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花度假村》：执象而求的幻灭

HBO的剧集《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已经落幕，相比于前两季的高潮迭起，第三季节奏可谓渐入佳境。末尾浪花翻涌的瞬间，想到苏轼那句“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一方面深感美剧的文学性，另一方面也对编剧的功力心悦诚服。

在《白莲花度假村》中，以夏威夷为背景地的第一季，主题围绕金钱与阶级；以西西里岛为背景地的第二季，主题落在性与欲望；以泰国为背景地的第三季，主题则聚焦灵性与死亡。而对特权、伪善、心理投射现象的讽刺批判，则各有侧重地贯穿了三季。

作为一位白人编剧，麦克·怀特并未重复前Metoo时代的沉疴，而是一直处于观念革新的火线。尤其是在性别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今天，麦克·怀特的即时与敏锐，也体现在他对性别议题的动态把握上。

而这种动态把握的核心，即创作者十分清楚，性别只是一种较为原始的界分，现实中人的差异并不完全取决于性别。

｜《白莲花度假村第二季》中的多米尼克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依据不同的灵魂选择，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三种。

第一种是欲望主导的人，他们爱钱如命，适合从事生产与买卖。

第二种是意志高昂的人，他们追求的是金钱买不到的荣耀，因此适合守卫城邦。

第三种是理性的人，他们既视物质如粪土，也视虚荣如浮云，唯有这样的人才会致力于理想的探索，才知道城邦该如何治理、规则该如何确立。

让贪财的人去保家卫国，国家迟早会被这种人出卖；让追求完美或享受荣耀的人当了鞋匠，可能下辈子才能造出一双精品的鞋子；而理性的人，则正好对应了《论语·为政》里的“君子不器”。

柏拉图认为，这些灵魂本身没有对错，错的是出现在不适合的赛道。而一个合乎正义、运转良好的社会，则是尽可能地让人适才、适性、适所。

在《白莲花度假村》里，人物身上集中体现的矛盾性，即内在需要与表面诉求、自我认同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割裂，显得心口不一、执象而求。

所谓执象而求，即执着于事物的表象或外在特征，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探求或追求。这种经不起推敲和考验的伪理想主义一经破产，往往会构成讽刺力度拉满的戏剧效果。

比如《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中来自美国南方的蒂莫西（Timothy）一家，大学选修佛教的女儿派珀（Piper）看似是最理想主义的一个，但随着剧情推进，你就会发现这只是她的自我标榜，其人格底色和周围人并无本质不同。

｜《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派珀与维多利亚

这个异类刚一踏上泰国度假村，就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异域风情吸引，她告诉母亲要在当地寺庙长驻一年，以亲近佛学。派珀的母亲维多利亚（Victoria）是个刻薄寡恩的精致利己者，面对女儿的执念，她知道硬刚无用，于是就让她和弟弟去寺院小住一晚。

维多利亚的老谋深算在于，人教人百般无用，事教人一发入魂，她坚信“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现实规律，很快便能教会从没吃过苦的女儿“害怕贫穷”。

不出所料的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女第二天就放弃了出家计划，原因在于她无法接受寺庙里的蔬菜不是有机，在于房间小到无法下脚，在于床垫上有日积月累的污渍，在于那里甚至没有安装热带季风气候中不可或缺的空调。

在女儿从“在现代虚浮社会之外寻找精神净土”的理想主义人设无缝皈依泥沙俱下的浅俗人群之际，维多利亚简直就是长舒了一口气；当前者略带哭腔道出“我知道我不该在意这些身外之物，但我就是很在意，一想到我是个凡事都有标准的小公主，我就觉得很可悲”时，维多利亚几乎是在笑着安慰她。

此时，无论是反省自己过不了苦日子的女儿，还是逻辑自洽到“富人不好好享受生活才是对不起穷人”的母亲都不知道的是，一家之主实际上已经破产，未来等待她们的，正是一望无际的苦日子。

｜《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克洛伊与萨克森

而在第三季的剧情中，同样因执象而求而左右瓣蒜的设定比比皆是：

萨克森（Saxon）以为自己是万花丛中的顶级猎手，实际上遇到特殊癖好的要求就吓得退避三舍；塑料姐妹花以为能融入泰式节日风情，结果被熊孩子的水枪呲到落荒而逃；贝琳达（Belinda）以为自己心怀创业理想，可是拿到天价封口费后，立刻抛弃了滚过床单的伙伴；瑞克（Rick）以为自己手刃了杀父仇人，实际却杀掉了自己的生父。

当然，最值得玩味的还是景区保安与伴舞小妹的本土组合。

盖涛（Gaitok）谨小慎微了一整场，最后却“防卫过当”地替老板娘报了仇，顺利上位成为贴身保镖；而约会时教导盖涛“你有很强的道德感，这是好事，但你必须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珍珠（Mook），则以洁白无瑕的名字，隐喻了凡人与魔鬼的浮士德交易，她激励前者的“上进”，实质是抛弃杂念以追求价值单一的世俗成绩。

