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肖北京
(接上期)
照片后排右一是我二叔。但我不叫他二叔,而是带上他的小名叫他“地长叔”。也不知道小的时候怎么叫出来的,后来大了才发现叫其他族伯族叔都带名字,亲叔叔这样叫就会觉得生分,但终究叫惯啦,也改不了口。
在我印象中,二叔是管我管得较严的。平时父亲不在家,爷爷和叔叔就管得多一点。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好玩,二叔交待要去拔鱼草,我却偷偷跑去圩上混,差不多要吃午饭了,就把藏在厕所里的粪箕取出,然后随便哪里拔几根草插在粪箕缝里,装模作样地将粪箕搁在大门显眼位置上。
爷爷奶奶好糊弄,二叔却是没那么容易应付的,他一回来便问我:“一上午去哪了?”我说:“到拔鱼草呀!”“那你拔的草呢?”“丢鱼塘里了哇。”我底气不足地答道。“丢鱼塘里了,鱼塘里哪有草?”“被鱼吃了呀。”我狡辩着。二叔厉声说:“中午不要吃饭,留给鱼吃!”我只能乖乖地看着一家人有滋有味地吃饭。
不过,等叔叔婶婶们出工的时候,我那慈祥的奶奶马上会端上了热腾腾的饭菜给我,反正我是饿不着。这点,叔叔们也是心知肚明。
二叔一直也是在队里做工分的,直到分产到户。我们这个大家庭分家前一年,二叔三十出头的年纪了,才拜师学了泥瓦工这门手艺。起初,他的师傅不是很乐意带他这个大龄徒弟。古语云“三十不学艺”,师傅大概是认为二叔年纪大了,手脚没有小青年那么麻利,学起来一定很费力,如果出不了师,还影响当师傅的名声。
也许二叔有做泥瓦工的天赋,再加上有一腔“一定要学门手艺糊口”的热情,他跟着师傅先是学习最基础的,譬如怎么使用泥刀,怎么使用水平仪,土砖要怎样砌才能保持墙体挺直不歪,以及上梁安门的规矩等。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学手艺是最难的,挨师傅打骂那是常事。二叔起步时年龄偏大,已经为人父的人了,师傅自然给留点面子,而二叔自己也很争气,师傅教的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二叔知道,对于一个过了最佳学艺年龄的人来说,要全面掌握瓦工技能,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大的努力。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他的手因为长时间触摸土砖和泥浆,已变得粗糙不堪,腰酸背痛更是常事,而他从不言苦。他知道,只有吃得苦中苦,才能练就改变生活的本事。
二叔学得也快,两年功夫就出师了。先是由师傅带着去走家建房,后来又跟人去广东的建筑工地打工,在那里学到了更多的本领,如砂子水泥等辅料的配比标准,瓷砖、防水涂料质量的鉴别,砌砖横平竖直的排列和瓷砖的铺贴,分层抹灰技术等。
二叔的手艺精进有加:抹灰,精益求精,力求将墙面抹得光滑无痕;贴砖,反复比较,确保每块砖贴得平整牢固。二叔做事速度快,质量好,工头很满意。在广东数年,泥瓦工技能突飞猛进,这为二叔后面独立承建房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增加了收入,几年功夫,二叔就在老屋一边另择了一块地,建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我的几个堂妹们睡觉再也不用挤在一张床上啦。
二叔在外时间长,往往一年半载才回趟家,当时交通没有现在发达,来回一趟不容易。收入的增长,也意味着某方面的缺失,比如与孩子的陪伴、父母的亲近。二叔一直遗憾的是,没有在我爷爷去世的时候赶回来为他送终,直到爷爷出殡到半途,二叔才赶上,为此他一直内疚了很久。
二叔常年在外打拼,还有一个原因是一直没生到男孩。农村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思想是压在父辈身上一道精神枷锁,如何挣脱这种束缚,获得解脱,唯有生下去,直到生育男孩为止,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家庭付出了经济代价,甚至是骨肉分离。二叔就是为了争这口气拼力赚钱,辛苦赚的一点钱既要养家,又要缴计划生育罚款。直到二叔忍痛把第四个女儿送给人家养育,才有了我的堂弟出生。
堂弟的出生,对二叔来讲,仿佛是一扇虚掩的大门突然打开,厅堂一下子亮堂堂了,他好似上升的火箭,又获得更多的推进剂。他昂起头,仰面朝天,阔步迈向新生活。
他从广东回来,联合几个帮手,又带了几个徒弟,自己大胆地承接一些个体建房工程。他为人处世较为圆润,人脉较广,左村右乡有建房的都找他,常常是上单尚未完工,下单又在催了。他就像上紧了的发条,持续地转下去。几年下来,附近到处都是地长师傅做的房子,这不仅为二叔赢得良好的口碑,生活上也越发宽裕起来。
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叔已供堂弟大学毕业,又在靠村小圩边买了一块地建房,虽然因为资金紧张,暂时建了一层半,也终究又有了新家。新房靠圩,生活方便,视野开阔。二叔希望再努力一年两年,把自家剩下的半拉子建房工程完工,就可以过退休生活啦。
正当二叔踌躇满志、满怀憧憬奔赴新的征程时,噩运突然降临在二叔头上。有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吃好二婶蒸好的酒酿蛋去工地上班,工作到半上午,头部隐隐作痛,难道今天的酒酿后劲更足么?二叔平时爱喝酒,几两白酒不在话下,一碗酒酿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头越来越痛,其他工友赶忙劝他休息。二叔在众工友帮助下回到家,头部还是剧痛。二婶叫了一辆摩托车送到乡卫生院,卫生院认为要送县医院去。二婶也不知如何是好,就在圩口等去县城的班车,此时二叔还清醒,说不要折腾,没事。可是等到了县医院不久,二叔就昏迷不醒了。送入重症监护室抢救几天仍然没有苏醒。这时,从外省工作赶回来的堂弟果断决定,送市附属医院。
在附属医院经过十几个日夜的抢救,二叔终于苏醒了。家人的不离不弃换回了二叔的新生。一个月后,二叔出院回到家,但是由于大脑受损严重,留下了后遗症,生活质量大大下降。那个活力无限的、无酒不成席的二叔,只能步履蹒跚地在门口踟蹰而行,大多数时候是目光呆滞地坐在门口竹椅上,看着马路上走上走下的人们。
熟悉的乡邻们看着这个当地有名的泥水师傅,都会远远地叫一句:“地长师傅!”这是对我二叔最好的问候。二叔听到这招呼声,就会睁开朦胧的双眼“哎”地应着。就这样,二叔再也没有出过远门。几年后,饱受病痛折磨的二叔永远离开了我们。
十几年过去了,二叔用一双巧手为乡亲们建起的一座座坚固而温馨的房子,依然展示着精美之感。人们经常提起,某某的房子是地长师傅做的,某某的院子是地长师傅修的。我的二叔,我的地长叔叔——人们口中的“地长师傅”,他虽然没有带走一砖一瓦,但他留给世人的作品,却为后人称道。
我的瓦工二叔
(本文为作者长篇纪实散文《我的父辈》连载内容。未完待续。)
供图肖北京(路开文化)
肖北京,1983年毕业于原江西赣南师范专科学校(现江西赣南师范大学)中文专业,中学高级教师,退休。现居江西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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