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力: 在北大中文系的裘锡圭先生和他的出走复旦——一个学生的追忆

作者简介：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裘锡圭先生（1935年6月—2025年5月8日）在北大上最后一节课

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裘锡圭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禁心情沉重。

我是裘先生的学生，但不是先生的及门弟子，与先生并没有很深厚的个人感情。我对先生的去世更多的是感到遗憾和惋惜。以我的有限了解，先生不仅是古文字学的泰斗，而且是如今社会少见的极为纯粹干净的学者，现今泛滥于学界的种种功利世俗与先生完全无干，先生始终以自己的学术坚守和人格追求引领着学术界的一股清流。

1978年秋，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38名同学进入了北大中文系汉语专业。在每一个同学心目中，北大中文系都是令我们憧憬的学术圣殿。在入学之前，我们中有相当一些人还不知道汉语专业是学什么的，毕竟报考北大中文系，很多都是奔着文学专业来的。当我们入校后了解到这个专业的情况，有人欣然接受，有人失望沮丧，但是令我们共同感到荣幸欣慰的是我们专业有一些鼎鼎大名的学界巨擘：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岑麒祥先生、林焘先生……，虽然他们有些已经不给我们本科生上课，但是他们的健在有如定海神针，让我们相信，四年的学生生活绝不会虚度，汉语专业的薪火相传一定会让我们在良师指引下学有所成。

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完全符合我们的期待，第一年给我们上课的徐通锵、陆俭明、林焘、蒋绍愚先生都是当年年富力强的骨干教师，他们受教于前辈名师，学风严谨，循循善诱，引领我们进入了语言学领域的门径。

那是一个追慕知识，崇拜学问的时代，老师们的学术生涯、人生经历，包括婚姻八卦都被学生们口耳相传，津津乐道。很快，有人看到了《光明日报》1978年6月29日《光明日报》整版报道裘锡圭先生的文章《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文章称裘锡圭先生是“古文字学的陈景润”，文章记载裘锡圭二十年如一日，苦学不辍，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排除干扰，争分夺秒，在甲骨文考释方面取得斐然成就，获得了郭沫若、张政烺、胡厚宣、朱德熙等学术大家的赞许。

尽管当时裘锡圭先生还没有给我们上课，但是得知“古文字学的陈景润”就在身边，而且“文字学”是我们专业的必修课，裘先生终究会给我们授课，我们还是感到莫名的兴奋。于是，报纸上登载的和没有登载的关于裘先生的种种就反复被同学们津津乐道，裘先生“去干校劳动时带了一本《新华字典》，有空就背字典”，“只认学问不认人，有关学术问题，不管对方是谁，都据理力争”，“先立业，后立家，为了搞学问四十岁才结婚”“在案头写了一个座右铭‘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等等，都构成了裘先生在我们心目中的人设。

三年级上学期，我们开始上裘先生教授的“文字学“课，裘先生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一个口才很好的老师，他语速较快，每节课的内容都是满满当当，相比于陆俭明、林焘等先生讲课的从容不迫，张弛有度，听裘先生的课感觉有些紧张。我至今认为，裘先生可能并不是一个适合讲入门课的老师。裘先生令我们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的惜时如金，下课铃一响，即匆匆离开，一分钟都不多待。

我记忆犹新的还有一次文字学的答疑，答疑是在晚上，老师到学生宿舍来，那次是在男生楼最大的一间宿舍，我记得有很多男生来提问，女生很少。不知为什么，对古文字感兴趣的几乎都是男生，没有什么女生，我们班文字学课学得好的是几位老三届的老大哥。我对于文字学课几乎提不出什么问题，就是去听答疑的。多年后我感觉，我提不出问题，不意味着学懂了，而是还没有找到进入的门径。

男同学们围着裘先生问了很多，裘先生也认真解答，交流很活跃。记得有个年龄小的男生，提的问题有点挑战的意思，裘先生也很较真地跟他争论，以至于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答疑完毕裘先生要走时，有同学意犹未尽，提出能不能再增加一次答疑，裘先生再次表现出惜时如金，看了看表，为难了好一会，我不记得他是否答应再增加一次答疑。

我和班上几位同学还曾经去裘先生家拜访了一次，记得当时裘先生的独子裘实还很小，年轻的师母很热情很能干。我悄悄扫视裘先生的书桌，并没有看到那张传说中贴在案头的座右铭，我想大概这座右铭早已印刻在先生头脑中了吧！

我再次上裘先生的课是在研究生阶段，裘先生的“古文字学“课是两个年级的研究生一起上，另外还有考古专业的研究生，共有十几个人。这次课远比本科生阶段的”文字学“令我印象深刻。因为上课的形式跟其他研究生课程很不一样。

研究生的其它课程多是讨论式的，老师布置一个题目让学生准备，上课时每个人讲自己的研读心得，然后老师做总结性的点评讲解。期末考试会让我们自选题目写一篇文章，老师根据文章和平时研读报告的印象给一个成绩。而裘先生的课完全不是这样，他仍是像本科课程一样，一个人讲满堂，没有什么讨论的机会。

