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讯 | 拓展古典学研究的全球视野

来自1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学者于4月齐聚雅典，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与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国际史诗学大会。会议聚焦史诗传统的当代价值及其面临的挑战，旨在推动跨文化对话与学术创新。古典学者逐渐意识到，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与破译，古代文明在哲学、文学、科学和历史等领域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使得“古典仅为西方文明专属”等传统观念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古典学界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传统研究方法？学术期刊又是如何促进新观点的碰撞与交流？这些尝试能否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以及不同文化间的包容性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展现古典学在全球视野下的新发展与新趋势。

古典文本蕴含深厚文明内涵

在古典文本研究领域，学者们运用了多种研究路径。 部分学者聚焦于古代文明中的文学传统和哲学探究，旨在揭示诸多文化传统的起源以及东西方文明的思想基础与精神内核。 希腊雅典大学古希腊文学助理教授玛丽安娜·托玛（Marianna Thoma）认为，这是一条极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路径，对古代社会的文学与哲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追溯那些至今仍影响当代思想与生活的文化价值观、叙事结构和概念的起源。 例如，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欧里庇得斯等，他们不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现代伦理学、美学和政治理论等领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动态坐标。

谈到如何避免陷入“目的论”的历史解读倾向，托玛表示学者要采用批判的方法，发现并质疑一些解释中存在的偏见现象。“这不仅使我们看到古代文本是现代思想的源头，更是复杂多样的作品，从而努力去理解它们在其自身语境中的独特性。这种研究路径具有特别的价值，但前提是学者必须在解释的连续性与质疑之间保持平衡。”托玛说道。

在2023年1月19日施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国际古典传统杂志》第三十卷引言中，美国维拉诺瓦大学古典研究兼职教授埃里克·赫曼斯（Erik Hermans）以古希腊罗马时期文本为例，探讨了文字记录的保存性、传承性、延续性及其对后人理解古典文明的作用。赫曼斯认为，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传统之所以能从同时代的众多文明中脱颖而出，首先在于其被文字记录了下来。其次，与其他有文字记录的文明相比，古希腊罗马文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从未被遗忘：自从它们被创作以来，无论是原始语言还是部分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依然在世界某些地区代代相传。虽然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知识分子曾重新翻译过这些文本，但古代希腊语和拉丁语文本从未需要从零开始破译或重新发现，这与玛雅文字在16世纪的中断与遗忘形成鲜明对比。

赫曼斯进一步说明，古希腊罗马文本和思想传统的延续性在世界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因此，若要全面评估古典传统在人类知识遗产中的作用，学者应将古希腊罗马文本和思想的接受、后续影响及其传播与其他文明的影响力进行充分比较与对照。

推动古典学前沿理论创新

古典学期刊通过引领研究方向、汇聚学术力量，持续塑造学术生态并推动学科发展。托玛对中国古典学期刊的发展前景给予高度认可，并期待其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跨文化古典学研究与理解。托玛还对中国古典学期刊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刊发中英双语或其他主要语言的文章，吸引更广泛的国际学者群体；二是邀请国际学者参与投稿、担任编辑委员会成员，提升期刊可信度并促进跨文化对话；三是确保期刊被纳入JSTOR、Scopus和Web of Science等主要学术数据库，提高可及性和被引用率；四是专注特定子领域，如比较古典学、接受研究或数字人文学等来塑造独特身份，或在古典学研究中采用创新方法；五是关注较少为人所知的文本和少数学术传统，丰富古典学学术话语，彰显中国学派风采。

期刊编辑工作通常包含对以往学术成果的批判性评估，古典学期刊更是如此。托玛表示，“古典学的发展离不开学者对前人学术成果的持续关注与研究，因为创新正是建立在以往学术成就的基础之上。对以往理论贡献和翻译成果的精心整理、组织与评估，将对学科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随着新视角的不断涌现，古典学研究持续演进。部分期刊积极拥抱前沿的研究方式和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理论与方法，以期为古典学发展注入新活力、带来新突破。赫曼斯表示，以《国际古典传统杂志》第三十卷为例，本期特刊以“古典学问的全球传播”为主题，旨在探索古希腊罗马传统经典的全球性影响，并将其视为一种全球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特刊对“全球性”的理解并非回归18世纪和19世纪的“普遍史”叙事，也不支持将全球性等同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同化（cultural assimilation）与文化同质化（cultural homogeneity）的流行观点。

赫曼斯进一步指出，本期特刊的构想不仅基于历史条件和偶然性因素，还基于两个深刻的理论前提。首先，宏观历史叙事具有重要意义。它并非取代或与当今学术界普遍存在的微观历史和高度专业化的叙事竞争，而是能够整合它们，并帮助学者确定其相对重要性。例如，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罗的《反腓力辞》（Philippics），尽管通过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可以让人们从语言和文学质量方面对其有更多了解，但学者只有在对整个前现代世界不同政治制度进行全面比较研究，以及对这些制度中保存下来的修辞传统证据、对权威人物的批评及对异议的行使与允许程度进行深入考察后，才能真正凸显这些文本的独特性。其次，尽管所有思想本质上都是特定文化传统的产物，并可以在其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但它们也诉诸人类的理性和人性。例如，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穆太奈比（Abū at-Tayyib al-Mutanabbī）和杜甫的抒情诗是一种艺术，具有启发和教育的潜力，应被全人类欣赏。

