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评文旅|文旅的表达与“娱乐至死”

最近看了陆川导演的《武当一梦》、《天工开物》及电视剧《借命而生》，我们最近也有不少交流，他反复提到一个词“表达”，说实话一开始我并没有太在意，直到最近我重读了一本容易被书名误导的书《娱乐至死》，这本尼尔·波兹曼的经典之作居然出版于1985年，他对电视时代过度娱乐化的批评在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依然振聋发聩。

我才又联想到陆导“表达”两个字的分量。《武当一梦》是王小凡普通人的困惑和烦恼，中年危机的他到武当山去问道；《天工开物》中宋应星六次科举不第，四十五岁作了一部“与功名利禄无关也”的书，却撑起一个民族科技火种的延续，乃至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影响。而《借命而生》以杜湘东与徐文国两个孤儿为代表的群像在一个时代的堕落中撑起了人性的光辉，但代价却虐惨了观众。为了不剧透，我不想说太多剧情。

《武当一梦》演出 图源：武当一梦

我只记得有次深夜，酒过三巡，陆导若有所思的对我们几个朋友说，“借命中我是有点狠的，我是有些话要说”。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光，直到最近完整看完这两年陆导的几部作品，前两个是文旅演艺，《借命而生》是电视剧，但我觉得这应该陆导思想表达的三个不同层次，但在其中我都看到了陆导对普通人、平凡人甚至底层人的爱和悲悯，这样的情怀和担当做出的作品无论是什么形式表现出来，都是能得到大多数人真诚的共鸣的，“有表达”三个字分量多重啊！

之前我曾批评过文旅项目的过度“网红化，空心化，庸俗化”，其实就是这些项目无灵魂，没态度，没表达。这部经典之作《娱乐至死》只看看引言就足以震撼我们的神经了，分享给大家：

“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众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自由民主的根得以延续，不管奥威尔笔下的噩梦是否降临在别的地方，至少我们是幸免于难了。

《天工开物》剧照

但是我们忘了，除了奥威尔可怕的预言外，还有另一个同样让人毛骨悚然的版本，虽然这个版本年代稍稍久远一点儿，而且也不那么广为人知。这就是1932年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不会料到，赫骨黎和奥威尔的预言截然不同。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得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背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骨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

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我们“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借命而生》宣传海报

波兹曼提醒美国人应该把视线投向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城。作为美国民族性格和抱负的象征，这个城市的标志是一幅30英尺高的老虎机图片以及表演歌舞的女演员。这是一个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美国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美国人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当今的文旅项目是不是在追求“娱乐至死”的时候想一想我们在“表达”什么？我想文旅人是有这个责任的。这本书推荐大家再读读吧。更推荐大家看一看陆导最近的三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