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侠：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

编者按

近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举行“公正司法 星耀浦江”新时代上海法院先锋发布活动，集中发布了一批政治品格忠诚、业务素能精湛、司法作风过硬、职业道德优良的先锋标兵及先锋。

他们如何走在前，做表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十期融媒体系列访谈节目《你好，上海法院先锋》。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上海法院先锋标兵、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信访办公室）副庭长王国侠的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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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实录

主持人：王国侠法官带来一张特殊的照片。照片上，你带着全国模范法官的绶带，手里拿着法槌，看起来意气风发。这是什么时候拍的照片？当时心情怎么样？

王国侠：这是我去北京领奖回来后拍的一张照片。说实话，虽然是前一天在北京领的奖，但是当我回到法院，看到领导和同事们，心情还是特别激动的。能够获评全国模范法官，对我个人来说是莫大的光荣。但这荣誉并不属于我个人，它属于我身后团结奋进的集体，属于每一位默默奉献、辛勤耕耘的同事。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能够成为上海法官队伍的代表被看见。我的心里是非常感恩和感激的。

主持人：这是一个挺高的荣誉，但你经常说，自己是从东北农村苞谷地里走出来的普通人，为什么这么说？

王国侠：这是客观事实，也是我的来时路。我的成长经历让我对老百姓有更多的共情，对民情民意有更多的体察。当然，我也有很深的土地情结。比如，我在人民法庭工作的时候，每次去村里办案或者普法，就像回老家一样亲切。绿色的稻田、错落的农房，傍晚的时候还有夕阳、炊烟，以及一阵阵的鸡鸣、犬吠。这都是我非常熟悉的画面。

我记得《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句话，“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我们的工作，每天所面对的就是这些虽然平凡，但仍在为各自生活而奋斗的普通人，所以怎能不保持敬畏之心、慎之又慎地处理手上的每一个案件。法官也是普通老百姓。我理解他们的不容易，也能够共情他们的急难愁盼。所以，这20年来，我始终觉得，初心不敢忘，就是要尽自己所能，为老百姓办实事儿。

主持人：你刚才描绘了一幅宁静、恬淡的乡村景象，这是要用心用情去守护的图景。除此之外，你还有一份追求，你曾说要消除模糊，消除什么模糊？怎样消除模糊？

王国侠：这是源于我喜欢的一本书，《认知觉醒：开启自我改变的原动力》里的一句话，“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我深深地认同这句话，可能每个人的性格不同，但拒绝模糊或者说消除模糊，确实是我自己多年工作的一个心得体会。

为什么说消除模糊重要？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人们会拖延、纠结、畏惧、害怕，根本原因往往不是事情本身有多难，而是内心的想法变得模糊。而模糊的感觉一旦产生，问题的边界就会被无限扩大，然后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所以，我经常跟年轻的同事说，即使你把手上的“骨头案”压到柜子的最底层，也照样会成为心头患。一个案件拖延越久、沉睡越久，难点就会越模糊，对你心理上造成的压力也越大。我自己的工作经验就是直面问题、消除模糊，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主要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认知层面，你要去层层拆解烦恼，让问题清晰化。我们可以层层深入向自己提问：首先，什么事情让自己焦虑？上台演讲，手头的难案，还是调研任务？然后，什么原因导致了自己的恐惧担忧？能力不足，准备不够，还是害怕某些事情发生？最后，再扪心自问，面对困境自己能做什么？如果做不到或者搞砸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一层层深挖下去，直到挖不动为止。我觉得，很多情况下，真正的困难比想象的要小很多。

第二个层面行动层面，你要拆解目标，层层分解任务，让自己的行动“别无选择”。拆解目标，直到找到最后的颗粒度状态，也就是在诸多可能性中建立一条单行通道，让自己始终处于“没得选”的状态。这样做，其实就是投入一次性选择成本，花费足够的脑力和心力思考出最佳选择，然后把计划写下来执行。

我觉得，“写下来”虽然是个笨方法，但是很有效。你做了一次选择，就把问题清晰化，因为你花费了足够的脑力去思考，把头脑中所有的想法和念头全部倒出来，这时候脑子就会瞬间变得清晰。

