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联：中国式数字断连与差序格局变迁——以微信“已读延回”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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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同于西方“断连”研究着眼于基于技术的、作为个体的人与媒介之间的“连接”或“断开”，本文基于中国经验的“疏联”研究，是将社交媒体中个体的断连实践放置于中国的关系情境中，关注受个体文化影响的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与自家人、熟人关系间的重新联结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序格局的变化。首先，在横向的自家人关系中，对父母顺从的“应有之情”不再被强调，呈现出“亲而不尊”的情感表达与“孝而不顺”的格局建构特征。在纵向型熟人关系中，中国人人情-面子法则依然是主要的交往动力。遵循上下等级的“序”的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呈现出“尊而不亲”的情感表达和关系建构特征。在平行型熟人关系中，工具、情感维度的交织共同决定了关系走向。在数字媒介的中介化作用下，与潜在关系缔结的“网缘”成为新的网络熟人关系。一方面，工具性考量使得这类关系趋于疏联，另一方面，“真有之情”成为这类关系的趋近动力。总之，“疏联”是当代青年在“关系-个体化”情境中的一种个体化（自我文化）与关系文化的耦合关系策略，它不仅契合了中国人的关系格局和个体化进程之间的张力实践，同时也具备与西方“断连”概念对话的本土理论潜力。

作者简介

张杰，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杨欣怡，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

黄从严（通讯作者），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后。

基金项目

本研究系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媒介化加速视域下社交媒体新个体文化的建构与引导研究”（项目编号：24YJA860024）和广州大学重点人才项目（项目编号：RZ2022005及YJ2023010）的阶段性成果。

一

研究背景

“已读延迟回复”是“永久在线、永久连接”（permanently online，perman-ently connected）背景下的一种在线沉默现象，也是用户在使用微信时常用的信息处理手段（荣荣，赵文静，2024）。在技术可供性上，微信并未设置“已读回执”功能。也正因如此，微信交流中“已读延回”现象开始变得普遍，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数字时代“即刻响应”的连接期望。

此前针对该现象的研究较少，其中一类研究围绕其技术可供性展开，把“已读回复”当成在线社交环境中重要的非语言线索，用户通过其来调节线上社交行为（杜莉华，吴世文，2023）。另一类则是从人-技关系出发，探讨“消息已读”技术如何改写劳资关系的时间政治（吕梓剑，戴颖洁，2022）。在西方，凯特·曼内尔 （Kate Mannell）（2019）将这种“延迟响应”（delay response）视为用户主动“数字断连”的类型之一，即用户自身选择性地忽略某些信息或避开即刻交流以实现数字空间中的暂时性离场。

“断连”（disconnection）实践并非新鲜事物，在20世纪90年代数字媒介技术刚刚兴起时，主动寻求断连的行为被研究者定义为偏离正常规范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后来才逐渐转变为个人正当权利的表征（Hesselberth，2018）。媒介抵抗（Selwyn，2003）、中辍（discontinuous use）（Wyatt，Thomas & Terranova，2002）、撤退（withdrawal）（Baumer et al.，2015）、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Syvertsen & Enli，2020）等研究的出现是用户“断连”（disconnection）实践的学术反映。

在解释用户在社交媒体中的断连现象时，西方研究通常将其归结为一种主动的断连，即用户根据自身需求定期断开或减少社交媒体使用的行动（Light，2014：153）。用户的主动断连将个体自主性置于中心地位，他们 基于自身需求作出选择，以达到现实生活与网络生活平衡（Bossio & Holton，2021）。社交媒体为行动者提供了主动断连的可供性，能让用户与社交媒体暂时断开连接，回归个体的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的是，西方主动断连研究所着重强调的首要问题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作为个体的人拥有是否连接的权利和权力的问题。

对于身处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个体而言，断连的首要问题和实践指向都是有差别的。在传统的研究范式中，中国人一直被视为是集体主义的，而西方被视为是个人主义的（Hofstede，1980；Parsons & Shils，1951：77-82）。自1980年代以来，跨文化心理学的系列实证研究也确认了这一点（Hofstede，1980；Kim et al.，1994；Triandis，1995）。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对于“人”的看法不同，个人主义是以人的实质来看人，而集体主义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来看人（Kashima，1994）。

因而，当下的中国青年具有两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特征：一是身处个体化进程之中，受到自主、自决、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文化”的影响（阎云翔，2009/2012：330-346）；二是其文化价值观受到个体主义影响，发生了水平集体主义的变化，但仍是偏向集体主义的（叶穗冰，2021）。

西方社会对个体神圣性的强调使得其优先考虑个体的媒介权利和媒介权力，即断连；近来的研究将各种断连实践总结为非媒介使用，就凸显了其背后的个体对媒介的权利/权力面向。然而，对于生活在偏向集体主义文化的关系格局中的中国青年而言，由社交媒体断连所引发的人际关系的“断联”会成为更重要的考量因素。如何既降低永久在线的普遍期待并使得个体存在一定的自主时间与空间（个体与媒介的断连），又不会导致人际关系的失联是青年群体中国式断连实践的首要考虑因素。个体暂时性断连而人际关系不失联，构成了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与西方断连不同的出发点。而微信的“已读延回”现象就成为讨论这一中国式断连方式是否达成的合适个案。

