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不配冠以自由主义之称：科技右翼如何侵蚀美国的民主？

科技右翼的极权倾向

自由主义或许曾有其时代意义，而当下则要求一种效率至上、强人治理的新范式。民主国家必须被拆解，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利润、效率及某种特定形式的秩序。

经济权力与政治暴力结合的灾难性后果最早在殖民地显现，最终则以极权主义的形式反噬母国社会。阿伦特在分析1884年至1914年的高帝国主义时期时写道：“这一时期的某些基本特征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此相似，以至于将整个时期视为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准备阶段是完全合理的。”这一历史教训不容忽视，因为我们的灾难，已悄然潜伏在地平线上。

作者：苏珊·施耐德

编辑：阿K

近三十年前，作家保罗琳娜·博索克在《网络利己主义》一文中批判了硅谷新兴精英的幼稚自由主义。与前一代在加州理工学院或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不同——那些“政府恩惠的受益者”普遍认可政府作为向善力量的角色——博索克接触的科技工作者似乎患有选择性失忆。他们忘记了通往硅谷的道路是由公共资金铺就的，从互联网和微处理器的开发，到对研究型大学和计算机工程人才的持续投入：

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政府科技补贴与技术教育扩张的继承者。正如某些在新国家获得成功却遗忘来路的移民后代，他们理所当然地享受繁荣成果，却对制度约束充满敌意。而他们的态度，恰如那些在世界各地被宠坏的特权青少年，根本无从理解，如果没有这些公共投入，他们的生活将截然不同。

博索克关于“书呆子的报复”的论断至今仍具启发意义，尤其揭示了这样一种统治形态：其优势并不在于理解社会机制、欣赏人文学科，或熟悉历史、政治与经济。然而，三十年过去，我们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一词是否仍能准确描述当下硅谷主导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当这一标签掩盖了“兄弟寡头”对美国民主结构的系统性侵蚀时。

从自由主义到涡轮资本主义

人们常常认为，像埃隆·马斯克、彼得·蒂尔和戴维·萨克斯这样的科技亿万富翁是与大政府对抗的自由主义战士：他们是驾驶自动驾驶汽车的生物黑客骑士，致力于削减监管、公共支出和税收。与其依赖科技精英们关于其政治承诺的叙述，不如关注他们的实际行为：从要求政府救助硅谷银行，到联邦资金在埃隆·马斯克公司成功中的关键作用，再到科技界转向国防技术以争夺高利润军事合同的转变。

在后者的幸运受益者中，包括安杜里尔工业公司（Anduril Industries），这家国防初创公司的创始人因制造一款会杀死用户的爆炸性虚拟现实头盔而臭名昭著。其总裁克里斯蒂安·布罗塞在采访中直言：“我们的创始人曾向特朗普捐款并长期支持他，这并非秘密。”并补充说：“从氛围上看，这很好。”

“国家保守主义”由此浮现，作为一种动员国家力量、灌输特定公共美德的激进政治项目。

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政治演变对此具有启示意义。尽管从未放弃自由主义标签，蒂尔已公开支持“国家保守主义”运动及其门生、副总统候选人J.D.范斯（J.D. Vance）。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的，国家保守派在从自由贸易到产业政策、个人自由的核心地位以及鼓励生育等诸多问题上，都与自由主义原则决裂。

2020年，自由主义媒体《理性》杂志的布莱恩·多赫蒂撰文警告称，蒂尔立场的转变预示着一个“自由主义者曾认为在右派阵营中已合理且幸运地达成共识的理念……如今正面临重新洗牌”的世界。事实上，NatCon项目正代表着一场旨在通过国家权力培育特定公共美德的激进尝试。正如多赫蒂在评论蒂尔于2019年在华盛顿特区全国保守主义大会上的演讲时指出的那样，“在蒂尔关于国家保守主义的长篇论述中，完全没有提及对政府规模、职能或支出水平的任何担忧，也未表现出对自由市场在道德价值和物质繁荣方面所具潜力的丝毫认可。”

事实上，早在2020年之前，蒂尔自诩的自由主义与其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就已显现。其中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帕兰蒂尔（Palantir）——这家由蒂尔于2003年共同创立的数据挖掘与监控企业，现已成为大规模侵犯隐私的代名词。正如《彭博社》在2018年的一篇报道中所指出的，该公司“正在将反恐战争中使用的技术用于追踪美国公民”。帕兰蒂尔的早期投资者与客户包括中央情报局（CIA），而其收入则主要来自政府机构——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和各地警察部门，到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及以色列国防部。如今，帕兰蒂尔的市值已超过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与通用动力三家公司的总和。很难将一个依赖政府合同并参与监控基础设施建设的人视为自由主义的代表。

与许多同侪一样，蒂尔深受库尔特·亚尔文（Curtis Yarvin）的影响。亚尔文起初是一位计算机工程师，后转而成为“黑暗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他自诩为君主主义者，主张通过革命手段推翻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一个由CEO式的绝对统治者治理的国家，如同运营一家初创企业。值得注意的是，亚尔文并不认为公共部门天生低效，也不认同“小政府”能够解决当下的制度性难题。他在一篇阐述“最大化国家”设想的文章中写道：