主持人：你是如何在具体案件中消除模糊的？

王国侠：我举个例子，是我曾经办理的一起幼童坠楼案。这个坠楼的小男孩只有28个月大。小男孩的爷爷奶奶在一个市场做生意，他的爸爸经常带着他过去玩儿。事发当天，小男孩的爸爸又带着他过去，在市场对外出租的公寓楼一楼大厅里玩儿。孩子的爸爸坐在门口看手机。他可能以为自己守在门口，小男孩只要不出这个门就没什么事。但这位父亲没有料到，大厅里有个电梯，小男孩玩儿的时候，看到别的小朋友进电梯后又出来，他就跟着进去了。可能是其他小朋友按的按键，小男孩坐着电梯上了四楼。这个公寓楼就四层，四楼有个露台。小男孩出了电梯，由于是很陌生的地方，他跑来跑去找不到方向，很茫然无措。后来我们看监控视频，非常可怜，小男孩沿着走廊跑到露台，露台连着外消防楼梯，小男孩就从消防楼梯上掉下去摔死了。

事故发生后，孩子的妈妈起诉到法院，认为公寓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求赔偿150万余元。她的理由是，大厅里有监控但没人看也没人管；外消防楼梯有个门但没锁，小孩子才跑出去的。公寓管理者认为，责任在父母，而且外消防楼梯门不锁也是符合消防规定的。一开始庭里讨论的时候，大部分意见是父母失职，公寓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调解过程中，公寓方也表示，愿意从人道主义出发赔偿五、六万元，再多就不同意了。

我到现场看了以后，就感觉公寓的责任应该不止10%。为什么这么说？首先，事发的那个露台，上面还搭了凉亭、小木桥，很显然是允许租客们上去活动的。那么，有人上去，或者有小孩子上去，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而这个露台连接着外消防楼梯，中间的门没有锁，即使符合消防规定，但明显存在安全隐患。

第二，即使是我这样一个成年人，站在消防楼梯上都感觉害怕，别说是小孩了。那个消防楼梯特别陡，而且是横栏，我们量了，空隙有33厘米。当然，我们去看的时候，公寓已经把消防楼梯加了铁丝网，现在肯定是掉不下去人了。

去过现场，我第一感觉就是不符合消防要求。当然，这都是我模糊的感觉。接下来，我要把这些模糊的感觉清晰化。我首先走访了消防支队。但消防支队就告诉我，露台连着外消防楼梯，包括门没有锁确实是符合消防规范的。但最让我纠结的就是栏杆间距的问题。有人跟我说见过类似的案子，横栏间距没有行业标准。我自己也上网搜索，确实没有搜到横栏间距标准，搜到的都是垂直栏杆的。但我就是觉得不可能，垂直栏杆有间距标准，横栏怎么会没有呢？我又去咨询了建交委，他们是专业负责建筑规范设计的。结果他们真给我找到了横栏的间距标准，不能超过11厘米。这样我心里就有底气了。

接下来，我们合议庭就开始做被告工作：第一，你栏杆间距不符合标准，超过11厘米了；第二，你作为公寓管理者，要保障场所的安全，对于有人活动甚至小孩子可能去的露台，应该预见其危险性并加以防范，但你没有；第三，预防危害发生的成本高不高，其实不高的，加个铁丝网就能解决的事；第四，你是经营主体，本身就是获利的，而且你在四楼露台搭建凉亭、小木桥，也是作为对外招租经营的一个卖点。你既获益又有过错，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向被告充分释明了诉讼风险。这时候，被告松口了，最终双方达成了调解。当然，这个案件，孩子的父母肯定承担主要责任。

这个案件的处理，我有几点体会：一是我们办案过程中，常识判断很重要，要多去现场看看，光坐堂问案是不行的，缺乏直观的感受；二是想化解矛盾，和稀泥很难达到目的，先分清是非很重要，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法官办案只有在是非责任非常分明的情况下，才能更容易促成双方达成调解；三是坚持深挖疑问，要有一种刨根问底的精神头儿，不能人云亦云、浅尝辄止。这也再次印证我的一贯做法，或者说工作体会，也就是消除模糊。当你扫清案子里的各个盲点和堵点时，真相就会水落石出。