但是这次上课却跟本科时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已有了本科四年的基础，而且是第二次上裘先生的课了，听讲时的感觉是满满的干货。先生是新见迭出的学者，因此，每次课总会就一些内容谈到他最新的看法，从不重复不炒冷饭，听课时不敢有丝毫走神，唯恐漏过一点东西。

期末考试时照例是自选题目写一篇文章，我认真地写了交上去，过了多日，发回来的卷子打了75分。我读书时是非常认真而又很在意成绩的学生，从本科到研究生一直成绩很好，从未得过这样的低分，心中未免沮丧。之后又听到同上这门课的同学讲到一点内部信息：我们十几个学生中除了少数几个人分数较高，多半都得了75分，而这75分还是争取来的。

有个胆子大又活跃的同学先去找先生打听了分数，得知包括她自己在内的多数人都得了65分，于是向先生求情说，研究生考试是70分及格，您给65分，我们岂不是都不及格了？先生闻知，便将65分改成了70分。这位同学仍然心有不甘，再次恳求：70分好像感觉是勉强及格似的，能不能再提高点，先生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我们就有了75分的成绩。

近两天我看到裘先生90年代的博士生李宗焜教授的纪念文章，提到：当时我们各个考核环节需要成绩的时候，他总是问助教多少分及格，然后就给一个比及格多几分的分数。可见先生对学生的评分，是一贯严格的，或许问助教多少分及格，也是从我们那次判分得来的经验吧！尽管在先生的课上得了低分，但谁也不会不服气，因为谁都不会怀疑先生的公正，得高分的同学，肯定是应得的。

我研究生毕业后，到北大出版社工作多年，与系里的老师、留系工作的同学多有交流，常听到关于裘先生的种种传闻和评论。他对学生的严格、对学术标准的近乎严苛的坚守，是尽人皆知的。据说，有些留学生学业成绩不佳，一般老师都会视之为特殊学生，抬手让其过关，但裘先生不会通融，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又据说，中文系报到学校的学术成果，作为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裘先生常常会投反对票。

我听外校的一个师姐说，各校申请博士点时，相关人员经常带着礼物到各个学界名人家游说，但到了裘先生那里，一定会碰壁。复旦大学裘先生的学生也回忆说：我们团队都知道，有任何请托的事情都不要去找先生。

如此严苛似乎不近人情，但我没有听到有人为此诟病先生，这恐怕与他律己甚严有关。2018年7月，裘先生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官网发表一篇文章《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宣布自己在201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所论全误“，“拙文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后编文集也不收入”。像裘先生这样学术地位的学者，如此高调严肃地否定自己，恐罕有其匹。

2005年，发生了裘先生离开北大跳槽复旦的事件。此事轰动一时，引起校内外诸多关注。当时我还在北大工作，听中文系的多位师友谈论过此事。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2004年左右，学校出台了一个规定，除院士外，所有教授满70岁必须退休，文科没有院士，但会有极少数的教授会被授予资深教授享受院士待遇。而在中文系，这个待遇没有给裘先生，这就意味着，2005年满70岁的裘先生必须退休。而复旦大学求贤若渴，不仅要聘请裘先生做终身教授，还愿意为他成立研究中心。因此，裘先生决定出走复旦。

其实，根据我在北大多年耳闻目睹的中文系情况，裘先生的选择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古文字学作为一个冷门学科，尽管有裘先生这样的巨擘，在中文系的地位仍然是比较低的。在各方面的受重视程度远不如主流学科。裘先生应该有很多难言之苦。作为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人，他所在意的不是个人的待遇，而是他的学科应该配享的条件和资源，而这是北大未能给予的。北大校领导也曾挽留裘先生，但这种挽留诚意是不足的，也没有能改变裘先生的处境。

2005年，裘先生终于决定南下复旦。裘先生的学生除即将退休的李家浩先生外，都决定随同裘先生去复旦，这意味着北大丢失了整整一个古文字学科。这件事又引发了一波震动。据说中文系的负责人不满地说：裘先生一个人走就走了，不要伤筋动骨嘛！然而，在人际关系复杂的中文系，学生为何随先生而去，恐怕谁都心知肚明。

裘先生去复旦后，复旦大学给予他极高的礼遇和学术支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于裘先生到复旦的2005年成立，实际上是为裘先生团队提供了专门的研究平台。在研究中心，裘先生并不担任行政职务，但他是中心的学术核心和精神领袖。在研究中心，裘先生带出了一批极为优秀的弟子，他们在裘先生的严格指导和培养下，学术精进，成就显著，受到业界的高度评价。中心目前已经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基地。这不仅是裘先生对复旦的回报，也是他在复旦校方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下，穷尽晚年的所有心力，对国内外古文字学界的卓越贡献。

裘先生的出走，对于北京大学是巨大的损失，作为中文系汉语专业的学生，我为母校母系感到深深的遗憾。我常常想：如果是极其爱重裘先生的朱德熙先生还健在，裘先生是一定不会离开北大的。

钱学森先生晚年，曾有著名的“大师之问”，其实，还应该问的是，当有真正的大师出现时，我们的管理者，有多少能够懂得大师的价值，能够为大师创造充分发挥才智，攀登学术至高境界的环境呢？

（作者注：本文插图照片“裘锡圭先生在北大上最后一节课”引自“小学文献学”公号2025年5月11日刊载《裘锡圭先生生前影像合集》，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