二

文献综述与问题的提出

（一）“差序格局”研究及其相关分类

中国式断连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交往密不可分，解释中国人的关系模式最有影响的莫过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它描绘了按照亲疏远近逐渐由“己”往外推的关系同心圆模式（费孝通，1985：23），同时也隐喻了以伦理为本位、以上下尊卑区别对待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

有关“差序格局”概念的研究汗牛充栋，社会学致力于对差序格局概念的拓展及深化。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差序格局纵向结构“序”的讨论。阎云翔（2006）指出差序格局并非一个平面的人际关系网络，而是立体多维的结构。“差序”这一概念实际由“差”与“序”两个概念合成，既有横向弹性的、强调远近亲疏的“差”，又包括了纵向刚性的、强调上下尊卑等级秩序的“序”。这一研究开启了对“亲亲尊尊”维度的系统探讨（吴飞，2011；周飞舟，2015）。

除了基础概念的深化与拓展以外，差序格局研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特色的关系研究。其中黄光国、杨中芳、翟学伟等学者展开了一系列关于关系行为模式、关系发展动力的探索。

在中国人关系研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光国的“人情与面子”模型。他将中国社会的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三种关系类型，三者按照不同的社会交换法则交往。越靠近差序格局中心所含的情感性最高，工具性最低。反之，离差序格局中心越远，则情感性越低，工具性越高（黄光国，2010：7-14）。

杨中芳则从情感要素入手，根据胡先缙的“情感结构”（Hu，1949）划分了两种情感维度：“应有之情”（指的是“人情”主导下义务性的工具交往，是合乎“礼”的情感）和“真有之情”（指的是交往双方自发表露的真挚情感）。“真有之情”与“应有之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人情感的世界（杨中芳，1999）。

杨中芳与黄光国一致肯定了人际关系中“工具成分”与“情感成分”的重要性。前者是指在利益交换层面的满意程度，是以利益交换和责任履行为关系基础。后者则是指在交往过程中双方情感交流层面的亲密程度，内含人们自发地表露出真挚感情（杨中芳，2001：7-15）。

综上，阎云翔、黄光国、杨中芳三位学者对差序格局的等级结构（序）与关系要素和进退动力（差）的讨论为本文铺垫了理论基础，也构成了本文讨论差序格局变迁主要的关系分类维度和动力维度。但在本土人际关系研究中，差序格局的稳定性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前提，而相对缺乏对差序格局变化的研究，尤其缺乏对身处个体化进程中的当代青年对个体化与差序格局之间张力和矛盾的化解实践的研究。

（二）传播学视阈下的“差序格局”变迁研究

传播学对差序格局的关注集中在乡村传播领域。由新媒介带来的乡村新空间的生产引发了差序格局变迁，从重视“血缘”转变为重视“地缘”，邻里之间通过搭建利益与情感互助的具身媒介空间来建立“拟亲缘关系”（乔丽娟，2024）。

当网络信息技术介入关系社会后，传统的“差序格局”正逐渐被一种网络社会的“新差序格局”所替代，依据远近亲疏建立的亲缘关系、熟人关系等关系不再稳固，技术应允的数字化交往转而成为评判标准（王炎龙，王石磊，2021；Ou & Lin，2023）。不过，差序格局仍旧是理解中国人在网络社会行动的文化基础。例如线上“拉票”现象是在差序格局下的一种请托（曾婉情等，2018）。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聊天话语、点赞、群刷屏、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等现象依旧离不开权力差序、人情礼仪、关系运作等的内嵌（蒋亚隆，曹博林，2017；闫岩等，2023；曾一果，施晶晶，2021；张杰，马一琨，2022；Zhu & Miao，2021）。

传播学的研究同样未考虑中国社会变迁的个体化进程对差序格局的影响，但是对于媒介技术引发的差序格局的具体表现和变化，做了大量的经验研究，从而为社交媒体上的差序格局变迁研究提供了媒介视角下的经验基础。

综上，差序格局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线上交往实践提供了文化与社会框架，而社交媒体的中国式断连实践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差序格局的变化提供了可能。由于西方“断连”理论是缺乏中国文化与社会语境的，其解释力不完全贴切中国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遮蔽对中国现象的更为深入和完整的理论解释，因而，将差序格局这一根植于中国文化与社会语境的本土理论引入对中国式断连实践的观察与理解中，才能真正从理论上去解决根植于中国经验的断连概念是什么的问题。

本文之所以选取微信为研究平台，在于它是中国熟人关系嵌合的交往场所，作为媒介，它不仅为个人提供了情境崩溃和情境分离的技术可供性（张杰，马一琨，2022），也为各种关系的在线联结方式的变化带来了可能。

