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议“刨祖坟式”辩护，刨出来的个案也得有说法

据南都报道，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近日举办线上研讨会聚焦庭审冲突，被业内称为“刨祖坟式”的辩护方式得到关注。会议共识认为，审辩冲突尤其集中于证人出庭难、证据审核认定难等程序性议题，反映出庭审中心主义的司法原则仍未严格落实。

“审辩冲突”为什么会愈演愈烈？来自法学界、实务界的此番研讨，围绕当下个案庭审过程中，表现尤为热烈的审理方与辩护方的激烈交锋展开，据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韩旭的统计，2010年至2022年，12年中审辩冲突案例为20件，而在2023年至2025年4月，三年未满的时间段里，已出现16件审辩冲突案例，且“激烈程度和范围亦在扩大”。

与“审辩冲突”相对应的一个司法专有名词可能是“控辩对抗”，后者是现代刑事司法制度设计范畴中，控辩双方为揭示个案真相、实现司法正义，而基于法律赋予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在庭审期间通过举证、质证、辩护展开的制度型交锋。但现在引发热议的“审辩冲突”，则是让本该基于居中地位的审判方，成为与律师冲突的主角，正如北大法学院教授陈永生所言，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机构，应有一系列制度来确保法官的中立价值，从而确保审判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个案实践中，正是由于律师的辩护权利无法得到应有的公平对待，使得审判的中立性备受质疑。

易言之，有制度保障的“控辩对抗”无法在庭审实质化的秩序运行过程中得到制度性保障，才是“审辩冲突”不时出现的最重要原因。从庭上到庭外，从程序到实体，在此背景下，有律师在法庭之外收集办案法官、检察官及相关官员的违纪违法线索乃至公开举报，业内称为“刨祖坟式”辩护，被认为是审辩冲突的其中一种突出表现形式。

但事实上，收集办案法官、检察官及相关官员的学术不端、违纪违法等线索进行举报，严格说来并非律师行使辩护权的一种法定方式。而更像是律师基于其公民身份，对涉事公职人员的一应违法违规行为行使的举报、检举权利，是公民基于法律授权，协助有关部门查纠部分公职人员不当行为的积极参与，接受举报进行如实调查，进而公布调查处理结果，是就事论事的应有态度。

2024年1月，江西鹰潭中院副院长刘某就被律师举报，其在南京大学法学院就读期间的硕士论文存在大面积抄袭，当年6月，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正式回应举报，认定被举报人硕士论文存在抄袭，构成学术不端，这一回应得到外界积极反馈。按照相关规定，学术不端行为与获得学位有直接关联的，将面临依法撤销学位的处理。对应到具体的司法人事任免，因学术不端行为获得的学位学历、职务职级，也需要对应给出说法。但截至目前，被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认定构成学术不端的涉事法官，2025年4月依然有以原司法职务公开活动的信息。

“刨祖坟式”辩护严格说来不是辩护，是行使公民正当权利，个案的调查也有了学术认定结果，有关部门对此的反馈就不能一拖再拖。庭审实质化中存在的问题要就事论事地解决，辩护权保障不到位就要采取措施让它到位，举报学术不端被查实也同样该有个处理。

公正司法是所有法律从业者的共同使命，是社会正义的底线。对司法人员不当行为的检举不仅不是在“找茬”，反倒是帮助有关部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维护用人制度乃至司法机关严肃性的有益方式，确保违规行为一定会被处理，更是不让“劣币驱逐良币”、维护其他司法人员合法权利的重要手段。不能把所谓“刨祖坟式”辩护强关联到某些个案审理，任其人为复杂化，而要尽可能有一说一地应对和调查。庭审实质化当然要继续推进、不断深化，但司法人员的学术不端也要有一起查处一起，一查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