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今天在安徽某法院开庭。若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起算，这次庭审我们等了两年多。若从案件被起诉到法院起算，也等了至少一年多。
在法学专家看来，这是一个典型的“远洋捕捞”的案件。安徽多地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对远在湖南的国内最大金融欠款催收公司永雄集团采取行动，带走一百多人，导致公司数千人失业，直接经济损失几个亿。而管辖的依据，只是其辖区内某个欠钱不还的“老赖”的恶意举报——欠款金额近3万元的债务，给其免除了近2万，就最后的1万元也不肯还。
永雄集团在国内催收业务领域算是头部企业，合规性是做得最好的，因为其创始人就是法学博士谭曼，非常注重法律风险，也是雄心勃勃在美国谋求上市的民营企业。而放着自己省内近千家违规催收公司不管的安徽警方，针对性地瞄准湖南境内这家资产雄厚的企业，趋利性非常明显。公司及法律顾问曾多次向公安部等部门反映该案存在的问题。
法院计划15天开庭的案件，头一天就遇到了几个颇为棘手的问题： 应不应该启动排非？要不要允许家属旁听？要不要限制律师的手机信号？
因为被告人在会见时详细陈述被刑讯逼供的经过，因此两次庭前会议，辩护人都提出了排非申请，而公诉人则以办案人员提供的《情况说明》应对。如果办案人员自己说没有刑讯就没有，那被告人其实也可以自书一份《情况说明》，称自己没有犯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要求提供的同步录音录像，公诉人一会儿说涉恶案件不是必须录，一会儿说录像被覆盖了，至今我们都不知到底有没有同录。更离谱的是，因为我看出《情况说明》中某办案人员的签名与笔录中不一致，出庭的警察当时就承认有人代签！
在这种明显提供不出同录，连《情况说明》都造假的前提下，理应排除非法证据，而今天的庭前会议中竟然还是宣告不启动排非。在法庭发问时，被告人说指居期间，办案人员不仅殴打他，而且以家里小孩相威胁，最后又利诱其签认罪认罚，称只要签了就可以让他跟老婆通话。而事实上，在签认罪认罚后，他真的被获准在2023年4月20日下午用办案人员的手机跟老婆通话。这个客观证据的存在其实佐证了刑讯逼供及威逼利诱的真实性。
法庭上出现这种新情况新线索，本应启动排非，但没想到连起码的休庭都没有。被告人眼含热泪，控诉自己遭受的不公平对待。他甚至用自己的亲人发誓，自己述说的刑讯逼供都是真的。但法庭不允许他发誓。就像在庭前会议中，他只是希望出庭的侦查人员可以用身上的警服发誓没有打他，都被冷漠地拒绝。公诉人还幸灾乐祸地冷笑，法官视而不见。某公不仁，君以为后续尚存救济，然检法之所为，岂不令人绝望乎？
被告人的妻子千里迢迢赶来旁听，结果被拦在法庭门口不允许旁听。我质疑，公开庭审的案件，本不应限制旁听，凭什么只允许三名被告人亲属旁听？当时旁听席上还空着很多座位，而且是一直空着的，第一被告人的妻子却不让进来。我悲愤地质问法官，最高人民法院的《旁听规则》要求家属优先，凭什么大部分都是占坑式旁听？最应该讲法讲理的地方，为什么连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规则都不讲？
更让我们感到不解的是，这么一个以寻衅滋事罪为涉恶主罪名的案件，比重大涉黑案件都如临大敌，一进法庭就发现手机完全没有信号。以前在这个法庭开庭前会议时都是有信号的，为什么偏偏今天律师手机都没有信号？法院工作人员起初说他们也没信号，后来又有后排律师主动上前说他们有信号，那就奇了怪了，怎么偏偏就屏蔽我们前排律师的呢？这么智能这么精准这么定向吗？
我要求合议庭提供安装手机信号屏蔽器的法律依据或批准文件，因为 按照《无线电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安装和使用信号屏蔽器，除非获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的批准，但提供不了。律师不是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被剥夺通讯自由，我们可以在庭审期间不打电话不发微博，但至少我们有接收短信的权利，也有通过互联网查询法律法规的权利吧？
这次庭审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本来想拍法院大楼做个留念，但马上就有一帮法警冲出来抢夺我的手机，说法院大楼也是审判区，不允许拍照。什么时候把审判区扩展到法院大楼了？公开庭审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庭审直播已经名存实亡了，现在连家属旁听的权利都要限制，连律师通讯自由都要剥夺，我们的人民法院，究竟在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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