诚如前述“中国式断连”现象所述，受到个体化进程影响的当代青年，在与熟人、自家人进行微信聊天时，常常使用“延回策略”来向对方传达“不在线”的信息，从而实现暂时性的失连而关系不断联的意图。基于行动者主观层面上的“已读延回”现象，本文进一步提出三个研究问题：第一，行动者是如何利用“已读延回”这一中国式断连方式开展不同的关系交往的？第二，传统差序格局的秩序在中国人的线上情境中是如何展开运作的，行动者的自主性和能动性是否会引发其发生变化？第三，从“暂时性断联”到“再联”的背后交织着何种媒介、行动者与社会文化的复杂面貌？

若要探究线上关系格局的建构与变化问题，就必须回归行动者的主位经验，因而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质化研究方法以探讨当代青年的主位经验，在2023年11月至2024年7月期间通过目的抽样招募被访人员，访谈数量根据“信息饱和原则”操作，招募了25名经常主动采用“已读延回”的青年进行深度访谈。对每位访谈者访谈1次—2次，每次访谈时长为60分钟—90分钟。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对受访者姓名做出匿名化处理，并以编号S1-S25代替。

三

暂时性主动失联：
个体自主性与关系情境的复杂权衡

由于微信聊天界面并未设置“已读回执”，用户在“已读延回”时存在主客观两个层面上的暂时性失联。客观层面上，用户的延迟回复通常与媒介物理设置（如信号干扰、网络接入切断）以及个体的媒介不使用（未读）相关，此种情况不属于本文研究范围，因而不予讨论。本文围绕个体主观层面的暂时性主动失联展开，仅讨论用户已读但故意不及时回复的情况。

（一）情境重要性排序与个体自主性断联

延迟回复通常被视为一种时空情境上的暂时性离场（陈雪薇, 张鹏霞，2021）。受访者会评估当下所处的情境，并根据话题的重要性、相关性、急迫性等信息线索来决定自身的回复速率。当行动者认为不必快速回复时，就会暂时断联，转而去解决当下情境中对自身更为急迫的事件。正如受访者S12（2024年3月10日）所描述的，“不重要的事情，即使我看到了，也并不想秒回”。

随着数字时间的加速，个体常常面临着来自多个议程的回复请求，通过延迟回复，用户可以化解多重情境并置下情境崩溃所引发的回复任务难以同时进行的困境（张杰，马一琨，2022）。同时，她的回复选择也与个体特定生命周期有关。如访谈者S8（2024年2月18日）正在脱产备考公务员考试，便选择采取延迟回复、隐藏朋友圈、折叠微信群组等方式减少信息接触和信息回复。这是个体根据生命周期阶段的情境重要性所做出的排序结果。

和西方相似的是，信息过载、社交倦怠等数字压力使得个体反连接意识愈发强烈（彭兰，2019）。数字技术提供给用户主动回避联结的可能。受访者S21（2024年6月18日）虽然从事新媒体工作，需要保持时刻在线，但她会选择在特定的时间段分开回复私人与工作信息，故意用延回来重新分配“时间流”，创造个人专属的时间体验。

因此，人们在微信上通过情境重要性排序来实现暂时性失联和延时回复，实际上是个人自主开启一个可供自我掌控、暂时不被他人打扰的“个体化空间”。这并不是个体要脱离社会世界，而是个体希望在加速社会中掌控周遭环境、获得自主掌控的安全感，是个体化进程中“为自己而活”信念的体现。

（二）关系性暂时失联：从关系判定到情感期待

不同于西方的“断连”，中国人的断联带有明显的“关系”意味。中国人在不同的关系当中，有着不同的身份与情感表达方式。在微信信息已读延回时，个体会通过类型化各种关系来实现关系和印象管理，让自身的暂时性断联行为合乎中国人的关系法则和规范。

如前所述，在中国人际关系的分类中，黄光国将人的关系分三种：一是久而稳定的“情感性关系”；二是以获取目标为主的“工具性关系”；三是具有一定情感性，但又不至于深厚到随意表现真诚的“混合性关系”，这类关系重视人与人的礼尚往来，遵循面子、人情法则（黄光国，2010：8-12）。

个体能够随意断离的大多数是“工具性关系”，即网络中的陌生人。他们并不被接纳进熟人范畴，如与商铺店主、机构客服等并不需要特别紧密维护的关系类型。受访者秉持着“公事公办、钱货两清”的态度，不必采用人情往来的交往法则，因而可以延迟回复（疏联）甚至不回（断连）以表达与这种陌生人的人际距离（S9，2024年2月21日）。在与“情感性关系”互动时，受访者会存在“因为太熟，所以不必过于拘束”的想法，认为即使暂时断联也不会影响彼此的亲密关系（S24，2024年7月3日）。