｜《白莲花度假村第三季》中的盖涛与珍珠

前《花花公子》卧底兔女郎、著名的女权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晚年曾在自传《在路上：我生活的故事》中反思了一段过往的情感经历。

当时她与某富豪维持关系，违背了自己独立女性的原则，只因在各地奔波演讲太辛苦，才看上了富豪的车接车送。

这件事的荒诞之处在于，当事人为了更好地传播平权，于是选择了一个性别意识上落后于平均标准的既得利益者。

而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则是：错误的过程，是否能得出正确的结果？这份根植于人性深处的妥协软弱，是不是对人物所持立场的深刻背弃？

在《白莲花度假村》第一季中，瑞秋（Rachel）的故事里也蕴含了同样的违和感。

订婚后长期赋闲的瑞秋，梦想是当一个自由记者，而她的富二代男友夏恩（Shane）却只想她当好娇妻，虽然后者的家底的确殷实，但言辞之下也难掩对瑞秋事业的鄙夷。

两人因此陷入争执，一方面，瑞秋的自我认同是一个现代女性，她强调自己不仅要工作，而且有远大的职业理想；另一方面，夏恩与她签订了婚前协议，这意味着一旦关系有变故，就要承受被始乱终弃后难以适应职场的风险。

事情的转机，是瑞秋在度假村碰到了写过的女企业家，在提及令她自鸣得意的那篇《科技业十大影响力女性》时，两人亲切友好的交谈很快被后者的直言不讳所打破，在当事人妮可（Nicole）看来，瑞秋的行文已经糟糕到了恶意中伤的程度。

在瑞秋的笔下，妮可被描绘成了一个精通算计的爽文大女主——“你让读者觉得公司是为了照顾舆论才让我升迁”“搭上反性侵运动的便车”“把公司受害女性当垫脚石，偷偷实现自己的野心”——而这不仅不符合事实，更伤害了Metoo的理念。

用上帝视角来看瑞秋其人，便是志大才疏，如果说碰壁前的剧情都是“志向远大”，那么她“才华有限”的真正体现，并非始于一篇存在问题的报道，而是取决于她的事后态度。

｜《白莲花度假村第一季》中的妮可与瑞秋

晚餐时再碰到妮可一家，瑞秋便对男友窃窃私语，邻桌那位从前令她高山仰止的女企业家，此刻已经沦为“讨人厌的臭婆娘”。

换句话说，妮可尖刻却不失真诚的批评，并未在瑞秋心里泛起一丝一毫的积极影响，她没有对自己的问题进行反思，也没有把握这一当面受教的宝贵机会，而是一股脑地将所有的不甘愤懑，转化为对直言者的记恨诋毁。

这一切的应对，都体现了瑞秋既不是一名合格的创作者，也不具备成为合格创作者的潜质。

而瑞秋经此挫败，仿佛被提前抄了后路。

一方面，她意识到自己沦为夏恩的花瓶，因此想要挣脱出来，找回主体性；可另一方面，妮可劈头盖脸的看空，又证伪了她自食其力的潜能，不仅未能形成激励，反倒令她重新倒向纨绔子弟的怀抱。

麦克·怀特笔下的瑞秋的确非常立体、非常复杂，也非常典型。但这种典型不是关乎女人，而是关乎于人。纵观三季剧情，编剧对男性角色的讽刺尤重，如第二季对“女权表演艺术家”的编排，就早于邵艺辉的《好东西》整整两年。

换句话说，麦克·怀特未曾偏袒任何一种性别，他只是平等地书写人的复杂。

｜《白莲花度假村第二季》中的伯特与阿尔比

具体到瑞秋这里，她执象而求的幻灭不在能力不济，仍关于思想层面的知行相悖——一方面渴望迎来新天地，另一方面又积极拥抱旧价值。

瑞秋放弃挣扎的路径，正对应了波伏瓦的名句：

“女性常常被各种看似诱人的选择所包围，这些选择并不要求她们奋发向上，反而鼓励她们顺从和滑落，最终可能陷入极乐的幻象中。当女性意识到自己被这些海市蜃楼所愚弄时，往往已经为时已晚，她们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经被耗尽。”

在任何一场观念变革中，都需要有人自觉承担代价，为自己的信仰买单，并主动成为自己所在阵营的叛徒。

一个旧体系之所以能够存活，恰在于它为参与者提供了层次分明的进阶通道，益处不仅昭然若揭，甚至唾手可得。可如果人人都惯于在旧体系、旧潮流、旧价值中安身立命，这个世界就永远不会有希望。

许鞍华电影《明月几时有》里有个片段，叶德娴饰演的母亲劝周迅饰演的女儿不要再替短枪队送情报，就语重心长地劝说她“打日本人，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也不少”，而女儿的回复则是：“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我们就真的等不到胜利了。”

No.6354 原创首发文章｜作者 臧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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