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学士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历史交锋

清中期随着鸦片在中国的日益泛滥，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了严重的财政问题。清朝政府将禁烟的问题放在了首位。

针对鸦片的问题，清廷中的官员形成了“严禁派”和“弛禁派”两派互不让步，各有持见。以鸿胪寺卿黄爵滋和时任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提出，针对鸦片的禁止，要采用严刑峻法去控制。对于吸食严重的人，广传戒烟良方，并限制其一年的时间戒烟，如果一年之后仍吸食鸦片，平民则给予处以死刑，如果是官吏，不但犯官治罪，而且还会拖累其子女不准参加考试。严禁派还下达政策，邻里之间相互监督，设五个家庭为一组，相互结保，如果发现邻居吸食鸦片而不举报者，即为包庇其吸食，并予治罪。如果发现有人吸食鸦片而举报者，朝廷将给予奖励。为了给吸食鸦片者一个“下马威”，黄爵滋还对外谎称自己查过相关的资料，说洋人对待该国吸食鸦片的人都是很残忍的惩罚——将吸食者绑在竹竿上，然后插进大炮当中，击入大海，让其溺死。

另一方面，以太常侍少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则是提出取消鸦片禁令，并准许其公开买卖，并按其为药材来纳税，但为了防止白银的外流，所以交易的时候只允许以货易货。“弛禁派”还提出，国内对于种植鸦片并不予以限制，并且以为，这样随着国产鸦片的增多，洋商便在中国无利可图，外国鸦片自然而然就会消失。

而大学士琦善在当中所持的态度是坚决反对黄爵滋和林则徐的重治吸食者。认为黄爵滋和林则徐两人的这个主张实在是荒谬至极。琦善认为，贩卖鸦片者的罪过要重于吸食鸦片的人，将吸食鸦片的人处死而让贩卖鸦片的人逍遥法外，实在难以说通，况且黄爵滋和林则徐所提出的治理办法实在是缺乏可行性。鸦片的吸食历史已经数十年之久，遍布全国政策不好实施。如果吸食鸦片的人因为政策的太过严酷而联合起来抵抗，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且，在闽省海疆，那里吸食鸦片的人数量尤多，如果因为吸食鸦片而逃到外国海域，外国人会借此机会给予逃罪者资助以探听中国情况，然后在某个驻兵薄弱的地壤登陆而入侵中国，后果不堪设想。琦善还提出，吸食鸦片的人众多，官吏、书生、农民等等，如果全部给予处死，恐怕全中国要斩举大部分的人。再有，关于“五家互保”的这个问题上，琦善也是提出的强烈的反对。琦善认为，明知道吸食鸦片已是禁令，自然不会在光天化日下公然吸食，等到夜深人静，藏于某个不被人知的角落吸食，邻居又怎能知道？

琦善主张，闭关锁国，不准通商，截断鸦片的来源，而至于已经流入内地的鸦片，也并不采取缉捕销毁。一年半载之后，因为鸦片已经没有了来源，贩卖鸦片的人就会另寻他业，而吸食的人也就会强行地戒掉鸦片。琦善认为，这样才是从源头上解决了鸦片的问题。

后来道光采纳禁烟派的主张，下令严禁烟片贸易，收缴鸦片，并派林则行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执行。琦善在直隶总督任上，在禁烟行动中共缴获了鸦片13万两，这个数目仅次于两广总督邓廷桢的26万两（因为广州是鸦片走私的主要地域，所以两广缴获的鸦片数量很大），比湖广总督林则徐还多2万两。

这场禁烟活动激怒了英国人，1840年8月11日，英国舰队进至天津海面，当时为直隶总督的琦善立即赶赴天津与英军司令会面。后来琦善同穆彰阿、伊里布等一些与林则徐有过节的大臣们向道光皇帝上奏，污蔑林则徐允许贩卖鸦片后又反悔，如今实施禁烟政策，惹火了英国人，导致英国想对中国发起战争，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给林则徐，将报告英军的强大实力，向道光帝上奏主张“罢战言和”，同英国人进行谈判。

8月下旬，道光帝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去广东查办，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并任琦善署两广总督兼海关监督。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与英国开始谈判，因为双方开价差距悬殊，所以谈判并没到达“言和”的效果，道光帝在得知英国人的过分要求后，下令备战。谈判破裂后，英军发动战争，也就是著名的虎门战役。此次战争中，英军仅以38人的伤亡代价便轻松地击败了清军，清军广东提督关天培阵亡。

1841年1月8日，琦善要求同英军重新谈判，英军也同意暂时休战谈判。1月21日，英方公布了《穿鼻草约》，其中要求割让香港岛。因为涉及了割地，所以琦善不敢在条约上签字。而远在伦敦的英国政府也因为其中获利太少未在上面签字。五天后，英军强行占领了香港岛，道光帝得知这件事情后，认为琦善畏敌，有卖国动机，于是便将其撤职查办，锁拿回京城。

琦善被道光帝“革职锁拿，查抄家产”，发配军台。在后来的调查中发现琦善并没有在条约签字，也没卖国动机，后又将琦善赦免。咸丰元年（1851）的时候，咸丰皇帝命庆亲王奕䜣由老王府迁至定阜大街原大学士琦善的宅第。琦善又被咸丰帝启用又在官场上沉浮了几年之后，1854年，琦善在扬州因病逝世。

谁能想到中国禁烟运动，是“驰禁派”获得胜利，清朝后期放开对烟片种植，价廉物美的中国烟土，把外国烟土挤出了中国市场，中国成为当时烟片种植和出口的第一大国，白银又大量流入中国，迫得英欧等国发起了全球禁烟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