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末期，日本人已经很不好过了！

如果非要找一个抗战的转折点，那就是武汉会战。

会战束后，日军就开始不再把占领地盘当作目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吃不下了。

接下来的时间，日军基本都是打了就撤回来。

然后他们气急败坏地发现，每次他们一撤回来，中国军队不管之前被揍得多么狼狈，都会宣称自己“大捷”，反而进一步坚定了打下去的决心。

同时，因为本就是穷逼帝国主义，越打越捉襟见肘。

首先是人不够用了。

因为长时间的伤亡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人发现，后期来中国的日本兵还不如一根步枪高。

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一个驻守地主大院外加一个小炮楼的40名日军（有1挺重机枪、2门掷弹筒）可以抵挡八路军“一个团三天三夜的攻击”。

1941年在日军的“治安良好地区”，10个日本兵加一挺轻机枪也控制一个中国村庄或者车站——

可到了1943年，一栋炮楼、10个日本兵加一挺轻机枪的“标准配置”，却在八路军的攻击下撑不过一晚上，甚者几个小时就被拿下！

斋藤邦雄所在的第15旅团新增了3个营的兵力，就被要求必须要负责40个县的镇压任务——换言之，一个日军大队1200人就要对付5个中国县城及县域内的广大乡村。

到了1944年，就连日军旅团司令部所在的保定城都维持不了体面了。

每到晚上，八路军游击队在城外甚至在保定城内都能化身献忠战神附体、逮着日本侨民大爆金币。

甚至后期，日军面对中国军队在城内外的猛烈攻击，连一支拿枪的队伍都集结不出来，只好让日军的办公文员组成“大刀队”上阵。

更惨的是经济方面。

日军调整了对华战争指导准则，现地兵团保持长期持久的自给，在所有占领区获取各种所需资源，利用一切机会削弱中国抗日力量。

用大白话翻译就是：你们自己对付过吧，别指望国内了!

为什么会这样？

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日本为了继续维持战争机器，不得不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这让他们的黄金储备迅速下降，政府财政也出现了危机。而日本老百姓最为切身的感受是，吃不上大米了。

这里存在一个神奇的死循环。

战争需要工业，工业需要电力，电力需要煤炭。煤炭，日本没有，但殖民地朝鲜有；

大米日本有，但不够，需要大量进口。当然，有不少大米是从殖民地朝鲜掠夺来的；

现在，工业生产必须要提升，煤炭开采的规模也得扩大，那朝鲜矿工们的劳动强度就得加大。

按照原来的产量，挖煤的朝鲜矿工们吃点杂粮野菜也能对付。而现在要求产量提高，矿工们以前的伙食水平就支撑不了相匹配的工作强度了,

于是每次内阁开会，老鬼子们都要围绕到底是煤炭重要还是大米重要进行一番激烈扯皮。最后，首相米内光政决定，花费两亿日元进口大米。

这不是一笔小钱，它几乎相当于日本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这导致了日本工业生产的进口机划几乎成为废纸。

（日本军工厂的女工）

为什么不从中国占领区搞大米呢?

这就更要戳中鬼子的痛点了。

因为沦陷的华北地区，在这个时候极其精准地发生了粮荒。就算日本鬼子再能抢，但地里啥也不长、你还真的一点办法没有。

没啥可抢的不说，华北伪政权居然恬个逼脸敢向皇军要粮食，还把粮食问题上升到了共存共荣的政治高度。

皇军十分无语地减少了从中国掠夺粮食的数量，还特码大量进口粮食供应了华北地区，否则他们根本无法有效维持稳定......

国民政府的精英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即使不再发起进攻，日本也会被拖垮；

所以后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订了“守势作战计划”，在今后的战争中不再搞大规模进攻，而是防御，等鬼子自玩完。

这个“敌不来我不打”的办法，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中国军队再也没进行大规模的全面攻势作战。

当然，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的日本人更惨了。

尤其是在东北，因为刚刚胜利不久滞留在东北的日本人最多。民国大记者张高峰在沈阳目睹到这样一幕：

一个中国小乞丐跑到一家日本酒家要钱，日本老板哭穷，没有钱给。那个中国孩子恼了，不由分说上去就给了日本老板两拳。

而日本老板不但不敢还手，反而连连向中国孩子鞠躬，说好话讨饶。

“过去凶极一时的日本人，不仅没有了往日的威风，甚至在一个不讲理的中国小孩子面前也投降受辱了”。

为什么这么老实了呢？

不仅是他们战败了，重点是-----苏联军队来了。

那些世世代代把欺压中国人民看成理所当然的日本人民，此时非常清楚，在苏军枪口下，他们再敢对中国人动拳头，将意味着什么。

让中国人民出气，痛打比白莲花还无辜的日本人民，正是苏军的公开政策：

“实施报复的不仅是俄国人，俄国人允许‘所有非日本人公开抢劫三日’”！

沈阳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以及各级官员为了庆祝胜利，官民同乐，常常举办舞会、酒会。

在这些会上，“常有日本男女来做侍役或登台表演”，这些日本亡国奴们“总是赔着笑脸，或给来宾倒茶、点烟，或卖尽力气地表演”。

而且，苏军还与中国人分享一种特殊福利。

因为东北还有几十万计的日本女人们！

这些日本女人“完全顺从‘中介人’的摆布。

所谓中介人，主要的是日侨管理所的中国干部，各方‘权势’向他们要女人，他们晚间把年轻女子送到指定的地方。

沈阳外围某市的市长，每夜换一个日本女子侍寝，他向人夸耀，他打算一年睡三百六十五个日本女子，自称民族英雄。

管理日侨俘的处长和他所属的许多所长，都由当地党政要员兼任。他们从来不把这项兼职写在履历表上，他们的传记和墓志铭夸尽当年勇，从没提起管理日俘这一段。

国民党的军官们更放纵 。

年老的日本妇女晚上送年轻的日本女子来，那些军官喝酒的节目也省了，有时一个人睡两个，有时两个人睡一个......

报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