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其人

希罗多德号称史学之父，讽刺的是，古代却没有关于他的系统记载。根据他本人在《历史》开篇中的说法，他是哈利卡纳苏斯人。这个地方在今天土耳其的西海岸，是公元前10世纪左右希腊人建立的城邦，公元前6世纪，它先后受到西亚强国吕底亚和波斯帝国统治。后来的一份文献提到他父亲、母亲的名字，还说他自青年时代就离开家乡，后来虽然返乡，但不久因为与国人意见不合，再度出走。可能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海外游历，到过地中海世界的许多地区，最后定居在意大利南部希腊人城市图利伊，可能在那里去世。但有关他生平的记录出自拜占庭帝国时代一本名叫《苏伊达斯辞典》的书，此时距离希罗多德已经1000多年，它的记录有多大可信性，很难说。好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多少还是留下了一些线索，让我们能够对他有更多了解。《历史》一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明确地说他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就像后来的修昔底德在其著作的开篇说自己是雅典人一样。他书中的记录，表明他是个伟大的旅行家，到过许多地方，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说他具体到过哪里，但他的记录，让我们相信他到过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西西里和黑海周边地区，主要的证据，就是他对那些地方的描写。这里我们用巴比伦作为例子，略做说明。

希罗多德对巴比伦城市的历史和传说有很多具体记录，特别是它的城墙：这座城市位于一个大平原之上，形状是正方的，每一面有120斯塔迪昂长，因此它的周围就一共是480斯塔迪昂了。这座城的幅员有这般大，而它的气派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其他城市所难以相比的。首先，它的四围有一道既宽且深的护城河，河里满都是水，在护城河的后面则又是一道厚达五十王家佩巨斯，高达200佩巨斯的城墙。这里的斯塔迪昂和佩巨斯都是古代希腊人的长度单位。一个斯塔迪昂长度在177米到192米不等。如果取平均数，大概185米。一个佩巨斯就短多了，只有45厘米左右。按照这个推算，则巴比伦城墙周长约 88.8千米，厚约22米，高约 88米，巴比伦城墙内的面积约 490平方千米。这几个数据显然都过分夸张了。希罗多德还提到，这座城市有100座城门，城门全是青铜的。不过他接下来的记述就显得现实多了。他说，巴比伦城内街道笔直，房屋多是3—4层，每条街道临河的尽头还有一个小门。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上，被河流一分为二，又宽又深，水流湍急，但有桥梁联结。城市还有一座卫城。卫城另有城墙。希罗多德还说，当波斯人已经把巴比伦外城攻陷时，城市中心的那些人还根本不知道，可见城市之大。如果希罗多德没有亲自去考察过，对巴比伦城的具体知识，在古代那个各种资料都非常少的时代，不太可能了解得这么具体。我个人甚至怀疑，他亲自沿着巴比伦的城墙走过一圈。

希罗多德的其他记录表明，他还游历过当时地中海和黑海周边的很多其他地区。比如他提到黑海地区一个城市中，希腊人和当地人共同居住，在有些商业城市中，有人靠做翻译谋生。他详细地描绘过埃及人如何抓捕鳄鱼，其生动程度，似乎非亲眼所见者不可为。他还提到雅典人对伯里克利家族私下的攻击，并且主动为阿尔克麦翁家族辩护，说他们绝不可能叛卖雅典，当然也不会给波斯人通风报信。这也说明他确实到过雅典。旅行是古代历史学家搜集资料的基本方式，因而很多古代史家同时也是大旅行家。如中国的司马迁、希腊的波利比乌斯，还有我们下一讲要介绍的修昔底德。在阿拉伯世界，许多人首先是旅行家，然后才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地中海各地的旅行，不但让他观察到希腊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更让他认识到，在希腊人的世界之外，还有更广大的世界，比如波斯和埃及，即使在希腊人内部，各个城邦的制度和风俗也是不一样的，而且每个民族都会认为，自己的风俗是最好的。他还特别说过一个故事，说如果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一起，再把自己的风俗和其他人的比较，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的风俗最好，因此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风俗是万物之王”。

对希罗多德来说，旅行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眼界，刺激他进行比较和思考。在此过程中，他来到了雅典。我们不知道他在雅典停留了多长时间，但他在雅典的经历非常重要。当时雅典正值伯里克利时代，民主政治发展到顶峰，统治着爱琴海和黑海周边的许多希腊人城邦，是一个帝国的中心；文化上，雅典是希腊世界当之无愧的中心，号称智者的很多哲学家对希腊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包括法律与制度，希腊人和蛮族人的特性，都有非常活跃的讨论。伯里克利自豪地说，雅典是希腊人的学校，是各种新观念、新思想、新生活方式的发源地。而希罗多德很可能与伯里克利、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还有许多哲学家有过往来，并且受到他们的影响。雅典的民主制，想必也让希罗多德印象深刻，至少，他观摩过雅典的公民大会，以至于他在叙述雅典关于援助小亚细亚的希腊人的决定后，说那个派来求援的使者没有能够欺骗斯巴达的一个人，却能够欺骗三万名雅典人。

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文化的繁荣都有利于历史学的产生。曾在伦敦大学学院当过教授，且特别偏爱研究史学史的莫米利亚诺如此评论雅典的社会氛围与史学产生的关系：史学在公元前5世纪的伊奥尼亚和阿提卡发展起来并不偶然。民主政治刺激了人们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的兴趣，吸引人们去比较希腊和非希腊制度，比较希腊人的各种制度。可惜对于公元前6世纪和前5世纪大量的政治理论家，我们今天连名字都不知道。在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还创造了一种探讨法律和政治的氛围，结果是希腊的政治和法律成为公元前5世纪及其以后历史写作的主要内容。

也就是说，史学从它产生时开始，就与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滋养了史学，刺激了希罗多德，史学则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主题，让希罗多德去记录公元前5世纪初年发生在波斯和雅典之间的大战。从此之后，政治就成了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甚至到今天，大量的历史著作仍与政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