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黑道化，体制暴力化，哪些人要对历史怪圈负责？

作平按：2016年，我在前一个公号“聂作平的黑纸白字”上，推送过十篇写《水浒传》的随笔。后被新世界出版社看中，我便续写了一批，组成一部十几万字的小书，题为《绝望江湖：水浒传的另一面》。本文即选自该书。日前，书已上市。当当，卓越，淘宝，孔夫子诸平台及实体店有售。少量签名本，每册含邮70元，需要的朋友可加我微信：zpn9999；或直接在文后打赏，并留言告知快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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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或者说施耐庵笔下，存在着两个平行世界。

一个世界是江湖。

江湖鱼龙混杂，既有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如桃花山、清风山、二龙山的大小头领及数量不等的喽罗，也有开黑店杀人越货的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或是往来水上做些没本钱生意的张横张顺，以及冲州走府卖艺谋生的病大虫薛永和落草前的打虎将李忠。

按照薛定谔理论，世界始终处于熵增状态。熵增的过程，就是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换言之，随着时间推移，任何原本有序的系统，都将变得越来越混乱。

若套用一下薛定谔理论，我们就不难发现，大宋的江湖也处于一个熵增过程。

江湖的混乱失序，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落草为寇，并由小打小闹的桃花山、少华山、清风山、饮马川、二龙山走向了规模浩大的梁山泊，江湖向着黑道演变，成为暴力横行的乐土。

另一个世界是体制。如果说社会是一枚硬币的话，体制是正面，江湖则是背面。

体制象征着正统和正途，它涵盖了上自道君皇帝，下到衙役皂隶的一个庞大群体。体制的职责，首要者就是抵抗熵增，也就是努力维护秩序，不能任其走向混乱。

因之，江湖和体制是完全对立，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世界，尤其当江湖黑道化的时候，扫黑除恶便是体制的不二之选。

事实上，体制——或者说官府——的确也在努力抵抗熵增，不断打击黑道，维持大宋社会的良好秩序。

从书中所写来说，官府对黑道的打击，小至郓城县令命都头雷横和朱仝各带兵丁，在县境内四处巡逻，缉拿可疑人员；

中至青州知府攻打清风山，华州太守攻打桃花山；

大至朝廷屡派重兵进剿梁山泊，甚至贵为太尉的高俅也亲自带兵；

这一切，都说明官府对黑道的确持零容忍态度，工作并不是没做，功夫也并不是没下。

效果却是三个字：然并卵。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官府的坚决打击下，强人竟然越剿越多，强人实力竟然越剿越强。

如此反常的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如果仔细分析就可断言，至少，以下这些人得为此负责。

首先是不称职的皇帝。《水浒传》中，作为文学形象的道君皇帝，和作为历史人物的宋徽宗，虽略有差异，本质却一样：极不称职。

宋徽宗天性浪漫，热爱艺术和女人，过着锦上添花的诗酒生活。但看看中国历史，我们却有一个骇人发现：

大凡在艺术上有所成就的帝王，多半会给江山社稷和治下的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文人作皇帝，鲜有不败——王莽、萧绎、李煜、孟昶，以及宋徽宗，莫不如此。其原因在于，治国需要的是理性，来不得诗人的任意挥洒。

宋徽宗的艺术才能不用怀疑。他能诗善文，书法学唐代薛稷而独创“瘦金体”。

绘画方面，其才华更是独步天下，他在位期间，专设皇家画院，画家们享受着相当级别的优待，使得中国绘画史上从此有了宫廷派。

同时，由于本身的士大夫气，宋徽宗对草木花石兴趣浓厚。史称：“上在潜藩时，独喜读书学画，工笔札，所好者古器山石，异于诸王。”

一个人有某种爱好，尤其是艺术方面的爱好，这并非坏事。假如宋徽宗不是天下一人的帝王，他的成当令后世艺术家艳羡。

可惜，命运偏偏安排这位艺术天才当了皇帝。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一旦身为天子，他的任何爱好都可能带来让他也意想不到的后果，更何况像宋徽宗这种把自已的爱好和治理天下混为一谈呢？

