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敌人占领了介休县城及铁路沿线我参加了抗日武装

抗战初期我在介休工作的回忆

口述历史人，赵力之（1915-2012），原名赵继祯，曾用名赵一，山西介休板峪村人。1938年3月，参加抗日游击队，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介休县三区牺盟会秘书、太岳游击队政治部民运队干事、介休抗日县政府公安局长等职务。

口述时间，1985年7月；红税工税史学习小组依据口述内容，将有些段落按照时间顺序略作调整，对个别字符进行了补正。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山西。10月26日，侵占娘子关，10月30日，占领阳泉，并沿着正太铁路继续进犯，11月8日，太原失守。

1938年2月15日，日寇侵占了介休县城的铁路沿线。

那年我23岁，参加了介休县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和陆道一同志一起被分配到供给部工作，供给部长是李桂生同志。

当时的斗争环境是十分艰苦的，面对强大的敌人，介休县委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介休党的建设是紧紧地围绕着武装斗争进行的，而武装斗争又巩固了党的建设，这两者又都离不开山西这个特殊形式下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介休抗日游击活动迅速开展的根本原因。

介休人民抗日武装自卫总队，是我党在介休建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原是在李志敏等同志的领导下，成立的介休游击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游击队初建时约有二十余支步枪、两支冲锋枪和一些子弹、手榴弹等，以后发展到一百余人。

我正是在改编工作时加入进来的，县以下各区相继成立了自卫中队(相当于连)。自卫中队的领导有李志敏、宋涛等同志。由于党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许多青年踊跃参军，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三、四百人。不久，经三专署批准，自卫中队改编为山西第三行政专区游击第五支队。

1938年5月，上级把我从五支队抽调到船窟训练班学习，学习后分配到介休三区任牺盟会秘书。记得当时三区党的负责人郭鹏飞同志介绍我入党时说:“老赵，在对敌斗争中我知道你勇敢不怕死，你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

我听了后挺纳闷，说:“你尽胡说，国民党还能和共产党比？你比得就不对，提法就错误。”

他听了后，不但不生气，倒是挺满意的。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时党的建设紧紧地围绕着武装斗争进行的，而在武装斗争中不仅要勇敢不怕死，还要分清敌、我、友，才能最大限度孤立和打击敌人，巩固党的基层组织，发挥基层的战斗堡垒作用。

这时候，介休二、三、四区都先后建立了“牺盟会”组织。我们就是利用“牺盟会”工作人员的合法身份，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各种形式的革命群众团体，如“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逐步地改造阎锡山的区政权、村政权。

船窟训练班学习结束后，大约是10月份，组织上派我到太岳特委学习。这期间，五支队根据上级命令调离介休，为了巩固根据地，介休县委又成立了县游击大队。我在太岳特委学习结束后，先是留到太岳区游击队，搞了一个多月的民运工作，介休县委为了发展县游击大队，书记史健同志专门到太岳特委把我调回介休。

1939年10月左右，县委决定调我到介休铁北接替马殿俊同志任办事处主任。铁北开始时有只一区(在城西郭壁一带)，马殿俊在任时成立了铁北一区、二区、三区。

是有凑巧，我到了铁北后，张肯功同志从晋西南来到介休、汾阳、孝义一带活动。那时候我们铁北区已经有了一些武装和骨干力量，初步具备了成立游击队的条件。为了更有效地执行县委指示，开展铁北平川敌后游击战争，我和张肯功同志说:“咱们把铁北游击队建立起来，才能更有力地打击敌伪汉奸活动，开展平原游击 战争，群众也有了主心骨。游击队里你当指导员，我当队长。”就这样铁北地区第一支游击队诞生了。

铁北游击队成立后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县游击大队，坚持在敌后平原“格子网”里开展游击活动，对敌人建立的据点和交通线不断进行袭击和破坏。为了打开铁北区抗日斗争新局面，打击汉奸维持会的嚣张气焰，我们铁北游击队还潜入到三区伪公所驻地义安村，打死日伪维持会长。这一行动不但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抗日热忧,而且对敌伪人员震动很大，他们再也不敢随意为非做歹，迫害抗日群众，有的敌伪人员还给我们送情报、布匹等物资。同时我们铁北游击队还配合县游击大队和正规军针对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清剿、扫荡，进行了反清剿、反扫荡、反蚕食、反强化治安、反毒化(就是反对敌人强迫种鸦片烟);保卫夏收、保卫秋收，实行坚壁清野及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把日本侵略者这头野牛赶入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之中。

当时阎锡山认为“办事处”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名称，让我们改称“县佐”。我们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计，并经上级批准后，就把办事处主任叫成“县佐”。其实办事处主任和“县佐”是一回事，只要有利于发动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名称问题我们并不计较，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敌斗争中，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斗争对象，我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如建立“抗日村长”、“两面村长”和利用“伪村长”等等。