但在“混合性关系”的交往中，角色义务与情感期待遵循礼尚往来的人情法则，即强调彼此之间有来有回，不可随意断联。个体纵使延迟回复（暂时性断联），也有着再联的关系义务压力。他们需要保持关系的往来性，并且要通过道歉和说明的方式来实现关系的弥合。

四

孝而不顺：线上差序格局中

自家人关系的联结实践与变化

中国人的关系格局是差序格局（费孝通，1985）。阎云翔（2006）指出，差序格局结构既包括横向的、弹性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差”（远近亲疏），也包含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分明的“序”（上下尊卑）。“亲亲”圈层的外推会受到“尊尊”约束（焦长权，2022）。然而，伴随着社会变迁和远距离的中介化交往，我们发现线上的差序格局在横向的“差”面（亲）和纵向的“序”面（尊）都出现了变化。

（一）亲而不尊：线上家人关系的情感建构

“家”作为我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单元，家人间是先赋性关系，交往频繁并具有深厚的情感连接（杨宜音，1999）。家庭关系在差序格局中，既是差面中最“亲近”的，也是序面中最强调子代（下位）对父代（上位）的权威服从的。这构成了中国人关系的原型：父子轴心（许烺光，2023：201-202、231-232）。父代拥有权威、子代对父代顺从的家庭关系，构成了中国关系的基础架构。

但随着现代社会的转型，原本的家庭交往的空间场景发生了改变，利用数字媒介的跨时空交往成为维系亲缘关系的重要路径（李红艳，2023）。在大多数访谈对象的经历中，自家人间的聊天互动倾向于借助微信维持，特别是身处异地求学或工作的青年，他们频繁地通过微信聊天与父母、祖父母辈交流，微信主动的“延迟回复”现象同样会发生在自家人身上。

访谈者（子代）表示对横向关系中的自家人、自己人关系，即便暂时失联也并不会产生情感上的愧疚，更不需要像熟人关系那样以“找借口”的方式来对延时回复予以弥补。对于家庭成员来说，日常生活琐事的沟通是主要的交往内容，这也就意味着需要及时解决的回复事态程度并不高，延回者会依循前文所述的“事态优先”原则展开暂时性失联。关系亲密的自家人了解延回者的回复习惯和生活状态，所以不会有太多因暂时失联引发的心理焦虑。因而，面对“亲情自己人”，即使产生回复的不同步，延迟回复的子代也不会感到关系维护的焦虑，同时也很少产生及时回复的关系压力。

受访者S23是单亲家庭，离开家庭异地求学、工作已有多年，平时很少有时间在家里陪伴母亲，只能通过微信聊天的方式让母亲了解自己的近况。当S23发生情境性自主断联时，亲代会采取主动打电话或者视频的方式来实现再联。考虑到子代在多重并置的微信情境中无法随时抽离，亲代会在微信提前询问“是否有空”或者要求“稍后回话”的方式予以子代充分的自主决定的空间，并承认子代在保持联结上的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

我妈她分享欲贼强，平时那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她也要细致地描述出来发给我。我如果很长时间不回复她，在工作时间她知道不应该打扰我，所以一般她会微信发个信息告知。我也理解我妈妈退休了，这个心思放在我身上，我能做的只能说多给她反馈多交流吧。（S23，2024年6月22日）

可见，随着社会变迁和远距离线上交往引发了各种情境并置与情境分离，和传统的自家人关系相比，在微信失联到再联的过程中，家庭关系不再是父子轴心所强调的父代对子代单方面要求、子代顺从父代要求的代际义务，而是通过互相包容和理解，以协商式再联的方式建立家庭的一体化。

另一位访谈者S20的家人希望通过托关系的方式让其进入A单位，为躲避家里人的催促和对自身选择的干扰，S20选择了已读延迟回复家人，与家人短暂地失联。S20内心认为，“及时回复”代表失去对自己人生重要选择的掌控权，需要顺从自家人的意志去拉关系，使自己不得不顺应父母对子代的传统期待，这并不符合自我奋斗基础上追求自我价值和生活意义的当代青年的个体期待。

如果我回复了，就意味着我不光得要按照长辈的规矩行事，还要卷入到新的一层关系当中（拉家族关系）去找工作，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是不擅长这样做的。（S20，2024年6月5日）

而在自身的工作落实之后，S20与家人进行了主动再联。此时与自家人的再联包含两层涵义。一方面作为个体来说，S20无法做到与家庭完全断联。单凭个人尚不足以实现生活的自主自决并独自对抗各种风险和压力，唯有寻求与家人再连接，才能获得充足的物质、情感资源。另一方面，S20的家人在发觉到S20微信失联后，并未要求其遵守上下尊卑的交往伦理和对父代顺从的“应有之情”，而是表示愿意理解和尊重其选择，S20感受到了自家人对自己真正关心的“真有之情”。此时的再联是个体的利益考量与对自家人情感维系的义务之间权衡的结果。

