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新常态下的经济学研究创新

近日，《北京日报》刊发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2006-2018）钱颖一署名文章《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新常态下的经济学研究创新》。现转发全文，以飨读者。本文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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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新常态下的经济学研究创新

学术研究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经过这些年来学习和借鉴现代经济学的视角、方法、工具和学术规范，目前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研究也进入了一种“新常态”。在这种新常态下，经济学创新变得更加重要。我在这里提出，经济学创新在中国特别需要平衡以下三种关系：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这三种关系可以表现为一种“得失交换”关系，或一种“矛盾”关系，也就是说容易顾此失彼。但是，经济学创新往往发生在这些关系的平衡中。

第一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的关系。思想是对问题的深刻洞见，而学术则强调研究的规范。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初期，中国的经济研究更多的是学习和研究市场经济的基本思想以及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根本思路。那个时候的经济研究很具有思想性，但是学术性不够强。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学术规范大大提高，但是同时似乎思想性显得不够了。没有学术性和学术规范就不可能有科学性，学问就没有坚实的基础。但是如果思想性不强，尽管研究符合学术规范，研究成果的影响力也不会太大。我们渴望的经济研究是“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这并不容易做到。

第二是聚焦重大问题与追求技术严谨的关系。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经济学者，他们能够提出并研究重大问题、那些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大局的根本性问题，尽管他们当时掌握的研究工具并不精致，方法也不是很严谨。新一代经济学者的经济学技术功底要比上一代强很多。但是目前的倾向是多从文献出发和从工具出发，再去寻找问题；而不是从问题出发，特别是从重大问题出发，去寻找工具以回答问题。基于文献和工具的研究方法并不错，科学研究也都需要运用已有的文献和工具，特别是前沿工具。但是如果从技术工具出发，从手头有的数据出发，去研究不是很有意思的小问题，那就有问题了。我们希望的是研究重大问题，同时能够使用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并得到有创见的结果。

第三是研究一般经济问题与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关系。研究中国相关的经济问题不仅是我们最为关心的——因为它直接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也是我们最具比较优势的——因为我们熟悉中国经济运行的细节，掌握较多的案例和数据。但是，研究中国相关问题容易过度强调中国特色而使研究结果失去一般性，这无疑会减弱其研究结果的力量。如果能把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中发现的道理上升到一般规律，这不仅能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有所贡献，反过来还能加深对中国相关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在研究中国相关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发现和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分析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更多的是授予用新的科学方法研究一般性经济问题取得的突破，包括在研究工具和方法论方面的突破。这种一般性的突破反过来对研究中国相关问题也会极有帮助。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经济学创新

认真思考和平衡以上三种关系是取得经济学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进入“新常态”之时，中国和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这是经济学创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经济进入的“新常态”是经济发展从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进而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一个长时期的状态。伴随这种新常态的是经济结构调整，发展目标多元化，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创新驱动。不过，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并从中等收入走向高收入本身并不是新问题，之前的德国、日本、亚洲四小龙早就做到了。在我看来，中国经济新常态带来的两个不同于以往例子的新元素是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这两个新元素会引发新的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并且有可能产生具有思想性和一般性的研究结果。

第一是中国的规模导致的中国作为崛起的经济大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影响。中国进入人均中等收入与之前的国家进入中等收入（比如韩国）都不一样的原因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较大。尽管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但是由于发达经济体以及受其影响的全球经济都有可能出现“长期停滞”的状况，中国相对较高的增速使得中国经济增量部分占全球经济增量部分1/3左右或以上的时间有可能并不短。

中国的规模会引发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对全球商品市场和贸易的影响，中国改革和市场变化对全球货币、资本和人才市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崛起引发全球游戏规则的改变，都是新的具有全球意义的大问题。中国的市场规模和人才规模也有可能改变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模式。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背景下，中国14亿人口的巨大规模和中等收入水平不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也提供了巨大的创新供给，这类情况在过去是没有的。回顾历史，美国经济在20世纪初超越英国经济的时候全国人口只有7000多万。

第二是中国的制度引发的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制度中的最大特点或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就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与商的关系中。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东亚高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像中国这样，政府如此热衷于经济发展，政府如此紧密地与经济发展相融合，政府有如此强烈的激励去实现经济增长。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成就了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帮助之手”。另一方面，这种政商关系也造成了一些政府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如果经济“新常态”意味着这种政商关系的终结，那么未来政商关系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政府官员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家，如何影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都是经济新常态中的新的重要问题。

政商关系对经济的影响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另一方面则是反过来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这是现代化理论的核心问题。而中国的制度演变，特别是经济发展与制度发展的互动，提供了验证已有理论假说和发展新理论的机会。从实证的角度，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和市场的发展对政治和政府的影响会引发经济学的创新。因此，很有可能比较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将会由此出现新的生机。

对于以上这两类由中国的规模和中国的制度引发的新常态下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学者有一定的优势。不过，要使得研究兼得思想性和学术性，既抓住重大问题又符合技术严谨性，同时又达到一般性，非有创新不可。

世界经济学家对中国相关问题的兴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随着中国经济更加开放，经济研究也应该更加开放。我们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方式，让世界经济学家与中国经济学家一起研究那些由新常态引发的新问题，共同驱动经济学的创新。我们期待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个历史的机会中，对重大问题做出既有思想性又有一般性的经济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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