当我们思考政府如何运作时，我们习惯于认为公共部门天生比私营部门缺乏活力和效率。虽然这在许多情况下属实，但并非本质如此。这种情况源于公共与私营部门所处的具体先决条件。

一旦政府得到适当“重启”，公共部门的活力将超越任何初创企业。虽然其运作仍可能低效，但并非本质上低效。

亚尔文采用殖民地隐喻描绘他希望在西方民主国家推行的政治模式。他指出，萨尔瓦多是理想的“主权重启”实验场。该国总统纳伊布·布克尔因将比特币设为法定货币并大规模关押被特朗普政府驱逐的移民而在右翼圈层中声名鹊起。亚尔文设想，在此背景下可建立一个由“YC创始人、麦肯锡老将、谷歌工程师、SpaceX火箭科学家与对冲基金经理”等组成的“初创政权”。然而，成功推行这一模式的先决条件，是摧毁科技界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直觉。正如他所主张的：

在一个老旧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可能是老旧的第一世界国家——的初创企业政权下，中央政府是实现任何目标最积极高效的方式。这与几乎所有专家的政治直觉相悖。

亚尔文提出了一种国家与市场融合的新政治经济模型：政府首先识别关键竞争性行业，通过国有化手段提升效率，随后再行私有化。他甚至为此构想创造了一个术语：“涡轮资本主义”（turbo-capitalism）。他解释道：

在涡轮资本主义下，国家利用公共部门的资源建立新的私营部门，首先通过扩大高效生产部门的规模，然后将其私有化。

亚尔文设想的这种国有垄断企业模式，本质上是“经典的股份公司”——一种曾在全球范围内扩张，以获取原材料与市场为目的的殖民企业形式。其核心特征在于“拥有持久、集中、绝对的执行权，并对自身合法性与永续性充满信心”。

这正是硅谷价值观转变的明确表达：自由主义或许适合我们的祖先，但当前环境需要采取更加激进的政治姿态。民主国家不再是为自由而服务的载体，而必须被夺取并加以瓦解——以效率、利润，乃至某种特定的秩序与法治为名。

直到去年一月之前，亚尔文在科技界和新右派知识圈之外几乎默默无闻。但埃隆·马斯克晋升为“大维齐尔”之后，随之而来的DOGE风波对联邦机构和工人阶级造成的冲击，使得许多人重新审视了亚尔文的思想。你不会在亚尔文那些稚嫩的论证、空洞的历史类比或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隐晦致意中找到通往特朗普政府的钥匙。

但你会在其中看到一套对硅谷政治信条异化的清晰阐述：自由主义或许曾有其时代意义，而当下则要求一种效率至上、强人治理的新范式。民主国家必须被拆解，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利润、效率及某种特定形式的秩序。

潜伏的灾难

将这种政治取向称为“自由主义”，不仅掩盖了其中若干值得关注的智识成果，更低估了其潜在的危险性。原因在于，这一称谓未能准确识别那些反对民主制度者的真实利益诉求与长远愿景——无论是在美国本土，还是在全球范围内。

为当前局势寻找更为贴切的术语显得尤为重要。“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便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项。在这一概念下，国家能力的夺取与有意瓦解——包括对暴力合法垄断权的破坏——正在催生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中，从医疗服务到消防救援等基本公共资源的获取，日益呈现出阶层化与排他性特征。将这一反乌托邦式构想与艾茵·兰德的极端幻想区分开来的关键在于：a）明确指出必须摧毁国家的民主机制；以便b）实现对公共资源的“生产性”重分配，从而最大化所谓“爱国企业家”的利润率与企业市值。

此外，我们或许还应当回到更古老的政治术语与理论框架，以获得对当下局势的更深洞察。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将帝国主义描述为一个历史过程——其中，资本所有者逐步说服政客与公众，将“相对少数群体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本身”等同起来。为了满足资本的无限积累冲动，商人阶层最终不得不通过扩大国家暴力工具来实现自身目的；继而，他们征服了政府机制，并塑造政治语言，使得“商人变成了政治家，被誉为国家领袖，而政治家只有在使用成功商人的语言时才被认真对待”。

经济权力与政治暴力结合的灾难性后果最早在殖民地显现，最终则以极权主义的形式反噬母国社会。阿伦特在分析1884年至1914年的高帝国主义时期时写道：“这一时期的某些基本特征与20世纪的极权主义现象如此相似，以至于将整个时期视为即将到来的灾难的准备阶段是完全合理的。”这一历史教训不容忽视，因为我们的灾难，已悄然潜伏在地平线上。

作者

苏珊·施耐德（Suzanne Schneider）是一位历史学家和作家。她是布鲁克林社会研究学院的核心教员，最新著作是《启示录与历史的终结：现代圣战与自由主义的危机》。她的关于右翼政治的文章发表于《华盛顿邮报》、《外交政策》、《母亲琼斯》、《纽约书评》、《新共和国》和《新政治家》等刊物。她目前是牛津大学凯洛格学院的访问学者，正在撰写一本关于风险政治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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