我大概延回都有一个月了，那段时间里我和我的家里人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但在我未回我叔叔的后几天，我的婶婶就给我发消息解释我叔叔不是有心的，就是说话比较直接，让我不要放在心上，说愿意尊重我的选择，他们只是给我提供意见。我觉得他说得有一定的道理，毕竟也是真心为了我好，所以还是要再回复的，后来我又仔细把自己的想法和境况回复给她。（S20，2024年6月5日）

在此过程中，自家人之间的交往形态是强情感、强单向义务（父代）（张杰，2008）、弱利益的。这种“情”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情感，既包含了“差”面的“亲”这种基于血缘的“应有之情”，也包含基于相对独立平等的交往而产生的真实感情。代际间的“真有之情”要素的强化，推动着代际关系的维系与进一步紧密。这种情感要素组合方式的变化，主要是个体化进程在中国深化的结果。个体化进程中，青年脱嵌于传统家庭的束缚，强调“为自我而活”的个体文化（阎云翔，2021）。年轻人体现出对自主性的追求，并且渴望在一种更趋于“平等”的关系结构中进行沟通，而非限于传统的“尊尊”所要求的长幼尊卑和“顺从”义务。因而，在横向的自家人关系中，由于家庭关系格局的变化和个体化进程，父代的权威被打破，“真有之情”成为这一关系格局的主要维护方式，“亲而不尊”就是当下差序格局中家人关系中“真有之情”比重不断上升的结果。

（二）以子为轴：自家人的纵向关系格局变化

如前“亲而不尊”所述，传统自家人关系中强调的“父子轴心”的尊卑（序）的等级结构在微信交往中正逐步发生变化。家庭关系中子代顺从长辈权威的关系义务不再完全适用。例如受访者S15（2024年4月21日）表示过去曾因为父母提出催婚、相亲等要求而与父母关系陷入僵化。但借用微信暂时性失联，S15表达了个体对婚姻选择的自主诉求，并通过文字的遣词造句，技术性地回避了自己对于父母过度关心的回应义务。

因此，子代个体不再只是父母意志的服从者，而是通过疏联来践行个体自主意志。与此同时，父代也逐步接受了自己在微信交往中并不是处于中心、不享有权威的现状，逐渐接受孝不是等同于子代的顺从，转而接受子代在家庭关系中的中心位置，开始尊重子代对何时联结的自主性，理解子代基于自主和平等的“真有之情”而非一味强调子代对自身权威顺从的“应有之情”。自家人关系在情感上呈现出父代予以子代更多的体谅、理解、情绪的分享以及代际之间的亲密性。

在个体文化的作用下，青年与家庭的关系模式呈现出新变化：中国的纵向家庭关系正逐步解体（潘允康，林南，1992），传统以父代为中心的家庭关系正逐步向以子代为中心的家庭关系转变（阎云翔，杨雯琦，2017），以父子轴心为基础的强调子代对父代顺从的孝文化，其义务性和强制力逐步下降，开始成为个体追求自身发展的“文化工具箱”（张杰，丁玥，2023），“孝而不顺”成为新的代际伦理法则和交往法则。

五

差序格局的再生产与圈层变化：
线上熟人关系的联结实践

自家人之外，微信交往中的主要人际类型是熟人。已读延回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熟人间的延迟回复。

（一）尊而不亲：人情-面子逻辑的线上再生产与纵向关系的情感建构

如前所述，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需要放置差序格局的横向和纵向关系两个面向同时考虑。在熟人关系中，相当多的熟人关系不仅在差面是“近”的，而且在序面上是“尊”的，比如师长、领导、上级等。这类纵向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内嵌于微信中的人际关系，生成微信的互动秩序。根据访谈者的自述，“已读延回”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需要花时间来仔细揣摩、权衡熟人关系的序面中自身在他人心目中的分量和位置，需要精心组织语言，以实现维护上位者面子这一纵向关系的交往法则。

对于中国人而言，“面子”是自身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序列，即心理地位（翟学伟，2011：257）。不同于面对面传播，在微信等中介化传播中消息的回复延迟、停顿、沉默等时间线索（chronemic cues）替代语言线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异步传播能够改变传播者表现的情感态度与感知讯息的程度（Walther & Tidwell，1995）。

回复速率不光是时间线索，更是中国人“数字面子”获得的一个判断线索，作为一种交往符号蕴藏着极强的关系确认。回复速率越快则在多重情境中回复的优先级越高，这会进一步被中国人判定为多重情境中自己与消息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密切、自身在他心目中是否重要的依据，“不回”信息会被对方判定为重要程度不高，快速回复才能充分体现其重视程度。

其次，精心编辑、深思熟虑后的“已读延回”代表了下位者对上位者的“给面子”行为，不仅是对上位者面子的尊重和维护的行为，同时也是处于“序”的下位者做好情感表达预演的缓冲。行动者往往会判断既有关系格局中双方的关系地位来决定是否“给面子”。尤其是面对职场中的上下级关系或学校中的师生关系这类纵向关系，访谈者会严格遵循“人情-面子”法则，更加积极热情和细致周详地对待。

