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业余“学术警察”心态与学术打假

本文转自“考古研史”，原刊《读书》2000年第7期（题目有更易，后半部分删）。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记得辛弃疾曾说过“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后来读了点史书，颇感辛弃疾这句话或有故意为之的嫌疑，因为他根本生活在一个相当不安宁的时代，少年时似应已领会愁绪滋味了（这当然需要重建辛氏的少年生活才可以下定论）。对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说，如果可以套用一句《红灯记》里的话，是“读书人的孩子早知愁”，而且这一“愁滋味”还非常具体。不过，虽然少小知愁，少年时代的生活仍充满少年的特征，稍读书，便好随意“指点江山”、臧否人物。今日回首，自然知道大多是“眼高手低”的废话而已，这或者也是许多人成长的经历吧。

前几天电视上讨论足球，有位自认是吃了“假球”大亏的俱乐部人说中国足球还是个孩子，可惜保姆不够好，不但不能“打假”，恐怕还有助假成风之嫌。那是年轻人不晓得“孩子”的可贵，待人到中年，便知能作“孩子”亦一美事。中国道家的修炼一派最晓此意，能修成“婴孩”乃是极高的境界。不过那位先生所说的“打假”，的确触及今日世风的痛处。现在制假已成风气，所以“打假”也出现了专业户。而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真有点像陈独秀所说的是“一家眷属”，在商品经济影响下，学术界的制假现象也有渐趋严重之势，同样似已出现专事学术“打假”之人，且这类“打假”文字好像还颇受刊物的青睐。

我们的刊物前些年太少学术批评，现在能注意及此并加以补救，当然很好。不过学术批评与学术“打假”实有所区别：前者是平等的，不同的观念处于一种竞争的关系；后者则对错先已判定，“打假”者是站在正确的一面来纠正错误，带点警察捉小偷的意味。我个人不甚主张学术“打假”，因为今日学术刊物数量之多虽已是前所未有，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刊物的版面仍是非常珍贵的，用之以“扶正”也许更合适，且在很大程度上应足以起到“抑邪”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扶正”（而非吹捧）方面做得非常不够，一部真正的好书往往看不到品质接近的好书评。

通常“打假”之人和发表“打假”文章的刊物当然都出于善意，不过他们对学术论著的读者似乎都有点像诸葛亮之视阿斗，太低估其识别能力。对真正的学界中人，“假”学术作品其实一眼便可看出，无需好心人来提醒。制假能类真，在学术研究上是极其不容易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学术研究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非“标准化”的固定产品，重复生产至少在理论上是无效的。抄袭的论文能获得博士学位，我以为从指导老师到评审专家的责任不仅不比抄袭者更小，恐怕还更大。“导师”和“专家”竟然看不出论文是抄袭，则其平日实不知在干什么。正因为有这样的老师（其聘请专家必也选择类似者），才会培养出抄袭的学生。而学术“打假”多半只能帮助这些平日不怎么读书的读者（对全不读书者则也无助，因其连“打假”文字也不会看）。

有时候“半真半假”的东西对学术的负面影响比完全“假”的要大得多，所以强化学术戒律恐怕应更多着眼于这一类的问题。比如写文章或著作不引他人的相关论著在今日史学界就特别流行，许多人的论著也不是没有第一手资料，但似乎总像是个开拓者，全不见他人相关研究的存在。史学发展到今天，除极个别的小问题外，几乎已不存在无人研究过的内容，尤其不可能没有相关的研究。比如要研究刘邦，如果确实没有既存的研究在，那也可引用对项羽的研究，如果连项羽的也没有，那总还应有对秦始皇、明太祖或者外国什么王朝开创者的研究在，至少也还会有关于刘邦所处时代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研究在。学术论著如果不与以前的研究挂钩，其实也就不曾进入整个的学术发展流程，恐怕也难真正地算作学术。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完全责怪我们的研究者，特别是初入道的研究者。实际上许多大学教师视此为必然的“应该”，所以根本不曾告诉学生（自己也不守此规矩者的老师当然也有）；不少学术刊物和出版社过去并不十分强调这一点。如果老师肯拨冗讲讲这类粗浅的起码要求，如果凡未引证他人论著而又没有一开始就申明并证明是完全开拓之作的论著均不得出版发表，这一问题应该不需多长时间即可迎刃而解。我们的学术批评似以侧重这类相对更具有建设性的问题为好。

我总觉得今日专事学术“打假”之人似乎有点业余“学术警察”的心态，他们自觉地承担起监视的责任，总是环顾左右，视何处有“嫌犯”的存在。当年美国驻华商务参赞曾对其驻华武官说：我们都关注中国事务，但关注的对象实不相同：我注意的是机会，以便发展贸易；你注意的是问题，看是否需要出兵保护（大意）。前者是建设性的（当然主要是对美国而言），后者则是典型的警察心态。我不是主张对学术制假视而不见，但如果专看出问题的一面这种心态成为风气，治学者逐渐忘掉自己的建设工作而习惯于寻找需要惩治的问题，最终势必形成破而不立的结局。

这同时还会影响到学界的整体学风，盖近墨者黑，学者久与假学术相处，恐怕不能不受其所染。曹聚仁注意到：孟子破口谩骂杨墨，表面上与杨墨相径庭；实则孟说亦有为杨墨主张所渗透而与孔说相违背者。同样，“朱子动辄刺诽佛道，而其学说则自佛学变化而来者甚多”。这是治学有心得的见道之论。与假学术打交道太多，便可能无意中受其影响而不觉。今日“打假”之风渐盛的同时，出现了一种随意“点评”学人著作的倾向，不论好书次书，随便选出一两点便痛下褒贬，很有些类似媒体评说足球，在场上实际踢球的人常不免感到评球者“会说不会练”。

这里牵涉到一个学术批评与一般文学、影视、体育和餐饮评论等的大不同处：所有后面这些行业里似都有“专业”的评论家，他们确实可以不必自己“会练”，只要会看会品尝（这也非易事）即可。而学术评论便不然，一般都认为必“内行”始能从事批评，且这里“内行”的意思是自己必须“会练”。不过我们现在的学术批评却渐有与体育和餐饮评论认同的趋势，有些人本来也是“会练”的，渐渐只说不练了；更有新兴的一些“学术评论家”，尚未体现出是否“会练”，却也专说不练，且越说越带“口吐真言”式的随意性了。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打假”者自身的行为方式无意中渐与制假者相类;“同流”之后，“合污”便是自然的发展。本来一般的学术评论还是有些“行规”的，比如说话不能太越出学术范围即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但随着“学术警察”心态的普及，打假者渐染制假者的风格，学术批评遂有“突破”这一规矩的势头。20世纪中国给我们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建设比破坏更重要，学术批评者或者也可借鉴这一历史经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