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劻回忆王耀武的后半生：新婚妻子重情重义，他绝不是被吓死的

1960年11月28日，原第五军中将副军长兼独立第五师师长李以劻第二批特赦，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有跟王耀武做了同事，他在《记王耀武将军的后半生》（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一十六辑）中回忆：“我与佐民（王耀武字）从1950年开始，作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官训练团的新同学，同队学习、改造先后十年；1960年迄1968年，同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工作八年。如果以解放前作为佐民的前半生，那么这十八年应列为后半生。佐民的后半生是我追忆的主要内容。”

我们细看李以劻的回忆文章，就会发现原来《特赦1959》中大部分剧情都都符合史实，但王耀武绝不像某些人写的那样，是在那十年初始时被吓死的——他根本就没有受到冲击，他的原配夫人是不是携款背叛，李以劻也有跟沈醉不同的说法，分析起来，还是李以劻的说法更真实准确且合情合理。

王耀武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被俘，李以劻1949年8月在福州战役被俘，在进入“解放军官训练团之前”，两人并不熟悉。据李以劻回忆，虽然他们都在九十二师梁华盛部当过团、营长，但时期不同：王耀武当过该师五四七团团长，李以劻当过该师五五二团一营长，但李以劻到任的时候，王耀武已经调走了（似乎是去补充一旅当少将旅长了）。

李以劻在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才第一次见到王耀武，那时候王耀武是七十四军中将军长，李以劻是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少将高参时，王耀武请我李以劻给七十四军军部上尉以上参谋军官讲过参谋业务。

李以劻对王耀武前半生的概括比较简单：“他对人比较宽厚，对上是绝对服从，对练兵、督战都是要求严格的，在民族战争中是一位难于磨灭其功绩的将领，北伐、抗日均立过大功。特别是1945年在湘西会战中，佐民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时，大败日本华中派遣军于湘西，声震中外。但在内战中，参加过五次围剿，在宜黄和中央红军作战，在赣东对方志敏红第十军团作战，在川北对长征红军堵击，做过对人民解放事业的破坏工作。于人民立场言，佐民功罪兼而有之。”

王耀武的历史功过早有定论，咱们还是来看看王耀武后十八年的生活。

据李以劻回忆，当年解放军的政策是把蒋军将领划分为五类，那就是起义的、投诚的、报到的、被俘的、查获的。王耀武属于第五类：“佐民是在济南战役后在寿光被查获的，依例不算是俘虏了，但人民解放军仍以战俘对待，加以优遇……佐民解放（即被俘）后，长期受优待，我想与他立过大功有关。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王耀武和李以劻都是1956年高级战犯大集中时才进的北京功德林，此前他们大部分时间（整整五年）都在山东禹城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学习，生活条件那是相当好，李以劻算过一笔账，他们当年的生活费，相当于四个中农的收入，为此李以劻和王耀武等人都十分感谢陈毅元帅：“我们都是他的手下败将，但他优待俘虏，乃全国范围内执行最彻底的。”

1956年10月以后沈醉才进的功德林，那时候王耀武已经是功德林学习委员了。虽然很有“权力”，但王耀武对上海抗战期间（当时王耀武是五十一师师长，沈醉是军委会战地随军调查组罗浏组组长）结识的“小兄弟”沈醉十分照顾，不厌其烦地向沈醉介绍功德林注意事项，还领着他熟悉环境。

沈醉在回忆录中说王耀武要是晚几年特赦就好了，而且还说王耀武是被夫人气死的：“他过去做生意赚的钱太多，而且大部分是由他妻子带去香港，他特赦后，一再希望妻子回来，结果出他意料，她竟和他的一个副官一口气跑到南美洲去欢度晚年而置他于不顾了。王得讯一气之下，马上手脚发抖，几乎当场死去，虽经抢救，也变成了半身不遂。如果他迟点出来，也可能还多活上十来年呢！”