我觉得能够及时回复我的上司能够在一定程度给对方留下比较好的印象，让他觉得我是事事有着落的人。但是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了不那么快地回复，删了又写，写了又删，尤其是在比较重要的工作汇报里，有时怕自己做得不好，所以还是会想清楚某件事怎么说以后再回复领导的消息。（S8，2024年2月18日）

在序的运作中，一方面下位者会接受上位者延回的互动姿态，当上位者出现回复的姿态，则代表关系依然维持，自身的面子通过关系维持得以保全。而上位者的迟迟不回可能会引发下位者的自我审查，并为上位者的不回寻找关系之外的理由，从而实现自身心理上的面子保全（S22，2024年6月20日）。另一方面，上位者可以对下位者施行权力（power），而位在下者则对位在上者负有更多的义务（阎云翔，2006）。

下位者也会根据互动对象所处的地位展开不同的互动选择。文字比口语更具有“前台”的取向，书面语言是人们深思熟虑过后的产物，可以被反复修正、再解释，同时也便于延回者修饰措辞，避免在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失礼或者过失。声音或影像符码往往传递的线索更为多样，延回者与纵向关系中身处上位的熟人交往很少会使用语音或者视频的方式。访谈者S18（研究生）认为导师是有权威的上位者，因此从来没给导师主动发送过语音，并认为这是一种较为随意的行为，语气控制不得当则可能引起误会；而常使用“烦请”“麻烦您”之类的文字措辞，加上玫瑰花或抱拳的表情，以表示敬重、礼貌。（S18，2024年5月14日）

上位者同样会受到人情-面子法则的影响，在与下位者微信交往时，他们会对下位者的恭顺给予肯定。当下位者延迟回复自己时，只要下位者采取了解释和弥补，上位者也就会感受到对方的给面子，从而相互给面子以维持“序”的关系运作。但是如果没有弥补，上位者就会感受到序的被打破并对下位者产生负面印象。

我的学生回复我基本都很快，没回我的时候可能是有事情在做或者没看到，有要紧事我直接会打电话给他们，这个也能理解。也有学生是不愿意解释的，也有学生会说自己刚刚在干嘛没看到之类的，那些不解释的同学我会觉得这个学生比较有个性。（S19，2024年5月20日）

由此可见，熟人间的已读延回，意味着差序格局的纵向关系所强调的“上下尊卑”的交往规则（序）在微信交往中实现了再生产。下位者对上位者主观意义的“延迟回复”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作为下位者的印象呈现，高位者对低位者也存在面子维护的义务。每一次的聊天互动都在不断确认和再生产既有的“序”：对权威的尊重和对上位者“面子”的维护义务在微信的数字交往实践中被不断地再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纵向关系中人情主要体现为对上下地位差异所体现出来的尊卑这一道德要求的“应有之情”。这需要下位者时刻用谦卑热情的语气和情感来表达和认同这种地位差距。对上位者的尊敬（应有之情）要时刻体现出人际的纵向距离，而随意、亲昵的个人情感表达是对这种地位和人际距离的消除，则被视为是不合适的，这种“应有之情”呈现出“尊而不亲”的情感表达方式。

（二）利与情的交织：网络熟人间的关系运作

微信平台增加了各种社会关系偶遇的机会。微信中的“熟人”已经不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基于地缘和业缘的“熟人”。笔者借鉴黄光国的分类标准，以及互联网研究中的潜关系理论，结合经验资料，将处于微信交往情境中的熟人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有工具利益交换关系的熟人；第二种是无工具利益交换，而有情感互惠关系的熟人；第三种是有潜在关系的熟人。

首先，与本就有利益交换的混合性关系的熟人之间进行断/再联，是经过了行动者的理性的“工具化”权衡的，这是不想与对方发生关系破裂，维系人情与面子的表现。对于中国人而言，“人情”是中国人的处事态度，运用“人情”可以表达个人对社会规范和义务的遵守，依靠回报恩惠可以产生社会资本的积累（杨宜音，2005）。在“人情”的运作中，需要做足种种面子工夫，并承担接受或拒绝面子所造成的关系后果。这种人情与面子法则在有资源或利益交换的混合性关系熟人之间 （如师长、领导等）运作最为普遍，其根源在于人们普遍相信这些混合型关系能够在资源赋予上给予协助。

其次，在非直接利益交换的熟人（如朋友、同学、同事）互动中， 断/再联如何展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动者对关系中的情感要素的评估。受访者S2（2023年12月23日）分享自己曾帮助过一位学长，并视他为具有高真有之情、低应有之情的交往性自己人（Yang，2000）。但多次遭到回复未果的情况，诱发了S2被人怠慢、轻视的面子不被重视的感受，S2选择不再与他保持好友。这说明即使是原本具有真有之情的熟人，互动双方也需讲求“礼”与“情”的合一，精心编辑、及时回复的信息才是真情表达的互惠礼仪。当一方感受到另一方的随意断联，交往的“真有之情”（真情法则）将会转变为敷衍维持的“应有之情”（人情法则）。

