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与女，从来不是天生的同盟

本文转自：Wellness好

你和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近年，母女关系的议题在女性叙事的作品中频频出现，成为讨论代际创伤与传承的重要切口。其中，「托举型母亲」无疑是最受欢迎的一类。

今年 3 月的韩剧《苦尽柑来遇见你》讲述的济州岛三代母女故事就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 第一代，母亲光礼坚持不让女儿爱纯重蹈海女的艰辛生活，拼命潜水捞鲍鱼换学费，以支持女儿的文学梦想，得知小叔家吃黄鱼没有女儿爱纯的份时，扔出一串黄鱼并愤怒地掀翻饭桌；第二代，爱纯在母亲光礼去世后，失去了去首尔上大学的机会，高中肄业后不得不放弃文学梦想，嫁给自小陪伴在她身边的男人梁宽植，两人在海岛过着清贫、努力又温馨的家庭生活；第三代，爱纯的女儿金明在父母的支持下自小打破旧有的性别限制，骑车、登船，最后去到首尔上大学。而后，爱纯卖掉房子，供金明出国留学，她坐在飞机上淌眼泪：「外婆在海里游，妈妈在地上跑，我才能在天上飞」—— 三代女性的命运在此交响，构建了一个女性命运共同体。

除去「托举型母亲」，在社交媒体或影视作品中，也时常出现「控制型母亲」。电影《瞬息全宇宙》中，母亲伊芙琳习惯于「为女儿好」，对乔伊的性取向、身材、言行举止提出各种批评。在这部以科幻手法表现「精神弑母」的影片中，乔伊创造了一个可以吞噬一切的黑洞（Bagel），以此反抗母亲的爱与控制，并对母亲尖叫：「你能不能停下来？」2024 年的国产电视剧《烟火人家》中，李衣锦的妈妈乔海云未经允许翻女儿的包、安排女儿相亲、自作主张帮女儿辞职……不少人惊呼自己的妈妈也做过这种事，甚至每天查看自己的行车轨迹、微信步数，以求事无巨细地了解女儿的行程。

朋友阿蓝和我分享，她妈妈就是没有遇见梁宽植的爱纯。妈妈爱好文艺，抽屉里一直藏有念书时抄写的汪国真诗句本。当年因家里还有弟弟，阿蓝的外公外婆没有支持妈妈复读，妈妈初中毕业后没再上学，和爱纯一样走上结婚生子、家庭主妇的道路，但现实故事却是完全不同的走向。因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在只有阿蓝与妈妈的家中，她对房屋细节有极强的控制欲，每天要拖两遍地、擦拭所有台面，直到家里一尘不染，「掉一根头发在地上，都要数落很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日常穿衣到交友往来，只要阿蓝的行为不符合妈妈的要求，她就会勃然大怒。

不论是大家对「托举型母亲」的歌颂与怜惜，还是对「控制型母亲」的抱怨与愤怒，都反映出母女关系是一种过于复杂的亲密关系，母亲既是女儿的起点，也是女儿需要挣脱的边界。日本精神病学家斋藤环 * 在《危险关系：母亲与女儿的相处之谜》（以下简称《危险关系》）中谈到：「母亲与儿子的关系相对单纯，但母亲和女儿的关系很容易就错综复杂。」

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理论强调早期母婴关系和养育环境对人格形成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女儿而言，母女关系是其早期自我认知的原始镜像，与此同时，母亲也容易将女儿作为自己的镜像投射。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以母女关系为核心的作品中，母女被建构为彼此的「对应物」，生成双方互为镜像的矛盾关系。

有关「托举型母亲」与「托举型母亲」的两极分化，我们与作家、心理咨询师张春展开了一场对谈。张春提到，当文学和影视作品着力强调某一类型的母女关系时，它就会成为一个可叙述、可交流的「事实」，不过，张春并不支持这种贴标签式的讨论：「妈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弱势群体，受到女性和母亲身份的双重束缚，这就决定了围绕她的一切讨论结果和标签，都是剥削。不论是赞美托举型母亲，还是批评控制型母亲，都是对母亲群体的伤害，或是对她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长期以来，在流行文化中，母亲的形象和「依恋」「温柔」「为母则刚」等叙事绑定，而女儿则被称作妈妈的「小棉袄」。但现实生活中的母女关系，往往比这些被不断强化的叙事更多元复杂。张春指出，妈妈的确常常是孩子的第一位照顾者，人们常认为，母亲和孩子之间存在天然的生理上的依恋关系；但也有一些心理学家并不赞同这一说法，比如斋藤环就在《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被支配的女儿们》（中文版即将由「野望」出版，张春撰写序言）指出，一开始孩子并没有父母的概念，都是后天才建立了对母亲的认识，譬如有些留守儿童，生病的时候想念的对象可能是祖母。

