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民国时期最不肯循规蹈矩的“和尚”,34岁时猝然去世,亲友在病榻下翻出一堆糖纸和栗子壳,死因由此揭晓。
他一生三度出家,却始终放不下红尘与口腹之欲,这样的命运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
一、
很多年后,人们还在传诵苏曼殊的传奇。这个出生于1884年日本横滨的孩子,父亲苏杰生是广东香山的茶商,母亲则是日本人。身世的错位,让他一开始就与众不同。出生没多久,生母因地位尴尬离开了他,他成了由父亲的日本妾河合仙抚养的“第三者”。五岁时才被父亲接回老家认祖归宗。对于苏家来说,他是“外人”,家族气氛严苛,不见半分温情。
在家里,他跟嫡母黄氏、庶母陈氏等人一起生活,表面风光,其实处处受排挤。别的孩子可以坐上桌,他却常常在厨房喝剩粥,啃冷饭。家里对他连生病都不上心,一次高烧不退,庶母下令把他丢进柴房,死活不闻。那一夜,他靠一只发馊的馒头撑过,才捡回一条命。可以想见,长年饥寒交迫,亲情缺席,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留下了难以抚平的缺口。
也正是这种成长环境,让苏曼殊自幼养成了与众不同的性格。他敏感、早熟,却对身边的一切都难以信任,时常独自画画,或者在院子角落默默念书。唯一温暖的回忆,反而来自早年日本的养母,和那个总是能吃上热饭的外婆家。对美食、甜食的渴望,像是从童年便种下的“执念”。有的老邻居后来回忆:“小苏家里,能吃的东西都得藏起来,他最爱糖果,哪怕给一小块都高兴得不得了。”
这段少年经历,不但塑造了他日后率性而为、不屈于常规的性格,也让他成年后总是用食物、用甜味去安抚心里的苦闷。这种补偿心理,是许多身世漂泊、童年缺乏温饱的人共有的影子。
十多岁那年,他因家中不睦,离家投奔南京寺庙,开始第一次剃度出家。可“佛门清规”哪能束缚一个嘴馋的孩子?才三个月,便因偷吃鸽子肉被逐,身上僧袍还没穿热,就被赶回俗世。苏曼殊后来回忆:“那时什么都不怕,只怕饿。”他对食物的热爱,已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性格底色。
二、
成年之后,苏曼殊游走于日本与中国,辗转求学、写作、革命,人生像是走在漂泊的边缘。他会五国语言,翻译雨果、拜伦、雪莱等西方名家著作,能诗善画,才名远扬,却总不肯“按部就班”地生活。他身边的朋友,既有文人学者,也有革命志士。看起来风风光光,内心其实仍有数不尽的孤独和挣扎。
20岁时,因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终结,苏曼殊再度出家。这一次,他离开日本,带着哀伤和愤懑来到广州蒲润寺。寺里的清淡生活,让他几乎无法忍受。他在日记中写道:“每每夜半,想起牛肉火锅,肚腹难安。”最终,还是没能戒掉对红尘的眷恋。出家一年后,他偷偷拿了师兄的度牒,下山“还俗”,继续他的“花和尚”生涯。
苏曼殊第三次皈依佛门,是因为政治压力。在上海写文章、画漫画讽刺权贵,结果得罪人,被追查。他只好逃到杭州寺院剃度避祸。可没过多久,还是被人发现偷吃点心。身边人常说,“这人不是为佛而出家,是为自己逃命、逃世。”其实,苏曼殊在红尘与佛门之间的反复徘徊,正是他人生矛盾的写照。他渴望清净、自由,却又被情感、食欲、理想牵扯得无法自拔。
他身边不少朋友,时常打趣他的饮食习惯。有一次,有人带来一筐芋头饼,他非要一口气吃完,结果肚子疼了一夜。又有一次,他跟人打赌能吃多少包子,吃到五十个还不肯停,最后苦了好几天。每次病好,嘴馋本性又立马复发。鲁迅评价他:“我有一个怪朋友,没钱就当和尚,有钱就喝酒吃肉。”其实这句话,既道出苏曼殊的生活态度,也透出他内心的无奈。
他的才气是圈子里公认的,诗、画、书法、小说无所不精。但他更有一份孩子气和直率。在寺庙也好,在朋友家也好,只要有好吃的,总是第一个冲上前。有一年冬天,他把仅有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结果第二天朋友见他,发现嘴里少了两颗牙,笑问怎么回事,他一边捧着糖罐,一边说:“留着也是碍事,倒不如换成甜的。”
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生,或许正是他多舛命运的回应。吃,是生活的乐趣,更是精神上的慰藉。他总是把生活过得热热闹闹,表面随性,其实每一步都带着自己的坚持和洒脱。
三、
到了三十岁以后,长期暴饮暴食让苏曼殊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医生多次警告他“必须忌口”。可他依旧我行我素,偷偷溜出医院买糖果、八宝饭、糯米团。1918年春,胃痛加剧,被送进上海广慈医院。医生检查后,脸色沉重:“胃壁薄如纸,糖一口都不能再碰。”院方专门在床头贴了告示:“忌甜。”
但人性难改。护士查房时,常在他床下发现一袋袋糖纸和没吃完的点心。一次,他趁夜偷偷溜到附近点心铺,把最后一颗金牙拍在柜台上:“换饭。”店主看他可怜,打包了八宝饭和糖炒栗子。刚吃完,胃痉挛发作,当场晕倒。5月2日清晨,医生发现他已经没了气息,年仅34岁。
苏曼殊去世的消息,很快在文人圈传开。大家赶到医院,整理遗物时才发现,床下、枕头下全是糖纸和栗子壳,还有两罐没吃完的八宝饭。陈独秀听说后,只淡淡说:“他是吃自己吃死的。”鲁迅也摇头:“他活得癫,死得痛快。”
坊间因此传下“糖僧”之名,说他是吃糖吃死的和尚。其实,真正的死因是多年的胃病和精神压力,但这口“甜瘾”,仿佛成了他命运的象征。有人笑他活得荒唐,有人说他是真性情。
苏曼殊死后,朋友们为他在杭州西湖畔立了墓,紧挨着苏小小。柳亚子、郁达夫、鲁迅等人前来送行。有人建议在墓碑上刻几句诗,柳亚子说:“什么都不用写,就刻‘曼殊之墓’,他生前什么都要,死后什么都不要。”
整理他遗稿的人发现,很多诗句旁边还有糖渍,手稿、画纸夹着糖纸、栗子壳。他写过:“此物最真。”也许,正是这份直白、无所掩饰,才让他在民国众多文人中独树一帜。时至今日,西湖起风时,偶尔有孩子在他墓前放几块糖,说是“给和尚叔叔的”。有人劝孩子收回去,孩子却认真地说:“他爱吃糖,得吃甜的才能高兴。”风铃响起,像是他在墓中微笑,也像是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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