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她”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图/《我的天才女友》）

无论是电影、文学、音乐还是短视频平台，她们的名字正从边缘走向主流，不再只是被归类在“女性题材”里，也不再只是那几个耳熟能详的代表人物。

✎作者 | 张蔚婷

✎编辑 | 钟毅

2025年4月19日，新周刊副总编辑吴慧与祝羽捷、辽京、李颖迪三位女性创作者在武汉展开了一场有关文学、成长与社会的深度对谈。她们谈写作，谈生活和表达的力量，也谈这个世界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她们以各自的经历印证了一件事：女性创作的边界正在打开。

祝羽捷说，很多女性已经不再按照主流叙事写作，而是回到自己的感受里，把细腻、复杂、难以归类的部分写出来。这种创作姿态，不是反抗什么，而是选择相信自我经验本身就值得书写。

辽京认为，写作是她重新整理世界、重新理解自己的方式。她的小说像一面柔光镜，照出都市生活里的情绪波动，也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

而李颖迪则用非虚构写作记录逃离城市的年轻人，和他们一起寻找意义。她说，那些“逃走”的人，其实是在试图找到更贴近真实生活的方式。

（图/刀锋时间）

她们的表达没有统一的方向，却共同指向了一种变化：女性创作不再是附加的存在，而是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独立的叙事力量。她们讲述的故事，早已超出“女性经验”的范畴，而是在通过个人视角介入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以下是对谈记录精要。

写作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和发现

吴慧：首先想询问辽京老师，你最初在豆瓣上发表作品，随后逐渐受到更多关注，并在近年来创作了《晚婚》《白露春分》等作品。你最初创作的原动力是什么？为什么想要写这些内容？

辽京：我的创作原动力可能源于某一天、某个时刻的自我觉醒。我意识到，在当下的生活中，除了现有的工作，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写作。我此前一直从事文字相关的工作，在期刊行业负责处理文字、采访，以及撰写他人期望看到的文章，传达他人想表达的观点。在某个阶段，我想写自己的东西，没有目标、期限，也没有交稿压力，书写自己的故事和情感。至于这些作品最终会呈现怎样的效果，以及会给读者带来什么，都是未知的。

写作的过程就是将这些未知逐渐变为已知，可能将不确定变成更不确定的过程，它是对自我的重新审视和发现。写作对我自己的的意义，远大于对读者的意义。因为读者有很多选择——走进书店或图书馆，但一个作者一生能创作的作品有限，更多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

《晚婚》

辽京 著

中信出版集团·春潮Nov+，2021-1

吴慧：你认为写作对自身的意义大于对读者的意义。那么，回望过去，你的创作主题和题材是否有变化？有没有一条清晰的脉络？

辽京：在写的过程中，我没有明显的感觉，好像只是随意地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如今回望，我的作品似乎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主题，即都市情感、女性心理状态、女性情感问题以及家庭问题，以及更多地关注人在成长过程中面对自我的问题。总体而言，我所写的故事都是一些比较小的切口，比较小的故事。

（图/刀锋时间）

吴慧：颖迪呢？你最初写作，比如创作《逃走的人》的初心和原动力是什么？

李颖迪：我大学时主修新闻，毕业后在媒体工作，早期参与过一些重大新闻现场的报道，例如武昌火车站凶杀案等。这些经历更像是工作的一部分。

时间久了，除了更极端的事件以外，我还是更好奇平常的生活，想知道其他人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种好奇心让我开始关注“隐居”这一现象，进而了解到在黑龙江鹤岗、河南鹤壁这样的城市，有一群跟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选择离开大城市到这样的地方生活。我就去（这些城市）待了一段时间。

最初是为了观察他人，但写着写着，我发现自己与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尤其是新冠期间那种精神状态，人跟人疏离的状态，让我与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以加入一些“自我”进去。

《逃走的人》

李颖迪 著

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8

从私人写作到“关系”

吴慧：每年我们都会讨论近100本好书，并最终选出刀锋图书奖的榜单。羽捷，你担任推委多年，从你的观察来看，近两三年女性创作是否呈现出一些明显的变化或趋势？

祝羽捷：我明显感觉到女性的写作，或者是女性的表达越来越多元，也有更多的出版物的出现。这不只是推委的阅读经验或喜好，很重要的一点是，市场在这些年有大量和女性相关的书籍出版。

在我们的小时候，阅读经验没有那么丰富。随着新一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她们对女性叙事的需求，众多原因造成今天有那么多优秀的女性的写作者。

过去她们还在“讨好”叙事的框架，或者是原来的读者的品位，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趋势，她们逐渐意识到个体的经验非常值得书写，它是珍贵的，所以大家又返回了自身。