主持人：过去办案的过程中，你可能经常会穿透这种复杂的事实，找到真相。后来，你到了审判管理的岗位，接触到很多数字化的工具，要用新的手段去解决新的问题，恐怕也需要找到一条规律，为后续类似案件的高质量办理提供参考？

王国侠：是的。个案的裁判目标是定分止争。近年来，上海法院加强数字法院建设，使我们可以通过场景建设的数字化手段，跳出个案，对类案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发现某一行业中存在的社会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其实就是向后延伸我们的审判职能，赋能同类问题的社会治理，防止类案纠纷的发生。

比如，我办理过一起孕期女职工被解除劳动关系的案件。原告许女士在怀孕两个月时，因旷工4天被公司辞退。许女士不服，诉至法院，要求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我们审理后认为，许女士孕期身体不适请假并未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她的请假行为不应认定为旷工。最终，法院判决用人单位的行为构成违法解除，应恢复履行与原告的劳动合同。

对于个案来说，到这就结束了。但我还想为“三期”女职工权益保护多做一些事情。后来，我牵头搭建了女职工“三期”劳动权益保护应用场景模型，筛选出近年来涉孕期、产假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劳动纠纷案件，从中分析其中的共性问题并形成专题报告，向相关监管部门、妇女权益保护部门等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建议。

主持人：为同类问题的治理提供一些建议，数字化的赋能在这样的场景中体现出它的重要价值。其实，你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参与矛盾的调解。说到基层矛盾化解，我们经常讲到“枫桥经验”，你是怎么用好用活“枫桥经验”，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的？

王国侠：“枫桥经验”本质上是一种基层社会治理方法，它的核心在于化解纠纷，实现“矛盾不上交”。我的理解，站在法院的角度，传承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就是要立足司法职能，以纠纷解决为中心，在纠纷产生的前端、中端、后端，都充分发挥和延伸我们的司法职能，实现矛盾化解。

之前在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工作的时候，我们创建了宝山区首个“枫桥式人民法庭”，也是缘于这个初衷。比如，在纠纷产生的前端，通过法治宣传、指导人民调解、参与无讼村居建设等，将大量矛盾纠纷消灭于萌芽状态，止于未发，这叫“治未病”；如果纠纷变成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这时我们的目标是实现案结事了，通过一个案子把问题解决掉，防止衍生案件的产生，这是“治已病”；而在案件结束后，再继续深挖司法大数据资源，开展“数助决策”，这就是“治类病”。所以，“枫桥经验”就是要求我们站在社会治理的角度，不能只办案，也不能就个案办个案。这些年，我们也一直立足司法职能，进行发扬“枫桥经验”、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探索。

比如，我们一旦发现某个村涉宅基地的房屋继承或者分家析产纠纷比较多，就会选择典型案例到村里进行巡回审判。结束后，我们会现场给旁听的村民们讲解有关继承的法律知识：谁有权利继承、继承的顺序、遗嘱的效力等。老百姓很感兴趣，也实现了“审理一件，教育一片”的效果。大家知道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在家庭财产的安排上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也就减少了家庭成员之间纠纷的发生。

主持人：之前有人称你是“小镇大法官”，如今你是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现在又获评新时代上海法院先锋标兵。你觉得身上的责任有什么变化？

王国侠：我确实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法官。但是，说起“人民法官”这个称呼，我一直心怀敬畏。我们一直说，“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这不是口号，而是要落实到我们的每一个案件、每一项工作中。怎样让司法裁判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让公平正义从纸面上走到人心里，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我想这既是初心，也是我们的使命与担当。二十多年来，我虽然岗位有变化，但丝毫不敢懈怠。

主持人：你未来还有怎样的规划，如何更好地发挥先锋的带头作用？

王国侠：我目前是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负责诉调对接工作。接下来，我想还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做好当下的事情。对内，多反思自身的不足，加强学习，补能力素质的短板；对外，多反思工作中的不足，加强改进，提高为民服务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