（三）流动的网缘：“潜关系”的联结与真有之情的运作

随着传播模式与传播渠道的变化，差序格局的圈层不再只是依靠血缘或地缘、业缘等关系来划分的平面，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借助媒介技术不断向外辐射出多重连接的数字社交网络，这种“网缘”成为线上差序格局相较于传统与现实差序格局的圈层新变化。

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认为数字连接使得人们可以突破地方限制参与到网络的多种潜在关系（latent ties）（雷尼，威尔曼，2015：104-108）。社交媒体使得许多在现实中只有一面之缘、甚至没有发生过现实互动的潜关系得以联结（Haythornthwaite，2002）。在微信熟人交往情境里，中国人不仅要处理现实的熟人关系，还有一类基于某个情境、出于共同兴趣或共同利益而缔结的网缘关系，他们虽添加了微信好友，但却缺乏现实的互动与关系基础，即一种“泛泛之交的熟人”关系。

个体在潜关系中的断/再联是较为复杂的。这类关系处于心理距离既远又近的含混状态，个体对潜关系是否断联拥有较强的自主性，但出于对未来关系预期与回报预期的考量，个体又不会完全断联，而是在某个特殊的生命状态下展开再联实践，呈现出疏联的状态。

之前备考的时候大家就是考研搭子，考完了之后虽然没有怎么联系了，但是大家读的都是一个专业嘛，关于读研生活或者写论文啥的遇到困难我可能会重新找她聊一下。我会下意识地去维系她，我也不想完全地失去掉这种聊天的关系。有些不好说的话吐槽什么的，反而跟这种关系浅的人分享，心理会没有负担一点。（S25，2024年7月10日）

这种泛泛之交的关系对延回者来说，并非是随断随连的陌生人，而是一种“熟悉的陌生人”，彼此的关系处于一种亲密性和陌生性的混合状态。随着微信互动交往逐步加深，不光对潜关系的“联”成为一种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化策略，与他人缔结的交往性的“真有之情”的上升（S14，2024年4月5日）也会成为保持疏联而非断连的重要考量因素。

六

从“断连”到“疏联”：

一种中国式的连接观

（一）疏联与“关系-个体化”情境的建构

西方的“断连”模式认为日常生活的媒介化已然侵入个体的社会生存，本体安全感、舒适感被技术垄断的专制力量所裹挟。断连是个体对技术和媒介逻辑主宰的连接文化的抵抗，强调个体的自主“断开”的能动性，充分肯定了个体具有先赋的自主性和自我决定的能力，能够运帷自我意志来减少外部的控制与约束（Figueiras & Brites，2022）。然而，中国个体并不是基于自主、相互独立的个体观，而是身处在以差序格局为基础、以面子排序为导向、以人情往来为动力的关系网络中。因此，与西方断连实践不同的是，中国式“断联”中行动者虽然会在个体自主意识的驱动下短暂地脱离、断开连接，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会以重新“联结”的方式重新进入互动秩序。这种从“断联”走向“再联”的流动状态及在关系情境下的定型，笔者称为“疏联”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的断连。

首先，“疏”表现出一定的个体化意识，既表达了个人希望自主界定情境定义的期望，也揭示了个体与他人之间在悄然形成人己边界感知，即做到既不过分侵犯他人的个体性，又能达到延续关系的目的。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传统的伦理本位变为了核心家庭为本位（谭同学，2010：448-449），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贺雪峰，2000），代际关系的平等化、恋爱的自由化、生育观念的现代化等私人生活方式开始涌现，中国社会逐步呈现出个体的崛起和家庭结构的个体化（阎云翔，2003/2009）。

个体化的兴起和时空脱域不仅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对个体及群体的决策失去强制的约束力（鲍曼，2001/2002：246），也为个体相对自主的关系选择提供了可能。本文所研究的个体与他人联系的“疏”的交往期待和交往方式恰恰是中国个体化背景下的“为自己而活”的个体文化的体现。

不过，当“为自己而活”的逻辑成为个体在现代社会生存的法则时，个体不得不需要依靠自主的规划和行动来承担风险（贝克，贝克，2002/2011：9）。而中国个体化的过程，与西方相异的是一种“缺失个人主义的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钟晓慧，2020）。风险的个体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地“靠自己而活”，个体仍然需要国家、家庭、组织等社会团体为自身提供本体性安全和保障。这也就解释了个体为何需要重新“联”结，这是再嵌入到与自家人、熟人的关系中来抵御个体化风险。即便是在数字社会中，个体的疏离也只是相对的。虽然个体的独立性在与关系他人的边界中逐渐凸显，但中国的个体青年仍旧是“关系中的个体”，因此不能完全已读不回（断连），而是选择暂时性/长时间的延迟回复重新续接关系。个体通过疏联实践实现了对自我认同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并使之为其所用。从传统的伦理本位到个体本位的转变里，“关系中的个体”这种新个体文化得以被激活（张杰，丁玥，2023）。