「关于母亲角色的神化依然存在：母亲等于爱、保护与关怀。」苏珊 · 福沃德 *（Dr. Susan Forward）也在《母女关系：如何抚平来自母亲的创伤》一书中捅破了这一迷思，并开门见山地指出：不爱女儿或者说「爱无能」的妈妈同样存在。作为临床经验超过 40 年的心理咨询师，苏珊 · 福沃德见过太多女性自知或不自知地在与不爱她们的母亲抗争，并承受母爱缺失带来的深远伤痛和影响 —— 焦虑、抑郁、人际关系障碍、自信匮乏……这本书的英文名更为直白《Mothers Who Can’t Love》。书中将「爱无能」母亲分为不同类型：严重自恋型母亲、过度纠缠型母亲、控制型母亲、需要照顾型母亲、对孩子疏于照顾，乃至背弃并殴打孩子的母亲，「她们由于自身心理上或生理上的障碍，不愿意也没有能力为孩子提供持续不断的爱，而她们的行为将会损害女儿生活的根基。」

而相较儿子，似乎女儿更容易受到母亲的伤害。作为心理咨询师，张春在咨询室中也见到过许多怀疑妈妈不爱自己的来访者，她们可能在成长过程中遭受过很多母亲的责骂、羞辱乃至身体暴力，但仍旧困惑于追问「她到底爱不爱我？」

斋藤环在《危险关系》中指出，母女关系特有一种「具身性 *」（Embodiment），即母亲和女儿同为女性，享有月经和生育等共同的身体经验。由于社会性别规训的脚本，这种「具身性」往往会演变为母亲对女儿身体的控制或支配，即斋藤环说的，「母亲用各式各样的话语去引导女儿，希望她拥有女性的身体，从而走上幸福的道路。这种支配从身体延伸到精神层面。」

母亲对女儿身体的支配，也会成为一种无意识的厌女 * 思想的传递。张春提到，对很多女孩而言，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关于身体、性别的信息，都让自己感到不安，甚至羞辱。比如母亲们常说「怎么弄得这么脏？」「你这个样子多丢人呐」；从相貌身材到生理特征，很多对女性身体的羞辱性言论，女儿们最早通常是从母亲那接收到的。电影《好东西》中，小叶便提起自己曾因月经弄脏沙发挨母亲的打，又因为和母亲相似的大眼睛被母亲骂「像牛一样」。或许，不少母亲一定程度上内化了周边环境的厌女思想，并将对自己作为女性的隐秘厌恶投射到女儿身上。

日本作家铃木凉美的母亲是儿童文学研究者，作为精英女性，她给予了女儿精神上充足的关注，「母亲全力以赴地爱着我。与此同时，我也一直是她研究的对象，本来母亲研究的就是绘本能向孩子展示怎样的世界，以及如何与孩子产生关系，而我就是她唯一的真实样本」，但母亲的观察成为她难以摆脱的压力，铃木凉美以实际行动打破了自己与母亲之间的「边界」，她在母亲最不耻、最拒斥的情色行业工作数年。

铃木凉美的外婆及祖上曾从事服务行业。在铃木凉美与上野千鹤子 *的书信集《始于极限》中，上野千鹤子敏锐地指出，铃木凉美的母亲具有精英女性常见的厌女症，她全身心地拒绝娘家的母亲和两位祖母做过的事 ——「你的母亲也受制于自己的成长经历。而作为孙辈，你一定想用母亲最讨厌的选择来考验她的极限，而且还是以双方都会流血的最残忍的方式。」上野千鹤子揭露了母女关系中厌女与创伤的代际纠缠，她指出，最能犀利看穿母亲「看似合理实则矛盾」的是女儿，被这些矛盾捉弄的也是女儿。

相较天然同盟，母女更是一种混杂着母亲的控制、不安，甚至嫉妒，以及女儿的委屈、愧疚乃至愤怒的复杂关系。斋藤环在《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中指出，母女看似是天然亲密的组织，但未必成为同盟。张春进一步解释，「每个女人都是少数群体，人数少到可能这个群体就是她一个人，孤立无援的。而每个少数群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要求，所以即便是母女，也经常不能互相支持，甚至互相憎恨。」

「如果两个人在一列向前疾驰的火车上，却问你们两个人怎么一直在向前跑是没有意义的」。张春强调，当我们讨论母女关系、控制与支配、厌女思想的传递时，必须将其放在家庭结构和社会脉络下讨论。