宋徽宗在选用国家重臣上，基本不是按德才兼备来衡量，而是看他们是否与自己爱好投缘。

蔡京是一流的书法家，宋徽宗从喜欢他的作品到重用他的人，以至明知他是奸臣，却出于共同的爱好旨趣，再三再四地原谅他。

至于高俅因善于踢气球而被宋徽宗赏识，从一个破落户提拔到了太尉高位，更是令天下人寒心。《水浒传》虽是小说家言，其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高俅如何因共同爱好而被宋徽宗提拔的细节：

“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分模样，这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

“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就留在宫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离。

“却在宫中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妙道君皇帝。

“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

“后来没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到殿帅府太尉职事。”

其次是弄权误国的重臣。读者想必还记得，青面兽杨志，三代将门之后，原是大宋帝国大功臣杨继业的孙子，只因押运花石纲出了事，人生的路越走越窄，不得不上山落草，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

所谓花石纲，那是宋徽宗时代一种令人谈虎色变的不祥之物。

崇宁四年，宋徽宗下令在苏杭设立应奉局，其职责是搜罗江南奇花异石，通过大运河和汴河运往东京汴梁。

这些运送的船只连绵不断，以十只船为一纲，称为“花石纲”。

如果只是运点花草木石，作为一国之君，原也无可厚非。可这种帝王的闲情逸致一旦通过国家机器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其后果之严重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

负责花石纲的官员叫朱勔，在他认真负责的工作下——

“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领健卒直入其家，用黄封表识，指为御前之物，使护视之，微不谨，即被以大不恭罪。及发行，必撤屋抉墙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异，共指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远。”

奸佞最大的本事就是善于借助来自皇帝的旨意，然后以此为借口，合法地陷害他人并谋取利益。

朱勔在这方面自然也是行家里手。他在江南搜罗花石纲时，一旦看上了那些家有巨资而又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的士绅，就宣称他们家的某块石头或某盆花已被圣上看中，将要征用。

他并不急于将石头或花木运走，而是要等上一段时间后，等到石头或花木与原来的形状有了些许不同——比如花谢了，石头被雨水淋出了青苔。

这时再去以圣上需要的名义索取。其目的就是为了指责主人家看管不善，致使御用之物遭受损失，乃是对圣上大不敬。

识趣的主人只能蚀财免灾，朱勔的收益就此滚滚而来。

即使主人看管小心，花草木石没有任何变化，朱勔还是可以合法地陷害你：

运输御用之物，当然不能像民间那样草率。花石所经之处，必须拆屋推墙―——等到那害人的花石运出你的家门，你家的房屋已被拆得一遍狼藉。

罢罢，还不如贿赂一下吧。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要是不幸被卷入花石纲，其后果必是灾难性的：“中家破产，或鬻卖子女以供其须。”

一个帝王的业余爱好，竟然闹到了中产阶级都要破产，只能卖儿卖女才能应付的地步，这种爱好还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吗？

操纵花石纲者的朱勔之流，其利益则是惊人的。他以采办花石纲为名，“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

除了经济上的暴利，更厉害的是政治上的权势，他因采办花石纲而成为宋徽宗眼里的大红人：

“势焰薰灼，衮人秽夫候门奴事，自直秘阁至殿学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罢去，时谓‘东南小朝廷’”。

杨志对王伦和林冲等人讲述他的遭遇时曾说：“道君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不想洒家时乖运蹇，押着那花石纲来到黄河里，遭风打翻了船，失陷了花石纲，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处避难。”

杨志身为制使，且数代为将，祖上为国家立下过赫赫战功，仅仅因自然灾害出了点差错，就不得不逃匿江湖，何况一般人呢？

天子和他身边的一帮重臣，他们本是帝国这条大船最重要的掌舵人，可他们要么贪图享乐，不理朝政；要么滥用权力，弄权误国。

以高俅来说，上任第一天就是报当年被王进的父亲一棒打翻之仇，之后又为儿子霸占林冲老婆而不惜陷害部下。

王进逃奔，林冲落草，杨志刺配，一切都基于高俅的迫害。

金圣叹说《水浒》所描绘的乱世乃是“乱自上作”，可谓一针见血。

关胜既是圣人之后，又是朝廷命官，可他对大宋时局非常清醒，他说：“目今主上昏味，奸臣弄权，非亲不用，非仇不谈”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江，一直坚持认为皇帝是好的，只是奸臣弄权，蒙蔽圣聪而已。梁山也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第三是胡作非为的地方官。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枢如此，地方照猫画虎，只能越加走样。书中涉及到的几个地方官，莫不如此。

