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评昭通籍作家诗集《纸上风景》:游走在族群与城市之间

李骞，又名阿兹乌火，彝族，云南镇雄人。20世纪60年代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云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民俗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或主编）《作家的艺术世界》《现象与文本》《立场与方法》等各类文学著作五十余部。《现象与文本》获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评论）“骏马奖”。

游走在族群与城市之间

——评阿兹乌火诗集《纸上风景》

□张永刚

阿兹乌火对生活的感悟与表达不是沉浸与静守的方式，而是动态的方式。他游走于族群与城市之间，两种充满反差的生活，不断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就像他在诗集《纸上风景》自序中所说：“地下天上，都是诗的旅途，人生到处有诗。”这“人生到处有诗”的感受，“地下天上，都是诗的旅途”的自信，集中表达了阿兹乌火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诗人，力求超越本民族文化视域的跃动的心灵。

在阿兹乌火身上，不仅烙印着彝族的文化基因，还烙印着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智。许多时候，他是以后者姿态出场的，尽管他在“一个乌蒙山中的彝族山寨生活了十八年”，将“出生地视为人生的神殿”（《坐动车回故乡》）。因此，当他提笔写诗时，离不开现代生活和文化身份给予他的观察视点。实际上，由于久居城市，原生态的彝族生活和文化，在他笔下往往只是一种记忆的参照，但它们总是有意无意呈现在许多诗作中，丰富了诗人的表达空间，使游走成为其诗歌的一个重要标志。

游走的动态性和丰富性，是《纸上风景》的显著特点。直观看，游走首先是行动。正是游走的力量，促使诗人不断提笔写作。他足迹所至，目光所及，几乎事无巨细、景无大小都可随手入诗。他写昆明的天气，也写京城的文化；写滇北的苍凉，也写西湖的美丽。想从取材角度来窥见阿兹乌火的写作取向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给他提供写作资源的游走范围十分广阔，既有作为普通人的率性漫步，又有作为学者的学术旅行；既是喧闹都市中匆匆过客的所见，又是宁静彝乡里归家故人的感叹……读《纸上风景》，你会看到诗人总是在游走中取材，用游走来获得写作的宽广空间。

游走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阅读过程中，我总在思考：阿兹乌火到底是怎样理解凡俗生活与诗性之间的构成关系的？难道每一种现象都带着构成作品的诗性因素？彝族的生活特色与文化精神在他的写作中到底发挥了何种作用？我知道阿兹乌火十分认同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一句格言，“方圆二十里是我的写作界线”，意思是再伟大的作家都离不开一个具体的写作根基，阿兹乌火也不例外。但从《纸上风景》看阿兹乌火的“二十里”，显然不是一个物理空间，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个心理空间也过于空泛。答案在哪里？读过他的诗，我才疑虑渐消，有所领悟，理解也变得清晰。

在诗人的日常感受和表达中，似乎总藏着一个作为言说参照与动力的隐秘世界。这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世界，它以无法远离的原型情结暗暗左右着作者，使他的行动可以在天上地下游走，但心灵总离不开彝族的族群记忆这个圆心。这才是阿兹乌火的“二十里”范围，他的游走总是围绕着这个写作的灵魂之眼，灵感总是从此处发源。可以说，阿兹乌火虽然很少直接书写彝族的族群生活和文化精神，但这个世界却总是影子一样与之相随，支配着他的城市生活和想象方式，为他的写作划定了文化半径，同时也为他的彝族诗人身份提供了有效的证明。无论他走得再远，写得再多，在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牵引下，总会回到族群意识的原点，然后再次出发。他的写作由此带上外出与归家的色彩，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精神浪迹的趋势。

由此进一步，我们看到《纸上风景》的又一个特点，即总带着一定的哲理意蕴。这是游走的精神浪迹特性促成的结果。回顾诗歌历史，游走在创作中总是具有深远价值。中国古代那些成就傲人的诗人，哪个不是浪迹天涯的精灵？游走为诗人提供的首先是一种独特的动力，它驱动体验进入事物深处，极大拓展了诗人的外在视野和心灵空间，使他们得以加深对人生与自然的认识，并从自然和人文环境中获得源源不断的灵感。同时，游走中获得的多样化写作素材，还为诗歌写作提供了丰富细节，为作品形成真实性与亲和感打下牢靠基础。更重要的是，游走的文化跨界不仅可以丰富诗歌的题材和形式，还会促进诗人对不同文化进行思考，为诗歌带来哲学层面的意义。

应该说，游走的价值内核为他的写作提供了支持。当他力求在所书写的人、事、物中发现并传达出意义时，他的写作便呈现出哲理的一面，有了值得品味的余地，这也就是“人生处处有诗”的原因。

以《又上大山包》为例，可以看出阿兹乌火哲理性思考与表达的方式。诗人将对自然、生命和历史的感悟融在一起，使大山包这个云南昭通的真实大山改变了客观性，成为理解人生的一个意象，涵容着时间流逝、历史变迁在人心灵上留下的多重意义。作品以“大山包，始终是装在我灵魂里”开篇，将这片壮阔的土地比作一幅永不磨灭的中国画，既表达了人与土地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也揭示了自然景观对人内心世界的深远影响。在诗中，阳光下的悬崖峭壁象征着自然的坚韧，也暗示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脆弱。当羊群睁开“纯粹的眼睛”，友好地注视山外来客，动物的象征意义开始显现。在大自然遭遇不幸的时刻，黄牛嚼着石头，听到草在地心发芽的声音。牛的形象和羊群一样，鲜明表达了生命的顽强和希望。而“当年被宰杀的那只绵羊/在时空转换的秩序中/或许投胎成人，夜深人静/讲述着人与羊的故事”，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关联，生命在循环中展示出某种宇宙秩序。这就从哲学层面为这首诗增添了理性意义，促使读者去领悟生命与世界之间的微妙联系。阿兹乌火的创作因此成为连接日常生活、大自然、人的生命等的桥梁。在他笔下，那些看似平常的生活场景总会析出某些意义的痕迹，充实于形象之内，构成一幅幅有意味的生活画面。

当游走的创作像蒙太奇一样滑过我们的视野，阿兹乌火也就实现了丰富的表达。自古以来，诗与远方相连，诗性的展示在于对生活的沉浸与超越。如果说在族群与城市之间游走的“纸上风景”已经体现出超越意义，那么这种超越就是在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之间发生的。在理解《纸上风景》的时候，我们需要这种参照的视点与思路，而不是就手法等因素进行孤立把握，不然，在那些变形的表达中，我们的知解力可能会遇到阻碍。阿兹乌火也许意识到了这种阻碍，他说“这景色好不好，那是别人的事”，写作是个人的行为，原则是诚实地表达。读完《纸上风景》，我想说，这也是我所认同的一种感受。

（作者系曲靖师范学院教授）

来源/文艺报 秋城文艺

终审/胡华玉 编审/保进 校对/马思 编辑/何淑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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