（图/刀锋时间）

吴慧：我的感受也比较明显，可能是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本。作为70后，我们当时读陈染、林白（的作品）——那时被称为“私人写作”（一种写作方式）。在我看来，现在的写作似乎更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比如家庭关系的变化和失去。辽京老师在《白露春分》中也展现了这种对关系的细腻描写。你们觉得现在的写作与过去的写作有什么不同？

辽京：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出生在家庭关系里，随后进入学校，进入集体生活。我还写过大学宿舍的故事，这种集体生活中的关系变化极具中国特色。如果一个人独居，可能纠结或“关系”就不会出现。

人的许多成长和经验和故事都是在跟环境碰撞中产生的，并不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就产生了一种宇宙，一定有很多外围的故事，会来自外来的人、一些关系、变化、冲突，或者是温暖。所以每当建构一个故事时，我会首先想，需要一个什么样关系场景——是充满张力、激烈、紧张的关系，还是温和、松驰的关系，会让整个小说呈现不一样的质感。

（图/刀锋时间）

在我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就是小说的脉络和血流。

祝羽捷：我是陈染和棉棉的读者，我也很喜欢。而且我觉得她们的作品非常酷。

这很有意思。在艺术领域也一样，90年代时，很多女性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身体进行创作，用行为艺术表达观点、进行抗争。身体成为她们的第一战场。因为身体是最接近自我的媒介，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好像失去主体的表达权，所以她们首要夺回身体的表达权和使用权。

西方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小野洋子。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年代，这种表达显得尤为大胆。现在考古，我也觉得很刺激。有时候我也在想，今天的写作者怎么都那么温和，不敢去挑衅了呢？

小野洋子，《Fly》（1971）。

吴慧：我刚才提到的阅读感受，其实和祝羽捷说的类似。过去我们看的作品往往具有很强的冒犯性和挑衅性，给人一种独特的意味。但现在的女性写作似乎相对舒缓，颖迪，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李颖迪：我感觉像美国小说家理查德·福特或者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都写关系，我不觉得它是小的题材，好像全世界的作家都在写关系。

我在《逃走的人》中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一个人能不能脱离其他人的关系而存在？人和人之间能否真正的达到理解？不是我要去写关系，而是这个东西让我困惑。包括我在尝试写小说，其实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家庭关系很困惑，这个出发点还是很自我的。所以我不觉得它观念的问题。

人能不能脱离其他人而存在？

吴慧：你之前提到去鹤岗时带着困惑，你在那三个月里见识了许多人和故事。离开后，你是否解开了当初的困惑？

李颖迪：其实我关注的起点不是鹤岗，而是隐居生活。我好奇一个人在封闭自我、不与外界接触的状态下会怎样。我内心或许也向往这种状态——不想向世界汇报，只想独自隐居。

之前有个朋友开玩笑说，很厌恶人，但是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好像离不开人，人有的时候很复杂的，有这样的两面性。

一名女性的特写肖像，与通过玻璃反映的男性轮廓叠加，摄影者由此展示了远距离关系的概念，或者说是未来的梦想，一个家。（图/视觉中国）

吴慧：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会特别焦虑、特别迷茫，包括我们说的躺平。我想知道三位老师对身边年轻人的这种焦虑、迷茫、躺平现象是怎么样的看法？

辽京：我们从小被灌输一种逻辑：好好学习，考上好大学，就会有个好工作、好前程和好家庭，（这种付出）会得到非常明确和及时的回报。

可能回报会慢一点，但它一定会来。可能今天忍受一下领导的压榨，等你成了领导，你就熬出来了。但是现在年轻人会发现，所有的这些回报在一个非常稳定的社会体系里才会实现。

比如说像我们父辈那一代，在工厂这种稳定的单位里，像我爸妈一辈子都没换过工作，他们就干一件事情，所有的这些逻辑链条也许是成立的，因为你真能看一群同事里，有人可能平步青云了，有人一辈子是个小科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办公室里，心力交瘁的打工人。（图/视觉中国）

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对于同事之间的很多矛盾，他们可能都会忍，一辈子不会撕破脸，因为他们可能要共事几十年。

但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用“长期主义”看待事物，因为老板和同事都可能随时更换，行业和公司也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某些职位可能在未来消失。我们现在都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

所以我觉得躺平，实际上是在飞速旋转和飞速变化的社会里的一种放空。因为你可能再怎么样去卷、去赶，最后发现可能还是赶不上AI。

好像在一个高速旋转的机器里面，随着它去旋转。所以我觉得不是主动想安静下来，而是在这样一个状态里，被动地进行了选择。

我依然觉得所谓的躺平是一种选择，是一种我在面对当下人际关系、经济，包括情感，各种各样的观念在飞速的变化。既然一切都在变，那我关上房门，就过我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是不是可以不变的？就像吴老师刚才说的，我们写关系，对自我当下感受的尊重、确认和认可，反而是当下年轻人的特点。

作者丨张蔚婷

编辑丨钟毅

校对丨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