不采取这种结合实际的做法，群众是不敢起来抗日的，我们也就存在不住。

许多两面派村长，实际上是我们同意的。我们不同意，他们也存在不住。当时有些伪村长说:“我们当村长是经共产党同意的，要不白天我们呆得住，黑夜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呀!”而对死心塌地破坏抗日的汉奸维持会长，我们坚决镇压之。

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了这样一支游击队，日寇当然不会甘心的。

一九三九年秋，平遥日军“红部”习会官龟田大队长带领数百名日伪军，对我铁北区乐善村和桑柳树村一带进行突然袭击，妄图全歼我铁北区委和游击队。日寇在桑柳树村放火烧房，乱捕群众，但是这村的群众并没有被日寇兽行所屈服，群众用生命和财产保卫了我们。

我们铁北区委和游击队正是在群众的掩护下,才得以化整为零，不断地对敌人进行袭扰。不久，日寇在距乐善村十里路的汾阳东大王村扎下据点。这时期，敌人的“突袭”、“清剿”更加频繁，由于平川地形所限，日伪较好控制，更有汉奸为虎作伥，我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然而，我们铁北游击队依靠群众，不断突袭，打击小股日伪人员，镇压死心踏地的汉奸走狗，坚持了在敌人“格子网”里斗争，大大牵制了敌人对我根据地的清剿。

1939年12月，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撕破抗战，联共的假面目，配合蒋介石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对“牺盟会”，“新军”等我党领导下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进行合围突袭，妄图一举消灭。事变前夕，阎锡山就派出了“同志会”、“敌工团”、“精建会”等反动组织，还有县视察员，企图取缔“牺盟会”，解散我党领导的进步组织。当时介休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也蠢蠢欲动，并与阎锡山派来的反动组织串通一气，破坏抗日。

我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受到严重威胁，形势十分紧张。介休县委为了巩固这一抗日阵地，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根据上级指示在全县开始了“反顽”斗争，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了应变准备。当时介休县委书记王锐同志、县长张德含同志把我叫回县委，语重心长地说:“铁北是咱介休的门户，你无论如何要把好它，千万不能让顽固军政人员过铁南来捣乱破坏。”

当时《黄河日报》上一篇社论中有一句话:“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给我的印象很深。当阎锡山下令旧军向新军和决死纵队发动进攻时，姚守忠同志告诉我说“老赵，你可要注意啊！阎锡山向我们下手啦，你赶快做准备”。这时，敌人的“同志会”、“敌工团”、“精建会”和县视察员也跑到铁北来了，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迫在眉睫。

为了完成县委交给我把好铁北这个门户的任务，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我们铁北区委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先把阎锡山派来的这些反动组织的头头处理掉，铁北的局面已基本稳定，就回铁南向县委书记汇报工作去了。

在“反顽”斗争中，我们铁北区处决了一批反动军官和反动组织的头头，胜利地完成了县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打开了铁北区的工作局面。当时，我们还给八路军筹集粮款和制做军鞋，搞合理负担、支援前线等，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这支游击队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人，根据县委的指示，我们把游击队带到根据地，编入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张肯功同志也随部队到了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县委调我回县担任公安局长。

我在担任县公安局长期间，行署曾召开各县公安局长会议，八路军总部派来了一位保卫部长，是位老红军干部(名字我记不清了)。他让我汇报反“汪记国民党”的情况。因我在公安局工作时间不长，对全县的工作不十分了解，王部长说:“你回去给我查清楚再汇报”。我回到介休后，王金林县长又去行署把介休县“反顽”、反“汪记国民党”的情况详细地向行署做了汇报，受到了行署的嘉奖(一把盒子枪)。

后来，王部长来介休检查工作，我又向王部长汇报了一次。王部长说:“你们县反顽斗争搞得还是不错的。”由于当时情况极其复杂，斗争异常激烈，加之工作中的不慎，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一些失误。“反汪记国民党”是“反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有一些问题，但不能夸大，不要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斗争形势孤立地去看。晋西事变后，蒋、阎联合反共，妄图以反动武装消灭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日本侵略者也将战略目标逐渐地转移到对我党领导下根据地的清剿、扫荡。

我在公安局工作只有一个多月，就被分配到平遥县担任抗日县长去了。安民同志接替了我的工作。

当时太岳根据地的形势极其恶劣，十几个县政府都转移到了沁源县。介休县内的洪山、张壁、保和都被日寇占领了，沁源的王和，平遥的普洞、灵石的静升也都住着敌人，介休的根据地变成了游击区，我们就是在敌人的“格子网”里活动的。

想起那些战斗的岁月，不能不使我非常激动，我们这些幸存者，常常怀念为坚持介休抗日游击战争而英勇献身的先烈们。他们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和介休的党员、干部、群众一道，表现出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在为“四化”而奋斗今天，我们不正是应该发扬这种顽强的斗争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