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专员为救父被捕，主席发令全力营救！

记得在电影《太行山上》中，有这样让人意难平的一幕：当八路军772团团长叶成焕在奉命率部解救被困的老乡过程中意外牺牲时，士兵满脸哀伤的将这一噩耗报告给朱老总：

老乡们得救固然该让人高兴，但因此折戟了一位八路军优秀指战员，又很难不让人的内心蒙上一层五味杂陈的阴影……

无独有偶，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掩护父亲黄炎培成功摆脱上海敌特监视魔爪并顺利抵达北平的黄竞武，随即凭借自己中央银行稽核专员身份坚守岗位，设法动员银行职工、工商界和舆论界抵制老蒋偷运转移黄金、白银和美钞的行为。

最终，黄炎培受邀出席了首届新政协会议，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竞武却因坚持在上海黎明到来前与反动势力作斗争而不幸被捕，之后英勇就义。

白发人送黑发人，无不令人扼腕叹息。当周恩来受教员委托前来向71岁高龄的黄炎培转述这一噩耗时，悲痛之余的他不久即提笔写下了对儿子的最后眷念与哀思：

黄竞武生于1903年的上海川沙，得益于父亲黄炎培言传身教的爱国、民主和教育思想，幼时的黄竞武便初具民主革命倾向。

五四运动爆发时，黄竞武与清华大学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参加爱国抗议游行活动。清华毕业后，他又考取了赴美留学的公费生，在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专业并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得益于留洋海外的经历和经济学专业技能，黄竞武在1929年秋回国后，即被任命为上海盐务稽核所会计。自己在大学时期的经济学老师葛利佛受邀来华考察指导盐务会计工作，师生二人一拍即合，决定一道在行业内部进行一次改良行动。

此后的几年间里，黄竞武先后在蚌埠稽核所、沅陵盐务稽核所负责人岗位上推行了一系列盐务改革举措，在当时盐商垄断、官商勾结、肆意剥削的不良风气盛兴情况下，黄竞武的改良终究是存在局限性的。

他本人也因多次拒绝融入“盐商同流合污”的圈子而饱受行业和上级排挤，时局艰危、社会贫弱、外敌蚕食等一连串的形势发展促使黄竞武产生了很多思考，在给弟弟黄大能的信中，他曾满腹忧患的写道：

此时的黄竞武已由地方稽核所转任重庆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虽然生活条件优渥安稳，但身处达官显贵们汇聚一堂的“陪都”，黄竞武进一步看清了一众官僚主义者们的剥削和压迫本质。

相比之下，他更关心的是战争情势下劳苦大众们的生活状态，换言之，即“痛政治颓败，人民陷于水火”。很快，在教员撰写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黄竞武找到了一丝明确答案：

怀揣这样的理想和初衷，黄竞武一边选择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民盟的前身，并以总部组织委员和国外关系委员身份积极投身民主运动；另一边则通过担任周恩来在重庆开展国共和谈时的翻译，与对方结下了不解之缘。

抗战胜利后，黄竞武随中央银行由重庆迁往上海，并加入了由父亲黄炎培和爱国实业家胡厥文等人创立的民主建国会，自此开启了他为和平民主奔走实践的新征程。

此后几年间里，黄竞武利用自己银行稽核专员的身份便利和行业内部影响力，多次设法搭救被捕的地下工作者和爱国进步人士，并以自己的工作单位为秘密联络点，掩护进行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

自1948年4月30日新华社公开播报“五一口号”后，大批民主人士和社会贤达给予了积极响应。诸如李济深、沈钧儒、马寅初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纷纷于当年秋季顺利抵达解放区。

不过，在当时全国尚未解放、敌特力量依旧肆虐的不利形势下，要将所有的民主党派和社会进步贤达代表都集中在一起，召开新政协会议却并非是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在当时老蒋重点监控的上海，除了张澜、罗隆基等被公开监禁在疗养场所的知名人物外，作为民建创始人的黄炎培，处境也并不比他们乐观多少。要想顺利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他必须先摆脱住处周围的特务监视。