长大后，阿蓝曾追问过妈妈，如果自己的降临给她带来了那么多麻烦，仿佛累赘，让她只能被「囚禁」在家中日复一日地劳作，为什么当时要选择生下自己？妈妈说，她并不觉得自己当时有选择。

在张春看来，许多女性都是被迫生育的，她将这种「强迫」形容为社会的「威逼利诱」，「多少人连加班都拒绝不了，怎么能拒绝成为母亲？」如果一个女性被迫成为母亲，她很可能就不会那么喜欢这个被迫生下的小孩。然而，这个被迫生育的母亲，仍旧可能逼迫自己的女儿继续生育，张春指出这一荒谬现象背后的简单逻辑：「她被迫生育，难道就不会被迫做一个合格的、让子嗣繁衍的妈妈吗？」

不论是否自愿，当女人成为母亲，随之而来的便是繁重的母职。与斋藤环在《危险关系》中展开对谈的日本社会学家水无田气流分析了日本社会母职的变迁，指出「日本的母亲在育儿方面承受着『负担、责任、爱三位一体』的压力」。实际上，在整个东亚社会中，母职都相当繁重，「『理想的生产与育儿』是以母亲全面掏空自己的身体和时间为代价的，付出疼痛、苦闷、精力，还要爱孩子、承担责任。如果母亲没有足够的时间、金钱，以及耐心，做到这些太难了，要是有工作就更不可能了。」

在当今的家庭结构中，父母双方的养育责任仍然长期失衡。不少人指出，现实生活中或许存在宠爱女儿的父亲，但极少有长期支持、陪伴在妻子身边的丈夫。现实生活中更多是缺乏伴侣及社会支持的母亲，她极有可能囿于各种家庭琐事，长期处于疲惫与情感压抑的状态。更多母亲，通过强调自己在家庭中的付出与贡献对女儿「情绪勒索」，要求女儿的服从和讨好。这有些类似斋藤环提到的「内疚感控制」，一种柔性、示弱的控制手段，可以把自己放在道德高点上「绑架」别人。在东亚文化中，因受传统的孝道文化与性别角色期待等观念影响，女儿即使感受到母亲以「为你好」为名的控制，也常常因内疚难以反抗。

《女人所生：作为体验与成规的母性》一书中，西方女性主义诗人艾德里安娜 · 里奇 *（Adrienne Rich）以历史和权力的视角看待母亲对孩子的控制欲，她认为重要原因在于，从有记载的历史以来，男性施展权力的疆域是无限的；而女性在漫长时间里，被困在家庭空间里，施展权力的对象只有她的孩子。艾德里安娜 · 里奇冷酷地指出「母亲是父权制的囚徒与帮凶」。

在部分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的地区，母亲成为加害者的例子并不少见。脱口秀演员冉榕（Echo）在舞台上讲述过自己的二姐因家庭暴力与轻视，14 岁离家出走的故事。她介绍自己的家庭结构，三个女儿，一个儿子 —— 「一看这样的排列组合，就知道我们家是非常『喜欢女儿的』」，以笑中带泪的方式还原了女儿在农村多孩家庭的失权困境。

而在女儿的生命中，被母亲伤害、批判控诉母亲、对抗和内疚等复杂感受长期交织。以离家自驾的苏敏阿姨为原型的电影《出走的决心》中描绘的便是同处父权制社会下母女的困境：在家庭中，李红一直遭受来自丈夫孙大勇的言语暴力，青春期的女儿孙晓雪既心疼母亲，又愤怒于母亲不敢离开的软弱。但当孙晓雪结婚生子后，她自己也困于家庭与职场的拉扯，不得不让母亲帮自己照顾小孩，成为对母亲结构性「压迫」的一环。

在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中，女主角迪莉亚每日在丈夫的暴虐和生活琐碎中艰难生存，目睹这一切的女儿玛塞拉也曾对母亲吼道：「我绝对不要过你这样的生活」。

女儿最了解母亲的处境，却也可能成为母亲最激烈的批判者。在疾驰的社会火车上，母女作为「失权」处境中脆弱而互为镜像的共同体，往往以极为错综复杂的状态，相互缠绕、相互依靠、相互伤害。

和《苦尽柑来遇见你》的第三代女儿金明相似，笔者是在家庭的托举下考入大城市的「小镇做题家 」，而我的妈妈是闽南渔村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我既在妈妈的照料中感受过她确凿的爱意，也随着成长的进程经历着与妈妈代际与文化的鸿沟，恰如剧中台词，「每当我让妈妈伤心，我就更加心碎」，掌握了新世界的语言与规则，与妈妈的世界渐行渐远的我，常常感受到对妈妈的愧疚。