如梁中书镇守北部边疆，是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封疆大吏。

从某些细节——如他对杨志的赏识和提拔——能看出他似有知人之明，还不算太昏庸无能。

但他为了讨好老丈人，每年“使人将十万贯收买金珠宝贝，送上京师庆寿”。鲁智深打死郑屠户，官府为捉拿他出的赏钱不过一千贯，十万贯之巨可想而知。假如不是搜刮民脂民膏，梁中书的宦囊何以如此丰厚？

比梁中书等而下之的，则是江州知府。江州知府蔡德章，乃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

千里做官只为财，他到江州出任知府，目的不过是把为官一任当作敛财一方的手段而已，“为这江州是个钱粮浩大的去处，抑且人广物盛，因此太师特地教他来做个知府。”

青州知府慕容彥达，因裙带关系而地位显赫，他“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

慕容彥达先是轻信刘高之言，逼反花荣。接着又轻易中了反间计，杀害了秦明一家老小，使得秦明死心塌地做了强盗——慕容最终也死在秦明手下：“早被秦明一棒，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

其他诸如东平知府程万里，系童贯家的门馆先生；华州太守贺知府，系蔡京的门人……

几个地方官里，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高唐州知府高廉。

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也就是堂兄弟，这源自高家的血缘，意味着高廉有一个极强硬的后台——如前所述的从青州到江州，从东平到华州，哪一个地方官又在朝中没有后台呢？

这更像一个寓言，即民间所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这些后台强大的地方官，关系盘根错节，他们的保护伞，出入中枢，高居庙堂。他们虽然“为官贪滥，作事骄奢”，却既不用担心被查处，更不用担心丢官失职。

高廉“倚仗他哥哥势要，在这里无所不为”。高廉依附高俅，而高廉身为高唐州知府，乃高唐最高长官。他本身也是权力，虽然不如高俅大。

但只要是权力，就会有人去依附，并倚仗他的势要。其中，便有他的妻舅殷天锡。

有时候，权力的依附者，甚至比手握权力者本人还要坏。

比如殷天锡。“那厮年纪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在此间横行害人。”

如果说蔡知府将宋江打入死牢，贺太守抓捕史进都还称得上事出有因的话，那么，殷天锡就是赤祼祼的横行霸道了：

他看中了柴皇城家的花园，直接带了三二十个人，“径入家里”，要求柴皇城搬走，让他来住。

光天化日之下的明抢，与强盗无异。柴皇城不服，与他理论，“反被这厮推抢殴打”。

柴皇城是什么人，他既是江湖上有名的柴大官人的叔叔，更是让出皇位给赵家的柴世宗的后裔。

当年，宋太祖曾有指示：子孙后代必须善待柴氏子孙，并赐予柴家免死的丹书铁券。可以说，柴家就是赵宋王朝的第一统战对象。

但是，天璜贵胄的出身，禅让皇位的大功，太祖皇帝的圣旨，统统都抵不上一个现任知府的小舅子。

因为，出身、大功、圣旨，一旦时过景迁，都成了虚的，假的，弱的；只有正握在手中的权力，才是实的，真的，强的。

这些地方官，按理，他们的职份是守土安民，与作为黑恶势力的强人原本应该势不两立——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势不两立；然而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官却又是强人催化剂乃至强人制造者：

家财万贯养尊处优的柴进，虽与包括梁山在内的强人多有往来，但他并无落草的想法。他从大宋统战对象蜕变为梁山强人，责任在高廉。

梁山好汉劫法场，宋江带着司法人员戴宗、李逵以及不法渔民张横、张顺、李俊、李立等人落草，责任在蔡九知府——一个醉汉酒后写了几句反谓反诗，由于黄文炳急切邀功，蔡九知府上纲上线，小事变大，大事变得不可收拾。

