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的伟大旅行：底层百姓默默奉献的背后

崇祯十年（1637 年）三月二十七日，徐霞客手持浙江按察使陈函辉赠送的 "邮符"，大摇大摆走进官办驿站。

这一行为在《明会典》中有明确规定，邮符本是官员专属，普通百姓无权使用。

徐霞客在江西玉山时，驿站工作人员质疑其证件真伪，他竟掏出陈函辉的亲笔信，成功白嫖住宿，这一细节记录在《徐霞客游记》四月十一日条目中。

在广西太平府，徐霞客通过儒生滕肯堂父子的关系，从参府中军唐玉屏处获得马牌。

根据《徐霞客游记》十月二十五日记载，他凭借这块马牌，多次要求驿站提供夫役，甚至在夫役不足时，强迫妇女代舆。

例如，十一月初二日，驿站仅提供两名妇女抬轿；初三日，因村小夫少，半以童子代舆。

这种行为在《明会典》中是明确禁止的，但明末驿站管理混乱，马牌滥发，徐霞客得以钻空子。

明初，朱元璋对驿站管理极为严格，规定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并严惩违规者。例如，开国将领陆仲亨因违规使用驿站马匹，被降职处罚。

到了明末，驿站制度逐渐腐败，马牌的发放和使用失去控制。《国榷》卷九十五记载，崇祯年间，衙役私用驿站现象普遍，甚至出现 "官驿私用" 的情况。

徐霞客所处的崇祯时期，驿站经费由地方摊派，民夫负担沉重。

《明实录》记载，广西庆远府民夫逃亡率超过 50%，而云南临安府的脚夫甚至卷钱跑路。这种情况下，驿站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默许徐霞客等特权人士的要求。

例如，徐霞客在广西南宁时，当地驻军参将直接派了八名士兵为他抬轿，这在《粤西丛载》中有明确记载。

徐霞客的旅行中，民夫的使用极为频繁。

根据《徐霞客游记》记载，他在湖南衡州时，竟让赵姓人家的媳妇和闺女亲自抬轿；在广西南宁，夫妻俩一个扛行李一个送外卖式服务。

更过分的是，崇祯十年（1637 年）秋，徐霞客在广西庆远府，因挑夫逃亡，竟强迫两名妇女抬轿，还要求她们 "煮蛋献浆"，提供鱼、肉等食物。

在云南腾越州，徐霞客找不到挑夫，刘姓大姐直接把自己老公借出来当骡马使唤；在云南晋宁州，州守大人亲自催着衙役给徐霞客送行李。

这些行为不仅加重了民众的负担，还反映出明末驿站制度的腐败和民众的苦难。

《明实录》早有记载，当时的驿站民夫 "鬻子卖妻，仅充马价"，生活极为悲惨。

崇祯年间，为缓解财政压力，朝廷进行了驿站改革。

《国榷》卷九十四记载，崇祯皇帝下令裁撤驿站，试图减少开支，但这一举措导致大量驿卒失业，加剧了社会矛盾。

例如，李自成原本是陕西米脂的驿卒，因驿站裁撤失去生计，最终加入起义军，成为推翻明朝的重要力量。

徐霞客的旅行正好处于这一时期，他的行为反映了驿站制度的弊端。

例如，他在广西使用马牌时，驿站工作人员因经费不足，常常无法提供足够的夫役，导致徐霞客不得不强迫当地百姓服务。

这种现象在《徐霞客游记》中多次出现，如十月二十一日 "上午始得夫"，到恩城 "州帅赵病卧，卒不得夫，竟坐待焉"。

关于徐霞客使用驿站和民夫的情况，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记载。

《徐霞客游记》中，徐霞客本人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旅行经历，包括使用驿站和民夫的情况，但多从个人视角出发，较少提及对民众的影响。

而《明实录》《国榷》等官方史书，则更多关注驿站制度的腐败和社会矛盾。

例如，《国榷》卷九十五提到，崇祯年间，驿站成为官员私用的工具，衙役被随意调用，导致民众苦不堪言。

而《明史》中虽未直接提及徐霞客，但记载了明末驿站制度的混乱和民众的苦难。

此外，明代笔记如《滇略》《粤西丛载》等，也提供了徐霞客在当地的具体案例，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行为。

徐霞客的旅行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壮举，他的《徐霞客游记》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地理和文化遗产。

他在旅行中免费利用驿站和民众劳役的行为，也反映了明末社会的腐败和民众的苦难。

从马牌的获取到民夫的使用，从驿站制度的漏洞到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些事实都需要我们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审视。

正如《国榷》所记载的，明末的驿站改革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加速了王朝的崩溃。徐霞客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传奇，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