实事求是地说，沈醉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他中学没毕业就被开除，然后就在姐夫余乐醒介绍下跟了戴笠（当时还不叫军统而叫特务处），而李以劻则是陆军步兵专校第一期、黄埔军校高教班第二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毕业，又当了多年“高参”，文字功底和记忆力都强于沈醉，所以我们在沈醉回忆录中看不到的功德林管理人员名单，在李以劻的回忆文章中都有：“功德林归公安部十三局领导，局长兼战犯管理所所长姚伦，副局长兼副所长孙鹏飞，处长有李振江、王星光，经常辅导带领我们的，有科长刘福印、李忠成等人。”

看了李以劻的回忆录，大家就应该知道为什么《特赦1959》中的所长叫王英光了——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在《口述自传》这也提到过姚伦：“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文强说的那部电影，就是反映战犯改造生活的《决战之后》，姚伦是总顾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文史专员学习组组长、文史军事组副组长文强是顾问之一，只是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找另外一个人来演自己。

1959年12月4日第一批特赦后，留在北京的王耀武、杜聿明、宋希濂、振强、杨伯涛、郑庭笈等六人先是在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领导下在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进行适应性工作，每月工资八十元，1960年出任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后每月工资一百元，不管是八十还是一百元，在当时都绝对是高工资了。

进入文史专员办公室后，王耀武的六七年间的工作都是在文史军事组，一边写文史资料，一边审核评选各省寄来的政协稿件，其撰写的资料在二十万字以上，审核的稿件也超过一百万字。

王耀武确实因为夫人的问题有过一些苦恼，但绝不像沈醉写的那样差点气死：“他的前妻郑氏，福州人，是佐民任北伐东路军总部宪兵连长时娶的，生有子女多人。他由连长升至总司令都是郑氏相随，为患难夫妻。佐民被俘后，她携全家迁香港，有些儿女则已赴美国留学。不久，郑氏携全家迁居哥斯达黎加定居，不顾佐民的生死存亡。这件事成了佐民的心病。”

王耀武特赦后，多次给夫人写信请她回来，但当时的情况大家都知道，郑氏不回来也有她的苦衷。

王耀武1964年12月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其女王鲁云回国探亲，王耀武才知道妻子确实回不来了，抱头痛哭之后得了巴金森氏症（现在似乎叫帕金森），但绝没有一病不起，而是喜结良缘：“此时幸得后期同学高德昌介绍与吴伯伦相识。吴女士系天津师范学院的高材生，当年任教于北京八十二女中。她不嫌佐民的多病之身，却又慕佐民乃是抗日英雄，两人便情投意合，愿结为夫妇，互相照顾，以娱乐晚年。”

吴伯伦对王耀武很了解也很敬佩，结婚一年后就提前退休，专门照顾王耀武，而王耀武被“吓死”之说也纯属虚构，当年确实有一些特务出身的特赦战犯又被关了起来，但其中绝不包括王耀武和李以劻等正规军将军：“在政协机关和国务院办公厅照顾下，除康泽一人因特别原因被冲击外，其余（包括佐民）住在和平里11区20楼的各位委员、专员均没有受到冲击。”

王耀武病逝后在八宝山火化，全过程李以劻都参加了，王耀武的骨灰在公墓存放三年后，吴伯伦将其迎回家中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这让李以劻既感动又羡慕：“我屡言之，佐民不幸先娶了一个不能共患难的妻子，有幸后来竟又娶了一个有学识有美德的新夫人，使身后有所寄托！”

1980年5月2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王耀武补办的追悼大会， 并将王将军安放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与那些在抗战中殉国的战友们再次聚首，李以劻感叹：“参加大会者多达数百人，可以告慰王将军在天之灵，佐民应含笑于九泉矣！”

王耀武的后半生，尤其是特赦之后的生活，并不像沈醉写的那样“出去早了”，读者诸君看了李以劻的回忆文章，是不是也有很多话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