正当黄炎培为此一筹莫展之际，次子黄竞武却主动献上一个“两全之策”，即由体型与黄炎培相像的黄竞武乔装打扮成父亲模样，引开特务监视视线的同时，使黄炎培夫妇顺利摆脱魔爪并动身北上。

就计划本身而言自然没有什么纰漏，执行起来也没有太大难度，但毕竟爱子只身犯险，作为父亲的黄炎培在人性角度上很难接受这样的“忠孝两全”之策。

毕竟一旦黄竞武假扮自己的行为暴露，等待他的大概率就是特务们的凶残荼毒了。可黄竞武这边又笃定主意，任自己怎么劝说挽留都没有效果，最终也就只得勉强答应下来。

1949年2月，黄炎培假借为自己庆贺71岁寿诞的名义在住处张灯结彩，营造出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如同几个月前从南京出逃香港的“云南王”龙云那番杀猪宰羊、共度佳节的迷惑操作一般，黄炎培一家人的“祝寿”活动也让监视的敌特人员放松了警惕。

这样一来，也就给了黄竞武一个转移目标视线的机会。当天下午，在成功将监视特务们的目光引开后，黄炎培携夫人姚维钧先是顺利赶往女儿家中暂避，而后于次日登上了前往香港的客轮。

辗转近一个月后，黄炎培夫妇于当年3月25日抵达北平，受到了教员等人的热情接待和妥善安排。

父亲黄炎培顺利抵达目的地，黄竞武内心自然激动万分，但他也面临着一个艰难且迫在眉睫的抉择……

此时的上海，即将成为战火硝烟下的众矢之的。对黄竞武而言，他完全可以选择去往更安全可靠的地区工作，亦或是随父亲一道北上参加新政权的建设工作。

不过，向来意志坚定的他还是决心与民建的同志们共进退，用他当时对众人的话讲：

从这一刻起，黄竞武已经不再是一名纯粹的民主人士，而是一位无限靠拢和接近民主革命事业的职业革命者。

出于对他本人安全的考虑，上海民建中一部分人主张让其去往苏州或川沙老家开展工作，但都被黄竞武以“坚守岗位”为由拒绝了。

不仅如此，为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军事行动，黄竞武一面发动中央银行员工和工商、新闻界人士揭露老蒋偷运黄金的行为，借舆论压力迫使对方暂缓或放弃部分偷运计划；

另一面则利用自己的稽核专员身份将大量经济和金融资料、档案秘密保存下来，为日后我军接管上海打下基础。

即便在此期间，黄竞武也不可避免的遭到了特务们的严密监视和跟踪，但他依旧没有停止为上海解放所能作出的各种实践努力，尤其在同身边人交接重要文件档案时，他一再嘱咐对方：

最终，黄竞武在距离上海解放仅有2周的5月12日被特务逮捕关押。得知黄竞武被捕的消息后，教员当即对负责隐蔽战线工作的李克农下了严令：

遗憾的是，原本已经通过上海方面负责人的层层疏通打通了时任上海警察局长毛森的关系，但在关键时刻，老蒋和毛人凤的处决命令却摆在了毛森面前，不敢有丝毫怠慢的他，于5月18日将黄竞武在内的13名革命志士全部秘密处决。

上海解放后，经有关人员多方寻找查证，最终在原保密局190号监狱的后院中找到了13具烈士遗骸，在黄竞武妻子的仔细辨认下，终于确认了黄竞武的身份。

老年丧子，这对任何一个家庭而言都是难以释怀的沉重打击，更何况黄炎培的长子黄方刚早在抗战时期便因病逝世，接连两次丧子之痛，其内心的煎熬和挣扎可想而知……

好在国家对黄竞武给予烈士身份的公开追认，黄竞武牺牲时年仅五岁的儿子黄孟复也在半个多世纪后走向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岗位。

对黄竞武先生而言，这大概足以告慰他的英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