第四是为非作歹的乡绅。皇权不下县的古代，基层社会的稳定，依靠乡绅来维持。

《水浒》中有不少心地单纯，与人为善的乡绅，那就是多位太公——史进的爹史太公，桃花村的刘太公，穆家庄的穆太公，以及宋江的爹宋太公，基本如此。

不过，太公行列，也有为非作歹，终至将好汉们逼上梁山的恶人。比如毛太公。

解珍、解宝两兄弟乃登城外猎户，因山上豺狼虎豹出来伤人，登州知府“拘集猎户，当厅委了权限文书，捉捕山上大虫”。

《水浒》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即不论登州还是沂水或是阳谷，凡有大虫出来伤人，官府不是派兵丁捕猎，而是责令当地猎户，限时要他们捕获，否则打板子。

官做到这种地步，可以说权力都是自己的，责任都是他人的。

解氏兄弟好不容易射中一只虎，不想那虎跌下山时，滚进了毛太公家后园。两兄弟前去寻虎。

从对话看，双方既是乡亲，平时也有往来，是以十分客气，解氏兄弟称毛太公伯伯，毛太公称解氏兄弟贤侄。

然而，在突如其来的利益面前，温情脉脉的面纱立即被撕破——毛太公让儿子把老虎带到官府请赏，并污蔑解氏兄弟“混赖大虫，各执钢叉，因而抢劫财物。”

毛太公不仅有钱，而且有势——他的女婿乃州上的六案孔目，姓王名正。

所谓六案孔目，盖旧时州县，设有与中央六部对应的六房，即吏、户、礼、兵、刑、工，各房均由不同吏员执掌，六案孔目则是总其事者，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办公室主任。

解氏兄弟除了一身武艺，既无钱，也无权，被押到州里，知府听信毛家一面之词——何况毛家女婿还是他的办公室主任呢，将两解一番痛打，戴上二十五斤重的死囚枷，“钉下大牢里去”。

毛太公父子明白，为了这只大虫，这是与解氏结下了无法消解的大仇，“不若一发结果了他，免致后患”。

假如看管解氏兄弟的小牢子乐和，不是与他们有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而且又甘愿为其奔波联络；

假如解氏兄弟的表姐不是敢作敢为的母大虫顾大嫂；

假如顾大嫂的丈夫，不是登州驻军指挥官孙立的亲兄弟……

——总之，假如不是有这么多的假如，那么，解氏兄弟的最终结局，一定是冤死狱中。

顾大嫂出面，组织了孔立、孙新、邹润、邹渊，将死牢里的解氏兄弟营救出来，并杀死了罪魁祸首毛太公父子及其女婿王正。

此事对大宋政府来说，损失极为严重：它不仅让人们又一次看清了官员如何殉私枉法，豪绅如何任意横行，小民如何随时可能被有钱有权者置之于死地；并且，一个地级市的军队首长，公然劫狱后投靠梁山做了强人。

套用今天的话来说，政治影响非常恶劣。

从皇帝到中枢，从地方官到乡绅，他们本应是大宋王朝稳定的磐石，然事实上，这些磐石却干着砸自己脚的蠢事。

在他们的合力作用之下，越来越多奉公守法的良民百姓，要么在被欺压后走投无路，只能毅然绝然地逼上梁山。

要么还对现实存有幻想，甚至想要为朝廷出力，以便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

但最终，残酷而黑暗的现实下，幻想只能幻灭，希望只能像肥皂泡一样一吹即破，而他们的一刀一枪，便不是为朝廷出力，而是为大大小小的山寨出力。

于是，大宋朝才出现了这种令人拍案惊奇的怪圈：

强人，越剿越多；强人势力，越剿越强。

这怪圈，恰如唐朝诗人李涉赠送绿林好汉的诗所描绘：

暮雨潇潇江上村，

绿林豪客夜知闻。

他时不用逃名姓，

世上如今半是君。

无论哪个版本的《水浒传》，第一回或楔子均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

张天师不听道人们苦劝，打开了上清宫伏魔殿中的地穴，放出了大唐时候洞玄国师封锁在穴内的一百0八个魔君。

那道从地穴深处喷出来的黑气，在“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这便是三十六员天罡，七十二名地煞，也就是纵横江湖，让朝廷头痛不已的梁山泊一百单八将。

其实，世上既没有天罡，也没有地煞，更没有生来就铁了心反社会的强人，只有那些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走投无路者，终于被现实逼作强人。

误走妖魔的不是洪太尉，而是上至皇帝，中到官员，下到乡绅的大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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