这也就意味着，微信中的交往情境既不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基础上强调个体自主、自决的个体化情境，也不是传统差序格局所强调的只注重关系维持、推进的关系情境，而是个体自主性与关系维持性并存、权衡的新情境。在这种新情境中，个体既可以暂时脱离人际关系，让自我有相对明确的人己边界，也就是“疏”，同时又无法真正断联，不得不重新联结人际关系，也就是“联”。因而，疏联恰恰是这种“关系-个体化”情境的一种关系传播方式。

（二）疏联与差序格局变迁

差序格局作为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主要行动模式与结构秩序，在数字连接背景下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差序格局中个体根据血缘、地缘关系缔造的圈层基础尤其是熟人圈层被进一步扩张。与潜在关系交织形成的“网缘”关系进入到微信差序格局中，使得数字交往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原本的人情-面子法则而具有自主进行关系建构的趋势，关系圈层的进退机制也随之变得更加个人化和复杂。不过，与潜在关系的“疏联”也说明了网缘关系这种处于陌生人与熟人之间的新人际关系仍是变动性强且不稳定的，双方的关系演化很大程度上受到“真有之情”和工具考量的双重作用。

第二，“差”与“序”的等级秩序同样发生了变化，“差”不再简单地由远近亲疏来决定，“序”也不再简单地由长幼尊卑定位。具体到不同关系的交往中更为明显，在自家人纵向的“序”上，传统以父代为中心的家庭关系格局正逐步向以子代为中心转变，对父母顺从的“应有之情”不再被强调，亲缘之间在一种更趋于“平等”的关系结构，而非限于传统“伦”的长幼尊卑规范里。另一方面，横向平行的“差”的运行方式也有所调整，“亲近”由代际间的“真有之情”要素推动，使得代际关系进一步紧密，凸显出“亲而不尊”的“真有之情”为主导的情感表达和关系建构特征。

其次，在纵向遵循上下等级关系的熟人当中，“序”的格局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改变，低位者向高位者仍会表现出尊敬与谦卑的“应有之情”，人情与面子依然是有效的纵向关系法则，真情的表达在纵向关系中需要被压制，体现出“尊而不亲”的“应有之情”主导的情感表达和关系建构特征。但一般意义的横向熟人关系，工具化的关系策略更为明显。而对于非工具化的熟人关系而言，对于关系维持的“真有之情”的考量逐步上升为是否再联的重要因素，这也凸显了个体选择的自主性。

这种线上差序格局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媒介技术的微信平台促成的。微信日益成为中国人关系建构与维系的底层基础设施，数字互联进一步拓展和改变了个体日常交往的体验，各类关系也被高度中介化的新的互型所建构（库尔德利，赫普，2017/2023：87-95）。正是在微信所创造的中介化交往中，个体得以反复地进行自我整饰、情境创造与关系定义，并在互动中重新进行内在的自我反思，开始考虑熟人关系是否给自己带来个体自由意义的妨碍，并将部分网络熟人关系通过疏联的实践策略予以疏远。此外，对网络熟人的关系判定不再局限于先赋的地缘或血缘关系或后天的业缘关系，而是开始出现了部分脱嵌，网络熟人关系的推进开始体现在彼此交往的“真有之情”上。

可见，在个体化进程加剧的当下，中国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虽仍一定程度上受到差序格局的主导，但自我独立性的一面开始凸显。对个人自主网络空间的重视、对自我独立性的逐渐强调，特别是家庭关系中子代的自主意识逐渐被承认，在网缘的熟人关系中自我与他人边界的逐渐清晰和关系的自主建构，都让我们看到一种个体自主性的建构。正是这种个体自主性使得疏联法则被创造出来，成为当下微信差序格局中的一种新的人际交往法则。

在个体化转型的中国社会，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连接”或“断连”概念并不具备对中国现象完整的解释效力。相反，“疏联”能够更好地贴合和捕捉中国个体化进程中人际交往格局的变与不变，更适合描述在个体自主性和关系维持性的张力下中国青年的网络连接动机与实践，而其中所蕴藏的差序格局的横向与纵向关系的变化也在这一概念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疏联”从而具备了与“断连”这一西方概念进行学术对话的理论潜力。这一概念的理论潜力见下表：

当然，本文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凸显本文讨论的主题，本文更多地聚焦于受个体化进程影响、断连意识比较明确的青年，以捕捉个体化与关系文化之间的张力。但这些访谈对象无疑无法涵盖中国青年的全貌，后续需要对更大范围的实施已读延回的青年进行研究，以更为完整地阐释当代青年的数字媒介实践背后的差序格局变迁。同时本文并未探讨微信中的“疏联交往模式”如何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人际关系、线上差序格局的变化是否预示着线下差序格局的变化等问题。上述这些局限也构成了未来进一步探索的方向。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1期。

本期执编/王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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