超越欧洲中心论拓展古典学视野

在重新审视古典传统与人类文明关系中，赫曼斯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他将西方文明的叙事框架定义为一种不早于19世纪90年代的历史建构，并选择性地构建了一条从古希腊经罗马到拉丁化中世纪及早期现代欧洲的知识谱系，进而将古典传统塑造为20世纪北大西洋现状的支柱。 赫曼斯认为，这一叙事往往忽略了北非、西亚、中亚、拜占庭、阿拉伯世界对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本的接受。

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观念不仅在学术研究中有所体现，还渗透到了欧美国家的基础教育当中。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古典学专业副教授马修·西尔斯（Matthew Sears）发现，尽管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从幼儿园到6年级（K-6）的课程设置对非洲、中国等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有所提及，但仅停留在表面。例如，课程仅选取北非罗马帝国疆域内的部分文化元素，将其作为非洲大陆文化的代表。课程对中国文化的介绍则主要通过马可·波罗的旅行视角，将其简化为经济贸易的来源。西尔斯批判了上述现象，并指出古希腊罗马思想并非唯一的古典思想体系，也非孤立发展而成，更非毫无争议地被实践，也未通过直线式路径传承至当代人的手中。“当代古典学家深知这一点，并努力改革学科以反映最新研究成果，正视古典学在学术界的历史遗留问题。与此同时，当代学术界也在重新审视其他学科与世界观的重要性，这并非为了取代古希腊与罗马研究，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理解自身与世界方式的丰富多样性中。”西尔斯说道。

“在研究古典世界时，我们必须保持批判性思维，避免将古典文本视为理想化的范式。”托玛重申，“古典学研究常被后续意识形态所扭曲，从而强化文化优越性、欧洲中心主义或过去与现在之间无缝延续的神话。为拆解这些神话，研究者需以批判性视角审视古典文本与历史叙事，承认其复杂性、矛盾性以及可能被忽视的视角”。

西尔斯在《“古典学”与“西方文明”的问题》一文中提出，近年来，古典学家越发重视该领域在欧洲与北美学术界所具有的特权地位，以及其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偏见问题。18世纪德国与19世纪英国的学科奠基者将希腊人与罗马人塑造为种族优越的象征，这一观念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为种族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即便在较为温和的表述中，“classics”这一名称本身也暗示了希腊与罗马文化具有独特性、影响力与研究价值。

西尔斯观察到，近年来，古典学界正在重新审视“希腊奇迹”（Greek Miracle）这一概念，即希腊人在艺术、文学、哲学与政治等领域突然涌现出的革命性思想。过去，学术界曾认为古罗马凭借其军事力量确保了这些思想的延续，但如今这一观念已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例如，希腊自然哲学（现代科学的雏形）在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地区希腊人与近东各民族（如吕底亚人与巴比伦人）的文化交融。当前，学者们正在重新评估史料，还原古罗马与其他民族之间的真实互动，承认这些民族具有独立的思想与能动性，而非仅仅是罗马文化的被动接受者。

中希携手打造古典学研究新范式

为打破古典传统仅属西方的固有认知，充分认可古代世界各地均存在基础性文本、哲学与文化，托玛主张古典学研究应拓展视野至其他古代文明，鼓励学者开展更丰富的比较分析。在此框架下，将古典学延伸至古代中国等文明，将实现学科的重大转型，推动对古代世界更具包容性与全球性的认识。托玛举例说，把儒家思想和柏拉图哲学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这两种思想在治理、伦理和社会方面既有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有各自独特的解决办法。此外，这种更广泛的视角将促进跨学科合作，汇聚不同背景的学者共同探索古代文明之间的互动以及东西方哲学的交流。

希腊雅典科学院文学与艺术部院士、雅典大学古代史荣休教授科斯塔斯·布拉塞利斯（Kostas Buraselis）对记者表示，古典学的扩展应保持一定选择性，避免将“古典”与“古代”混为一谈，以免造成概念混乱。他认为，“古典”一词无疑具有评价性内涵：古代拉丁语中的“clas-sicus”指的就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即值得后世学习和模仿的范例。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例如孔子）也产生了很多高水平的思想和作品。因此，不应将“古典”泛化为所有古代文化产品。

谈及中国和希腊的学术机构如何构建更强大的学术网络、开创古典学研究新范式时，布拉塞利斯表示，对话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之一，是中希两国提出更为创新的古典研究方法的基础。通过比较研究，能够培养更深层次文明间的相互欣赏。例如，希腊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都表现出文化融合的特征，这是一个极佳的比较焦点，这样就可以从多个极具吸引力的视角来探讨两大古老文明的灿烂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