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采访，讲述不抵抗真实原因，直言记者不知亡国奴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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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北大营，东三省瞬间风雨飘摇。张学良统辖东北军30万，未下反击命令，“不抵抗”的黑锅一背就是半个世纪。

几十年后，他坐在访谈镜头前，脸色平静，眼神沉着，说了几十年没人听到的解释。他承认判断失误，但拒绝认错。

他说自己没料到日本真敢来，说自己是封疆大吏，却没看明白对手的面目。他说：“你们没有做过亡国奴，当然不懂这滋味。”历史的重锤落下时，他没躲，也没争，只是把沉默留在了录像带里。

1931年的沈阳炮响前，他站在判断分岔口

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日军柳条湖铁路爆炸自导自演后，关东军以“护路”为由，炮轰沈阳北大营。

爆炸前五小时，东北军驻守北大营，兵力约7000人，配置火炮、机枪、装甲车，驻地紧邻沈阳城西北隅。指挥权归属张学良，他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办公地点设在沈阳城内。

当夜，日军发动的是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日方先于6月策动石友三倒戈，引诱东北军主力调离东北。

根据1931年兵力记录，张学良共辖东北军约30万人，但至九一八当日，已有6.5万精锐进关“剿匪”，其中大部分部署河北平原一带。关内另留守兵力约5万人。关外剩余不到19万人，分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其中沈阳周边仅剩7.5万人。

关东军总兵力不及1.5万人，但部署紧凑，先下手为强。9月18日深夜至次日凌晨，日军第2联队从大和旅馆、铁道兵工厂、花园口发起三路攻击，逐步占据北大营、沈阳兵工厂、东大营，最终控制整个市区。张学良接报后未下达作战命令，沈阳沦陷，日军全线占领城市，未遭武装抵抗。

张学良在多年后采访中明确表示：“我判断错了。”他认为日本此次行动是“挑衅”，预计目标是逼迫谈判或扩大影响，非全面进攻。

他原意在于“缓和冲突”，留空间做“大事化小”。这一预设成为决策核心，导致事变当夜东北军“全线静默”。张学良当时所持判断脱离了日本已部署重兵、刻意制造冲突的战略现实。他事后反复提及：“我没看清日本的面目。”

张学良拒绝为“不抵抗”辩护，但对“误判”给予肯定承认。他说：“我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我是一个封疆大吏，我没有把日本的事情看明白。”这是他本人对沈阳失守的基本评价。

张学良其人性格谨慎，时局之中试图保全政治全局。此时南京政府仍在“剿共”战事中，军事重心集中关内，东北实为“暂时维稳”方针背景下的被牺牲区域。

不抵抗，是一种被动中的决策。他既无中央明确授权，又担忧战事扩大损失全局。他选择按兵不动，将问题向后推移，却未料到整个东北很快沦陷。

九一八当夜，是军事失守，也是战略判断失效。东北的全面溃败，从这一声炮响前的决策开始酝酿。

兵力数字在纸上，战场资源调配成空

1931年6月至9月，张学良调兵六万余人进关，编入冯玉祥部平叛石友三，调令由南京国民政府陆军部统一签发。

至事变当日，关外剩余兵力不足20万人，含空军、炮兵、骑兵与边防旅。实际沈阳可调集机动部队不到3万人，大部分兵力分布在锦州、长春、哈尔滨等地，且指挥系统因机构改编正处整合阶段。

东北军在1930年中原大战后改编为“边防军”系统，取消军与师编制，改为旅为主建制。编制结构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省防军多为本地招募，武器老旧，缺乏实战经验。国防旅虽配备现代火炮，但布防地域广、调动迟滞，未形成有效防区联动机制。

在南京政府的军事控制下，东北军虽归张学良指挥，但作战动员需报中央批准。此制度设计本为防止地方割据，但在战时则极大限制地方自主反击能力。张学良曾以“服从中央命令”为由，不发反击指令，最终导致全线不战自退。

从作战条件来看，关东军虽兵力劣势，但战前已完成系统部署，对交通节点、电台站、兵工厂、粮库均有清晰打击计划。沈阳守军在“无预警、无调动、无命令”状态下，被动应对突发袭击，混乱失序。

事后，《大公报》王芸生撰文称：“换一个人，也可能这么做。”这是当时社会部分声音对张学良的现实处境的理解，但并未形成主流舆论。

南京当局则以“剿匪”优先为由，对东北战局未做公开解释。至12月，东北三省全部陷落，国民政府亦未出兵收复，张学良最终于1932年被调往北平“寓公”。

东北沦陷非一役之败，而是制度约束、军政分裂、指挥链失效的系统性溃败。张学良口中“误判”的背后，是各方掣肘与战略误区的交织。对错在历史中难有定论，但兵力调配失衡、反应机制瘫痪，已成为事实记录的铁证。

张学良晚年并未为这些情况公开辩护，只在访谈中提及：“我轻视日本，我认为他挑衅，他要是真来了，对他自己也不利。”这一句话，准确表达了其当时决策的出发点，却也无力地还原全局错误链条的复杂性。

他拒绝翻案，也不愿洗白，只留一句“你们不懂亡国奴滋味”

晚年访谈中，张学良始终维持克制态度。他不谈对错，只说：“评论是别人发出来的，不是你自己的。”当被问及是否委屈，他停顿片刻，说：“你们没当过亡国奴，当然不懂这滋味。”

九一八后，张学良赴北平，虽有职衔，实为政治软禁。他不主动发声，不回应批评，不参与评论。他说自己不申辩，是因为“申辩最无耻”。他说：“我很痛苦，我到现在还是很痛苦。”

赵一荻曾在旁解释：“他不愿意说政府不好，不愿让人把国家说得太坏。”这一点，张学良本人从未否认。访谈中，他始终不提任何上级、政党、中央决策者的责任归属。他只说自己“没有把日本的事情研究透”。

这一段话，从不抵抗，到痛苦，再到沉默，是张学良对自己的历史角色给出的定位。他不求翻案，也不为过去正名。他以沉默应对历史重压，也以沉默拒绝改写过去。

历史中人，不一定能主导叙述权。张学良面对九一八的方式，是误判，是失职，是战略盲区的集中爆发。但在他个人的叙述中，那夜的沈阳，是他一生里最沉重的停顿。

参考资料

回望九一八：拥兵30万的张学良为何不敢抵抗只有万把人的关东军？-中国军网-2022-09-18

张学良晚年亲述：九一八不抵抗的误会我毫不计较-新浪历史-2014年0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