评价他：“我有一个怪朋友，没钱就当和尚，有钱就喝酒吃肉。”其实这句话，既道出苏曼殊的生活态度，也透出他内心的无奈。

他的才气是圈子里公认的，诗、画、书法、小说无所不精。但他更有一份孩子气和直率。在寺庙也好，在朋友家也好，只要有好吃的，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有一年冬天，他把仅有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结果第二天朋友见他，发现嘴里少了两颗牙，笑问怎么回事，他一边捧着糖罐，一边说：“留着也是碍事，倒不如换成甜的。”

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生，或许正是他多舛命运的回应。吃，是生活的乐趣，更是精神上的慰藉。他总是把生活过得热热闹闹，表面随性，其实每一步都带着自己的坚持和洒脱。

三、

到了三十岁以后，长期暴饮暴食让苏曼殊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医生多次警告他“必须忌口”。可他依旧我行我素，偷偷溜出医院买糖果、八宝饭、糯米团。1918年春，胃痛加剧，被送进上海广慈医院。医生检查后，脸色沉重：“胃壁薄如纸，糖一口都不能再碰。”院方专门在床头贴了告示：“忌甜。”

但人性难改。护士查房时，常在他床下发现一袋袋糖纸和没吃完的点心。一次，他趁夜偷偷溜到附近点心铺，把最后一颗金牙拍在柜台上：“换饭。”店主看他可怜，打包了八宝饭和糖炒栗子。刚吃完，胃痉挛发作，当场晕倒。5月2日清晨，医生发现他已经没了气息，年仅34岁。

苏曼殊去世的消息，很快在文人圈传开。大家赶到医院，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床下、枕头下全是糖纸和栗子壳，还有两罐没吃完的八宝饭。陈独秀听说后，只淡淡说：“他是吃自己吃死的。”鲁迅也摇头：“他活得癫，死得痛快。”

坊间因此传下“糖僧”之名，说他是吃糖吃死的和尚。其实，真正的死因是多年的胃病和精神压力，但这口“甜瘾”，仿佛成了他命运的象征。有人笑他活得荒唐，有人说他是真性情。

苏曼殊死后，朋友们为他在杭州西湖畔立了墓，紧挨着苏小小。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人前来送行。有人建议在墓碑上刻几句诗，柳亚子说：“什么都不用写，就刻‘曼殊之墓’，他生前什么都要，死后什么都不要。”

整理他遗稿的人发现，很多诗句旁边还有糖渍，手稿、画纸夹着糖纸、栗子壳。他写过：“此物最真。”也许，正是这份直白、无所掩饰，才让他在民国众多文人中独树一帜。时至今日，西湖起风时，偶尔有孩子在他墓前放几块糖，说是“给和尚叔叔的”。有人劝孩子收回去，孩子却认真地说：“他爱吃糖，得吃甜的才能高兴。”风铃响起，像是他在墓中微笑，也像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