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一个历史细节，听得我头皮发麻

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第一次见到大学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小姐，也第一次听说黄仁宇先生出了一本回忆录——《黄河青山》。

熊小姐对这本书赞不绝口；而引起我强烈兴趣的，更多的却是因为熊小姐提到了书中讲述的一个细节，即林彪当年如何用“人海战术”与国民党军队作战。那情景，听得我头皮发麻。

在大陆和海外，我们经常可以读到一些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却自诩为历史研究的文章。严格地说，这不是历史学家的作为。

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并弄清历史发生的具体经过和原因。然而，由于政治的、党派的、国家的、族裔的以及阶级的种种环境的影响，今天的历史学家能够做到客观和超然的委实不多。在这一点上，我不能不佩服黄仁宇先生。

事实上，曾经身为国民党的军官，又经历过国共内战，目睹并且亲身体验了被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耻辱经过，就感情而言，黄仁宇完全可以像其他许多被迫离开大陆的学者那样，利用自己的文字来表达内心强烈的情感与倾向。

但是读过这本书后，我发现除了个别具体事例外，他在讨论国共两党的历史恩怨及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时，表现出的却是一种高度理解的态度。

他不仅极力为蒋介石和国民党辩诬，而且也明确地肯定毛泽东的成就，并对共产党中国抱以期望。在他看来，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都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历史合理性，因而不可避免。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大历史”观，他没有纠缠于自己的历史情结，而是深入地去探讨发生这一切的深层次历史原因，和它们对历史进步的推动作用。

他列举的国民党失败的那些内在的社会历史原因，无疑是过去的研究所欠缺和深入不够的问题。同样，他提到共产党成功的原因，虽然尚需深入和具体，但也明显比过去的说法更能够引发人们的进一步思考。

“大历史”观使黄仁宇先生对历史多了些理解，而少了些批判。这显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现代史时应当极力提倡的一种态度。

注意到那些充斥于书肆坊摊的极力妖魔化自己研究对象的大量历史作品，我不能不深感黄仁宇先生书中对他所接触到的国共两党人士的描写，颇具启发性。

当读者在国共关系中看到太多血腥和仇恨之后，猛然注意到身为共产党人的“田汉伯伯”与国民党众多将领竟然存在着那样深厚的私人情谊，一定会像我当年在台北读到国民党中央谈话会记录时一样，备受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