张春指出，这种东亚女儿常见的愧疚感，其自责的隐含逻辑常常是：我和妈妈是共同体，我是不是不应该过得比妈妈好？我是不是不应该比妈妈更先进？（以指责妈妈的落后）「但身为一个成年人，总是要和其他成年人区别开的。只是和妈妈区别是一件更挣扎的事情。」

《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指出，对女儿而言，「弑母」几乎不可能发生，这种不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源于男性共同体对女性的压迫。男性共同体构建了所谓的「主流社会」，被压制的女性彼此依靠，在「主流社会」的缝隙中形成一个可以称为「次要社会」的共同体，共享着男性理解不了的女性文化，与「主流社会」表面上否认性别差异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故而，「母亲的存在深深渗透在作为女性的女儿的内心深处，女儿尝试『弑母』，无异于伤害自己」。

批判和对抗之外，同为女性，女儿或许又是最能理解母亲的弱势与苦衷的人。恰恰因此，张春遇到过许多困于自我实现与让妈妈安心的拉扯，并时常担心自己伤害了妈妈的女儿。张春认为，这正是弱势群体最常存在的两个思维误区，一是觉得「我很弱」，所以谁都可能伤害我；另一方面又觉得「我很强」，所以自己随便做点什么就会毁了别人。但实际上，「母亲是弱势群体，但也没那么弱」，母女之间的关系是在多年的互动中累积叠加而成的。心理咨询师信田小夜子在和斋藤环的对谈里提到，「理解」是缓解母女关系的起点，「不是说只去理解社会构造，而是去理解横亘在自己和妈妈之间的到底是什么，这些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的。」

母女之间的矛盾与隔阂之所以在今天声势浩大地「浮出水面」，恰与当下社会处于价值观的变化与撕裂的趋势中有关。斋藤环指出，「母女问题恰恰是在女性受到的压迫减轻之后才变得显而易见的」，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女性处境的改善，「女性即母亲」的压迫性结构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松动。张春也提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每当人感到道德上的两难时，就说明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正在发生转变，作为个体，缓解母女矛盾的解法之一正是看到自己身处价值观巨变的「夹缝」之中，「我们每一个人身处其中，不可能不受影响。海都在汹涌，你这一层浪是不可能不动的。」

一部分女儿的两难境地在于，「如果我理解了母亲，那我还能承认她对我施加的伤害与暴力吗？」张春给出的建议是「一码归一码」：一方面理解母亲的结构性困境，同情她的处境；另一方面也承认母亲对自己的伤害，指责她做错的部分。「你可以理解她，你也可以怪她。同情你愿意同情她的部分，怪她伤害你的部分。两件事情可以同时存在。」

在《一生里的某一刻》中，张春曾写过自己与妈妈的故事，「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像很多妈妈那样，说她怀我的时候吃了多大的苦、落下什么什么病之类的话。她总说我是她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生下的宝贝孩子。她轻巧地说：『生命是瓜熟蒂落的事。』这给了我很深切的安慰。」与书的写作时间相隔十年， 2025 年春节后，妈妈搬来和张春一起住，这是母女俩时隔多年的同居生活。

张春认为此刻的她更能站在女人看女人的视角客观看待母亲，而不只像书中的片段一样将自己包裹在女儿的视角下，全然感激母亲的爱。当母亲因为她熬夜而大惊小怪时，她会吼回去「你别管」—— 这是她在生活中的微小实践，当母亲用语言对她「控制」时，自己就用语言「反击」，过去母亲的一句询问可能会引起她激烈的情绪，而今，她们各说各的，一码归一码，交锋之后归于平静。

咨询室中，仍然有许多怀疑自己「不够爱小孩」的母亲和怀疑「妈妈不爱我」的女儿，对于因自己的感受不符合主流的母女叙事而痛苦的来访者，张春会为她们提供一个从模板中「解绑」的思路：「假设母女不是天然同盟，假设母亲不一定爱孩子，你会不会感觉好一点？母亲和女儿本来就是两个人，人和人是不是就有可能合不来？而且随着女儿越长大，两个成人更有可能合不来。」

从固有的母女关系中解绑，或许是建立母女关系的新脚本。作为步入新世界，领受时代价值观变幻的女儿，我们或许可以做到既看到社会环境与家庭结构下母亲的被动与弱势，也在自己与母亲或明或暗的情感缠绕中识别出受伤、痛苦的部分。如张春所说，「一码归一码」，同情该同情的，但也指责该指责的，建立与母亲的边界，以成年人看成年人的方式，做母亲命运的读者，而非续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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